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鮑韶山（Warwick Powel）

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設計學院教授，Smart Trade Networks創始主席

凱恩斯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強加給德國的懲罰性賠款，通過讓一個國家蒙羞和貧困，為未來動蕩埋下了種子。他的洞見既是經濟的，也涵蓋道德和政治，那就是，持久的和平需要寬宏大量，而非報復。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平的經濟后果》一書（1919年）至今仍是現代史上對戰后解決方案最具先見之明的評論之一。他在書中警告稱，當勝利者不再有謙遜的意識時，勝利就會將自己掏空。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強加給德國的懲罰性賠款，通過讓一個國家蒙羞和貧困，為未來動蕩埋下了種子。這個國家一旦被剝奪尊嚴和希望，就不會長期順從強加給它的秩序。他的洞見既是經濟的，也涵蓋道德和政治，那就是，持久的和平需要寬宏大量，而非報復，其前提是一種包容而非排斥的架構。用今天的話說，它拒絕針對外部國家的集團，尋求將國家關系建立在“不可分割”的和平理念之上。

一個世紀后，隨著西方500年殖民和帝國統治時代明顯衰落，凱恩斯的警告再次回響。由于西方政治在烏克蘭戰略失敗及未能遏制中國崛起，西方主導的單極秩序崩潰加速，這不僅標志著權力的重新分配，也標志著道德和思想合法性的危機。長期以來，歐洲和后來的美國習慣于按自身形象塑造世界，如今發現自己亂了方寸，無法適應一個不再接受它們例外論的世界。

西方也經歷過這種情況，盡管是以不同方式。1991年蘇聯解體時，美國及其盟友不僅宣稱冷戰勝利，而且宣布“歷史終結”。美國進入所謂單極時代，認為其主要競爭對手的崩潰表明，自由資本主義和美國主導地位不僅代表勝利，而且將普遍存在、永遠持續。沒有寬宏大量，而是傲慢自大。我們沒有包容，而是擴張。機會尚在時，西方沒有尋求將俄羅斯納入共同安全和經濟架構，而是擴大自己的架構，不斷向東推進北約，并將“促進民主”論調作為戰略滲透的工具。

▲6月22日，特朗普宣布美國襲擊了伊朗多處核設施。

在2023年出版的《死于劍下》一書里，作者莫妮卡·達菲·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和西迪塔·庫希（Sidita Kushi）指出，在這30年的單極主導時期，美國平均每年進行的軍事干預比其歷史上任何其他時期都多。冷戰結束并沒有帶來和平紅利，反而帶來了軍事行動主義的膨脹，從巴爾干半島蔓延到中東，從中亞蔓延到北非。華盛頓將主導地位誤認為刀槍不入，將權力誤認為美德。它無法想象這樣一個世界，即自己是眾多國家之一、而非全球事務的唯一仲裁者。用凱恩斯主義的術語說，這就像全球范圍的《凡爾賽條約》，勝利者將統治誤認為穩定，并在此過程中種下自身毀滅的種子。

如今，后果顯而易見。“政治西方”的道德權威支離破碎，其金融和安全架構岌岌可危，其普遍繁榮的承諾被揭穿為自私自利的神話。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亞的戰爭，制裁和金融的武器化，主權和人權的雙重標準，這些都侵蝕了人們對西方模式的信任，并迫使全球南方國家紛紛尋求替代方案。單極時代非但沒有鞏固和平，反而制造了一個長期沖突和疏離的世界。

對于崛起的大國，包括中國、俄羅斯以及更廣泛的全球南方，如今面臨的誘惑是用它們特有的必勝信念來應對西方衰落。打個比方，就是“踩住它們的喉嚨”。然而歷史告訴我們要克制。凱恩斯的教導是，羞辱滋生怨恨，怨恨滋生沖突。一個公正穩定的新秩序不可能來自報復，它必須來自慷慨和戰略耐心。

迄今為止，中國和全球南方大部分國家似乎已內化了這一教導。它們沒有強加或懲罰，而是尋求賦能，構建一個擴大而非縮小參與、融合而非孤立的多極體系。“一帶一路”、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等倡議背后的愿望，不是用另一種霸權取代西方霸權，而是要消解主導世界這一邏輯本身，建立一個共存、共同發展的世界。這就是踐行寬宏大量，以謙遜而非傲慢的方式運用權力。

正在進行的貿易談判是當代另一個例證。中國已表明，它不再屈從于西方的擺布。美國2025年4月2日啟動“解放日”關稅時，中國針鋒相對地予以回擊。美國被迫與中國達成緩和，為談判鋪平了道路，中國在談判中逐漸確立了與美國比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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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軸大戲是中國2025年10月9日宣布實施適用于多種稀土元素（REE）和其他材料的出口許可條例。對此美國暴跳如雷，其政治經濟的物質軟肋展露無遺。后來，雙方談判代表在吉隆坡會面。當時，雙方已達成框架協議，使各自領導人能夠推進相關事宜。中方并未透露細節，美方則迅速為可能包括的內容放開猜測空間。這是美國人的標準操作程序，對他們來說，“宣稱公關勝利”對合法性至關重要。

