前言：福王朱常洵，明末最具爭議的親王，同時可能也是最受詬病的一位親王。

崇禎年間河南大旱，民不聊生，結果老百姓卻一致把矛頭對準朱常洵，認為朝廷只知福王，不知百姓，即所謂的“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陽富于大內”。甚至于來剿匪的明軍路過洛陽（福王封國）之時，也對富有卻吝嗇的朱常洵極為不滿：“王府金錢百萬，而令吾輩枵腹死賊手。”

那么這位福王殿下究竟是何許人也？他是不是真的如傳聞所說，被李自成義軍給煮了吃掉了呢？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

福王其人

朱常洵，生于萬歷十四年（公元1586年）正月初五日，明神宗朱翊鈞第三子，生母貴妃鄭氏。對于這位皇子的出生，神宗非常高興，隨即進封鄭氏為皇貴妃。

皇長子朱常洛，恭妃王氏所生，比朱常洵大三歲，并不得寵。皇次子朱常溆，鄭氏所生，因為皇帝本人的關系，這位皇子不幸夭折。據說神宗對鄭氏賭咒發誓，一旦她再有兒子，一定冊立其為皇太子。

時鄭氏寵冠后宮已三年矣，初妊邠哀王，上與之戲，逐而傷之，生三月不育，鄭恚甚。上憐之，與私誓，即更舉子，則立汝子為東宮。至皇第三子生，賚予特厚。—《先太常公傳略》

然而由于皇長子的存在，神宗皇帝想立皇三子為太子，無非有幾個方案。

方案一：援引當年太祖皇帝誥封常遇春庶次子常升為開國公時候的原話：“其立子之法，論嫡而不論賢。或無嫡而立庶，則論賢而不論長。”換句話說，皇帝只要堅持皇三子賢于皇長子就可以。但問題在于，神宗本人還有一個庶弟潞王朱翊镠，萬一文武大臣逼著太后以此為借口更換皇帝呢？

方案二：效仿先祖宣宗朱瞻基的做法，逼皇后王氏退位，改立鄭氏為皇后。但此一時彼一時，當的宣宗手握兵權，而且貴妃孫氏生育皇長子，皇帝陛下是先立皇長子為太子，再請原配皇后胡氏退位讓賢。

方案三：熬死皇后，或者熬死皇長子。皇后一死，鄭氏進位中宮，朱常洵子憑母貴。皇長子一死，朱常洵自動升級為第一順位繼承人。然而很可惜，皇后和皇長子雖然身子骨都不怎么樣，但天意弄人，皇后比只比神宗早死三個月，皇長子只比父皇晚死一個月，就是不給你一丁點機會。

在和群臣斗爭了十多年以后，神宗終于抵擋不住壓力，在萬歷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十月十五日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冊封皇三子朱常洵為福王。然而時光飛逝，十年過去了，已經二十六歲的福王朱常洵卻依然沒有就藩，每天悠哉游哉地待在京師。

自萬歷四十年（公元1612年）起，言官們輪番上陣，催促福王盡快就藩，然而神宗卻始終不予理睬。萬歷四十一（公元1613年）年六月初二日，企圖行刺太子的“王曰乾案”爆發，幕后黑手直指鄭皇貴妃。

其實以筆者對于文官集團做派的了解，這很可能就是一樁自導自演的鬧劇，目的就是以輿論來倒逼皇帝。神宗對此心知肚明，若是繼續拖延，下一次行刺的目標，可能就不是太子而是福王了。皇帝陛下傳諭內閣，表示會讓福王在次年，你們就不要鬧了。

當皇祖時，皇考與景王名封比肩，故人心猜疑。今皇太子與福王名分不同，大義已定。又有諸皇孫，何疑之有？—《明神宗實錄卷五百九》

萬歷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二月，福王朱常洵正式之國洛陽。據《明宮詞》的記載，神宗對愛子的離去極為不舍，史稱“王出宮門，召還者三”。不但如此，福王和神宗約定三年后赴京朝覲，皇帝甚至還覺得三年時間太長：“三歲一千日，但恐皇父不待汝，如何？”

或許內心覺得虧欠，神宗對福王給予了經濟上的巨大補償。即使在明熹宗和崇禎帝即位之后，福王以“地近屬尊”，也就是離得近輩分高的緣故，兩任皇帝也都“尊禮之”。

福王之死

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的時候，當朝皇帝朱由檢下了一道圣旨，對全國各地數量龐大而效率低下的驛站進行精簡，一個名叫李自成的驛卒就此失業。

