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昨天，我寫了文章《楊振寧先生逝世了，想起多年前網友對他的兩點爭議》。今天我想接著再談圍繞著楊振寧先生的兩點爭議。
一個爭議是，1971年，中國正處于“文革”高潮時期，楊振寧卻在美國大學演講時對“文革”贊不絕口，說：“美國應該向中國學習。”
楊振寧先生當時對“文革”的贊美，在現在看來，當然非?；闹嚵恕＿@是以我們的后見之明來看了。改革開放之后，對自己當初贊美“文革”的這些言論，楊振寧也表示過反省，表示過自己當初的想法錯了。
當時的楊振寧為何會做出這樣的表達呢？
于是我看到有些學者從左翼知識分子思想的局限性這方面長篇大論地去論證這個問題，說得頭頭是道。但我認為楊振寧贊美“文革”的原因也許沒有那么復雜，原因其實可能很簡單，就是因為他有家人在國內，換句話說，他有“軟肋”，尤其是他的岳父杜聿明還是國民黨“戰犯”。他不想連累他的家人，也許僅此而已。當然有朋友會說，那楊振寧也完全可以保持沉默，而不必贊美啊。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一個“不贊美即被視為批評”的時代，那個時代的人沒有保持沉默的權利，沒有不贊美的自由。
而且，正是由于楊振寧利用他與毛、周的關系，保護了當時國內一眾頂尖的科學家免遭迫害或提前被解放，這其中就包括了他的老同學鄧稼先。
據說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有一句名言：“我寧愿相信為了救家人而得罪全世界的人，也不愿相信連自己家人都不在乎卻會愛全世界的人。”而楊振寧先生無論是為了自己的家人，在不作大惡的情況下，說一點違心的話；還是利用自己的特殊關系，力所能及地解救了國內的一批科學家，都是符合最基本的人性的，也說明了楊先生是一個有人情味兒的人。
我想起明朝初年因為拒絕給篡位的明成祖朱棣起草詔書，而被“誅十族”的諍臣方孝孺；也想起了納粹德國統治時期，因為拒絕向希特勒行納粹禮而本人受迫害、妻子被殺害的德國青年奧古斯特·蘭德梅塞。方孝孺和奧古斯特·蘭德梅塞舍身取義、殺身成仁的義舉，當然令人高山仰止，但是我們不能苛求社會上每一個成員都學方孝孺，都學奧古斯特·蘭德梅塞。方孝孺和奧古斯特·蘭德梅塞舍身取義令人肅然起敬，像楊振寧那樣為了家人的安危而說些違心的話也可以理解。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做道德上的完人、圣人。
再談談“楊翁戀”那點子事兒吧。這20多年來，社會輿論對于“楊翁戀”的非議，嚼舌根從來都沒有停過。我覺得吧，人家兩個人到底是什么狀態？翁小姐嫁給楊先生到底圖啥？外人無從知曉。我們不能拿自己的見識來看待別人。那樣水準、那樣檔次的兩個人，可能真的是有柏拉圖式的愛情。你怎么肯定人家翁小姐就是圖遺產呢？這也太武斷了吧？你是，你怎么知道人家也是??？你不能用你一個俗人之心去度高人之腹。如果是你，你肯定會那么想，那是你的事兒，別把你的想法強加在人家楊振寧和翁帆那個層次的人身上。就憑翁帆溫馨地陪伴楊振寧走過了他人生最后的21年，讓這老頭晚年過得開開心心、幸幸福福的，就說明翁帆這個妻子是稱職的。翁帆也是一個高知女性，她敢于打破世俗的非議與楊振寧結合在一起，就說明她真的有可能是真心仰慕楊振寧的才華、學問、修養和境界。兩個人結合在一起，并不一定都是出于經濟利益或肉體欲望。人家那個境界、那個層次的人，兩個人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不是一般的俗人按照自己粗淺的理解甚至粗俗的理解能解釋的。你那么想，你以為別人就也那么想嗎？
改革開放以前，學校的教室里掛的都是雷鋒、王杰、劉胡蘭等人的畫像；到了改革開放之后，教室里掛的畫像就變成了愛迪生、居里夫人、愛因斯坦、楊振寧這些科學家。改革開放真的是改變了幾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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