威脅性的100%關稅將進一步推遲。斯科特·貝森特認為它是美國影響力的“獲勝”，而現實是美國負擔不起更多關稅。美國需要擺脫失敗的政策，而中國慷慨地提供了一條出路。此外，有報道稱中國有再次購買美國大豆的可能。這對特朗普來說是一個痛點，因為，尤其是當阿根廷獲得救助后取消了出口關稅并向中國出售大豆時，他的中西部農業基本盤背叛了他的政府。

稀土出口許可的適用以某種形式推遲。我們看到的就是一種力量的轉變。中國已經展現出以實物回應的能力（它現在地位相等，可以在“平等和尊重”基礎上與美國接觸），中方手中的許可特權與曾經美國獨家所有的一樣。窗口更可能在于具體機制和申請程序，什么是軍民兩用，哪些配額門檻是“觸發風險因素”，如何加快快速流程，等等。官僚主義的細節正是國家機器喜歡運作的空間。法規已經到位，這是沒有回頭路的。目標也已重新定義。現在，“討價還價”已進入另一個層面。

控制稀土元素全球流動及使用的能力成功確立，這在一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盡管中國不斷“暗示”可能升級管控。回想2023年下半年，鍺和鎵的出口管制措施已開始實施。中國現在有能力進一步塑造全球價值流動。2018年3月特朗普發動貿易戰時，稱“貿易戰是好事，而且很容易贏”，而中國竟然能對稀土元素實施新管制，這令人難以想象。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全球領導力方面，中國的哲學取向與西方尋求主導的沖動截然不同。根植于自身文明傳統的“和而不同”理念表明，秩序不必依賴一致性，相反，它源于差異的協調，源于在不同利益和價值觀之間找到平衡。這與西方的普世主義模式形成鮮明對比。西方普世主義模式歷來要求以意識形態上的一致作為包容的代價，以制裁和懲罰作為不遵守規則的默認補救措施。

在實踐中，這一理念支撐著中國全球倡議的設計。例如，“一帶一路”倡議并不要求參與方采用特定政治或經濟模式，而是尋求圍繞共享基礎設施、貿易和技術發展開展務實合作。它強調互聯互通而非控制，互惠互利而非零和競爭。同樣的邏輯也適用于“金磚國家+”，它將制度和傳統迥異的國家在平等和尊重主權基礎上聚集在一起。其目標并非用一個霸權取代另一個霸權，而是構建多元共存的制度框架。

▲當地時間10月25日至26日，中美兩國經貿團隊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中美經貿磋商。

就連與美國的貿易談判也體現了這種心態。對中國而言貿易是一種“雙贏”關系，只有美國堅持認為它是零和博弈。貿易談判表明，只有貿易雙方都能受益，貿易才能奏效。中國已經證明它能適應美國的市場壁壘，過去幾個月的證據證明了這一點。與非美國市場的貿易擴張正在加速，這一趨勢不會減弱。但這不意味著中國不想與美國貿易，而只意味著它可以不這樣做。

就中國而言，拒絕進入美國市場將是短視之舉。此外，中國的認知源于它對運轉良好的多極世界的構想。一個貧窮孤立的美國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這一點我之前就提出過。但是，一個奉行單邊主義、好戰的美國同樣不符合正在形成的多極格局。

這種情況已經改變。

中國、俄羅斯、日益壯大的金磚國家以及全球南方國家，正以一種獨特的多極化方式追求各自目標。西方模式歷來依賴脅迫，主要通過制裁、軍事基地或意識形態宣傳，而新興的多極化方式則通過伙伴關系、示范和互惠來尋求影響力。這是一種賦能的權力形式，它能增強而非削弱其他國家的能力。中國自己作為一個“強大的賦能大國”崛起，其對多極世界格局的理解通過一系列全球倡議清晰地表達出來。

這種做法不僅代表戰略調整，也代表道德的演變。它認識到，權力要想合法，對其使用就必須克制和具有遠見。西方1991年以來的失敗是想象力的失敗，也就是說，它無法設想沒有支配能力的權力和沒有從屬關系的領導力。凱恩斯所說的“寬宏大量”恰恰需要想象力的飛躍，將自身勝利視為建立更廣泛和平的機會，而不是鞏固自己的優勢。

如果凱恩斯還活著，他或許會從中國的發展融資、耐心的外交以及避免懲罰性的姿態中，看到一個遙遠的國家回應著自己的戰后重建愿景：繁榮與和平不可分割，穩定不能建立在屈辱之上。新興多極秩序面臨的問題是，在權力持續更迭的情況下，它能否維持這種寬宏大量。歷史的警示很明確：將新秩序道德化、羞辱衰落者，以及將物質優勢轉化為道德優越性的誘惑，都會導致重新走向不穩定。

未來幾十年的挑戰，在于證明實力與寬容可以共存。正義并非意味著懲罰，一個擺脫西方主導的世界，無需用一個等級制度取代另一個等級制度。凱恩斯的聲音跨越百年，它提醒我們，勝利的真正考驗不是擊敗對手，而是跨越懲罰對手的沖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寬容并非軟弱，而是智慧。它是建立持久廣泛和平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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