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綺蝶

釜山中美元首會晤前后，特朗普多次提及“G2”概念，指代中美在全球經濟和安全格局中的實力地位，引發了國際輿論場的熱議。中國對此回應比較冷靜，強調中國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不結盟運動的伙伴、全球南方的一員，中國始終站在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邊，將繼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11月4日，現任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高級研究員艾瑪·阿什福德（Emma Ashford）在《外交事務》網站發文稱，美國的“單極時刻”已結束。

她沒有直接討論G2問題，而是聚焦如何在多極世界中保持競爭力。在她看來，長期的經濟、人口和軍事趨勢已改變了全球政治格局，美國現在需要一種新的戰略，以便在不被過度擴張、消耗的同時，保留部分“單極時代”的優勢。

拜登錯判世界形勢

她首先批判了拜登執政時期的戰略。她提到，拜登政府設想的是“兩極”世界：美中陷入激烈競爭。為此，它圍繞“新冷戰”制定戰略，試圖整合聯盟體系，并以“民主對抗威權”的敘事邏輯看待對手。但是，拜登時代推動的“民主陣營”并未成型，許多國家對這種統一的“民主政策”頗有微詞。以印度為例，它至今仍是金磚成員國；又如，美國和荷蘭之間因為后者對華出口芯片制造設備的問題也出現了摩擦。

▲2024年7月，在北約75周年峰會期間，時任美國總統拜登與日韓澳新四國領導人和北約秘書長舉行會談。

她認為，原因在于，拜登政府判斷錯了，世界并非走向“兩極”，而是走向“多極”。隨著經濟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土耳其、印度、韓國等區域強國的崛起，以及經濟與技術力量不再集中于中美兩國，使得未來更可能出現一個碎片化、復雜化的“多極世界”。

拜登執政期間，學界的確存在很多關于“極”或是不是“新冷戰”的討論。艾瑪·阿什福德認為，學界爭論單極時刻之后世界是雙極、多極還是無極，取決于如何定義“權力”——哪些國家擁有權力，如何運用權力以及此國對權力的感知。權力本身極為復雜，既包括財富、軍力、人口和資源稟賦，也包括政治意志。定義不同，對世界格局的判斷也截然不同。

如果只看軍力，那就是中美“兩極”世界；如果加上經濟因素，東亞、歐洲和海灣國家也是重要“極點”，世界就更接近“多極”。若采取對“權力”更廣義的定義，世界正走向學者所說的“失衡的多極化”（unbalanced multipolarity）：在該體系中，有中美這樣的超級大國，以及一批二級大國，如澳大利亞、法國、德國、印度、日本、俄羅斯等。這些次級大國雖不及超級大國，但在地區事務中極具影響力。一些次級大國的領導人也開始謀求自己的地位。比如，法國總統馬克龍在2023年有關歐洲應該成為“第三極”的言論震驚歐洲；巴西稱自己太大，無法依附于任何一方，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參見《世界呈現兩極四方多強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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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瑪·阿什福德認為，這就是拜登政府戰略失敗的根本原因。拜登政府照搬冷戰劇本應對中俄，并將美方主導的陣營包裝為“自由世界聯盟”，這與現實脫節。許多國家不再愿意接受這種黑白分明的世界觀。即使是美國的親密盟友，也歡迎與中國的貿易和投資往來，盡管他們并不認同中國的政治模式。印度既購買美國武器、參與軍事合作，又參加中方軍演、購買俄羅斯能源。這些中等國家的行為表明，它們看到的是一個“多極世界”。

特朗普2.0應選擇“多極”

艾瑪·阿什福德反駁了“多極世界可能削弱同盟、對美國更不利”的觀點。她認為，多極化趨勢并非對美國不利。多極可能增加小國間的低烈度沖突，但雙極則可能引發軍備競賽、甚至世界大戰。同樣，單極或雙極有助于一個強國控制“附屬國”，防止它們爆發沖突；而在多極體系中，大國難以再“推卸責任”或“搭便車”，反而降低了防務成本與軍事上前沿威懾的風險。在相對國力下滑的背景下，美國讓其他國家分擔部分全球領導責任，恰好符合美國的利益。如果華盛頓接受這一現實，它就能出臺更靈活、更高效的全球戰略。

她認為，特朗普2.0比拜登政府更能接受“多極化”理念，沒有像后者那樣將世界分成兩大對立的陣營，而是在某些方面展現出邁向“多極化”戰略的積極跡象。比如，特朗普減少對烏軍援，將責任轉交給歐洲，并迫使歐洲承擔更多防務成本，這樣可使得美國收縮全球軍事部署，集中精力應對印太與拉美局勢。

▲當地時間9月23日，特朗普在第80屆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講。

而且，特朗普還保持了外交上靈活性，不再像冷戰那樣建立封閉的軍事聯盟，而是推動“議題主導型”伙伴關系。特朗普也經常公開批評盟友，并愿意和俄羅斯、伊朗對話，拒絕黑白分明的世界觀。這些正是多極時代所需的特質。這些也標志著美國傳統外交政策的重大轉變。

但是，艾瑪·阿什福德提醒到，特朗普政府的激進單邊主義讓盟友困惑，也讓中國在盟友和伙伴眼中顯得更可靠。如果說拜登政府的“陣營對抗”令諸國疏遠，那么特朗普“獨行俠式對抗”也有同樣的效果。這種激進單邊主義舉措表現在頻繁動用關稅、制裁等經濟武器，對敵友無差別的施壓等。尤其是特朗普下令轟炸伊朗核設施，并威脅對委內瑞拉動武，也讓盟友搞不清美國意圖。特朗普對聯合國多邊機制的敵意也削弱了美國的軟實力工具。

最后，艾瑪·阿什福德強調，在多極世界中，美國若要維持全球經濟開放，就應減少經濟脅迫，而強化市場韌性與多樣性。當前問題在于，特朗普2.0政府依然未能真正讓“多極化”為美國利益服務。它在摧毀國際經濟體系、以激進的單邊主義疏遠他國的同時，使其“混合式的多極化戰略”帶來更多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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