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的時候，李自成率領的義軍殺入河南，兵圍洛陽，此時他有了另外一個稱號：“闖王”。

面對嚴峻局面，朱常洵并未一毛不拔，而是調撥千兩黃金以犒賞三軍，并且在白天的戰斗中順利擊退闖軍。然而到了晚上，河南總兵官王紹禹的部下親兵卻打開城門，洛陽就此失陷，福王朱常洵遇難，終年五十六歲。消息傳回京師，崇禎帝朱由檢大為震悼，輟朝三日，賜謚曰忠。

然而問題來了，朱常洵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 《明史》的說法

身為神宗皇帝的兒子，而且又是萬歷年間國本之爭的風云人物，朱常洵自然值得《明史》為其立傳。根據《明史》朱常洵本傳的說法，他是被李自成義軍俘虜，隨即遭到殺害。但從兩位承奉（王府內的宦官）還能伏尸而哭，說明朱常洵死后尸體完整。

常洵縋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賊跡而執之，遂遇害。兩承奉伏尸哭，賊捽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棆粉無所恨。”賊義而許之。桐棺一寸，載以斷車，兩人即其旁自縊死。—《明史卷一百二十·列傳第八》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時候，在孟津縣麻屯鄉廟槐村南約五百米米處，出土了朱常洵的壙志，由其子朱由崧，即日后的弘光帝所撰寫，安葬時間是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正月。

所謂的壙志，本來是對死者的蓋棺定論，原則上也必須得到朝廷的認可。但是由于壙志中朱常洵的形象過于高大，比如稱其“居國敦厚和平，親賢樂善，遇士大夫有禮”，而在闖軍破城之時，福王殿下又挺身而出“指賊大罵”，最終遇難。這還是《明史》中那個“所好惟婦女倡樂”的朱常洵嗎？

然而就是同一部《明史》，在流賊傳中，對福王死后的遭遇給出了另一個說法。

十四年正月攻河南，有營卒勾賊，城遂陷，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汋王血，雜鹿醢嘗之，名“福祿酒。”—《明史卷三百九·列傳第一百九十七》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認為福王死前并沒有受到什么非人的折磨。而在朱常洵死后，有軍士將他的血混在鹿肉醬里面嘗味道，可以視作一種對權威的踐踏，但也僅此而已。

• 野史的說法

那么問題來了，“福祿湯”這個說法又是誰第一個提出來的呢？從現存史料來看，應出自于明末清初學者彭孫貽所著的《流寇志》。

闖賊跡福王所在，執之。王見自成，色怖乞生。賊置酒大會，臠王為俎，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

這里的描寫很有意思，和《明史》以及《壙志》完全不同，福王從“慷慨激烈，與城俱亡”的英勇形象，變成了“色怖乞生”的膿包模樣。臠，指切成小塊或小片。

彭孫貽，浙江海鹽人，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鄉試第一。其父彭觀民，在南明隆武朝官至太常寺卿。明朝滅亡之后，彭孫貽杜門侍母，終身布衣蔬食，堅決不在清朝為官，氣節上沒有任何問題。

崇禎帝殉國后，在南京登基的弘光帝朱由崧，正是福忠王朱常洵之子。國本之爭中，老福王得罪了文官集團。而小福王又沒能守住江南的半壁江山，他的評價自然也好不了。換句話說，以彭孫貽在明亡之后的表現來看，他不可能對福王父子有任何好感。

然而即使如此，彭孫貽的說法也更接近于《明史》，只是從沾血變成了片肉，也沒有大鍋煮活人這樣恐怖的場面。

結語：無論是《明史》或者《流寇志》之中的說法，福王朱常洵都是被義軍正常殺害，不管他死后是被正常安葬，還是沾血或者片肉，至少沒有水煮活人。至于這個駭人的說法到底出自于何處，恐怕已經很難理清。

明末宗室民憤頗大，李自成破城之后對其進行屠戮，很大程度上是甚得人心之舉。但是福王父子影響太大，上到清廷，下到文人，都不喜歡他們。所以“福祿湯”的說法，既妖魔化的闖軍，又丑化了福王，皆大歡喜。至于真相，除了當年的親歷者，又有誰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