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魔幻現實，莫過于此：

一邊是英偉達市值突破天際，AI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資本的狂歡近乎非理性；另一邊則是大規模的裁員浪潮從科技巨頭蔓延至各行各業，同時，埃隆·馬斯克那張價值萬億（560億美元）的薪酬方案在爭議中被股東重新批準。

輿論場上充滿了焦慮與困惑：普通人的工作崗位正被AI迅速侵蝕，而金字塔尖的“AI教父”們卻在攫取常人無法想象的財富。

我的朋友圈有朋友給我留言，這公平嗎？這可持續嗎？這是不是又一場即將破滅的郁金香狂熱？

這其實是一個復雜的命題。

當我們討論“AI泡沫”時，我們慣性地將其視為一個負面詞匯，一個需要警惕和戳破的幻影。但今天，我想提出一個可能違背直覺的觀點：AI領域的泡沫，尤其是當下的這場泡沫，不僅不是壞事，反而是我們推進產業革命所必須付出的“門票”。

我們不僅不應過分恐懼這場泡沫，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應該呼喚這樣一場“好的泡沫”。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無視其帶來的巨大沖擊。馬斯克的萬億薪酬與普通人的失業焦慮，并非兩個獨立事件，而是同一場AI革命引發的“超級杠桿”效應一體兩面的必然結果。這只是一個開始。

看清這一點，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未來的關鍵不在于如何“刺破”泡沫，而在于如何構建一種“對沖機制”，以緩解泡沫破裂和重組過程中對社會造成的撕裂。

而這個責任，最終必須落到那些在泡沫中受益最多的“馬斯克們”肩上。

這也是我理解的，硅谷流行的有效加速主義（e/acc）最底層的內核。

為什么說，我們需一場“好的泡沫”？

將當下的AI熱潮與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相提并論，已成為一種陳詞濫調。

是的，它們在資本的狂熱、估值的離譜、以及對“革命性”的迷信上如出一轍。但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2000年的那場世紀大崩盤，真的是一場純粹的災難嗎？

如果我們把視線拉長二十年，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正是那場被斥為“非理性”的狂熱，為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移動互聯網時代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設施。

在那場泡沫中，資本以一種近乎“愚蠢”的方式，向全球瘋狂鋪設了數萬公里的光纖網絡，建立了海量的數據中心。

在當時，這些投資的利用率不足10%，是巨大的資源錯配和浪費，無數公司因此破產。

然而，當喬布斯在2007年拿出iPhone時，他所依賴的，正是這些在“泡沫”中誕生的、廉價而過剩的基礎設施。沒有那場泡沫的“遺產”，就沒有Web 2.0的繁榮，更沒有后來的4G、5G和云計算。

這就是貝索斯所定義的“工業泡沫”（Industrial Bubble）。它不同于荷蘭的郁金香或南海泡沫那種純粹的金融投機，“工業泡沫”的標的物，是一種真正具有革命性潛力的新技術。

這種泡沫的本質，是資本市場以一種“非線性”的方式，強行壓縮了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周期。它用一種“大水漫灌”甚至“不計成本”的姿態，去完成了正常市場環境下需要數十年才能完成的原始積累。

泡沫破裂時，固然一地雞毛，但那些“有益的遺產”——那些光纖、那些數據中心、那些倒閉公司培養的工程師、那些幸存下來的亞馬遜和谷歌——共同構筑了下一個時代的繁榮底座。

我們今天所見的AI革命，同樣也正是這樣一場“工業泡沫”的重演，甚至規模更為宏大。英偉達5萬億的市值，馬斯克萬億的薪酬，本質上都是市場在為全球的“算力軍備競賽”定價。

天量的資本涌入大模型研發、芯片制造和數據中心建設，這其中必然充斥著重復建設和巨大浪費。

未來三年，今天90%的AI創業公司可能會消失。

但這重要嗎？不重要。

重要的是，這場“軍備競賽”式的投入，無論最終誰是贏家，都將在客觀上為全人類留下海量的算力、先進的模型底座和完善的數據設施。這些，就是下一輪創新的“水和電”。

我在本周的經濟觀察報專欄里也寫道，AI作為一種深刻的生產力范式革命，其潛能釋放所需要的周期和變革廣度，不能用傳統科技股的估值模型來衡量。

我們正處在一個需要“不理性”投入的關口。我們需要泡沫的狂熱，去撬動那些原本固化的資源；我們需要泡沫的估值，去吸引最聰明的大腦投身其中；我們更需要泡沫的“浪費”，去強行鋪就通往智能時代的“高速公路”。

退一萬步說，即便是泡沫，那也是在為新大陸的崛起提供必要的“估值養分”。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對泡沫的過度恐懼，其代價可能比泡沫本身更為高昂——因為那意味著錯失下一個時代的入場券。

AI杠桿、馬斯克與“被獻祭”的普通人

但承認泡沫的“建設性”，是我們分析的起點。但這遠遠不夠。因為這場泡沫的代價，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精準而殘酷地“外溢”到整個社會。這就是馬斯克萬億薪酬與普通人失業焦慮同時發生的深層邏輯。

一個普遍的擔憂是，AI將首先替代重復性勞動，進而替代分析性、甚至部分創造性工作，導致人力資本的普遍性貶值。這種擔憂正在成為現實。但這種線性的外推，忽視了價值創造鏈條中一個關鍵的、不可替代的環節，那便是企業家的功能。

AI，尤其是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愿景，本質上是一種極其強大的“杠桿工具”。工具越是強大，使用工具的人的“杠桿效應”就越是驚人。

對于一個普通的白領、分析師、程序員甚至藝術家而言，AI的出現，使得他們的類似信息處理、數據分析、圖像生成之類的傳統“技能”變得廉價且可無限復制。

普通人的個體價值正在被AI稀釋。他們手中的杠桿，正在被AI收走。

但對于埃隆·馬斯克這樣的頂級企業家而言，情況則完全相反。

AI可以基于海量數據進行優化和預測，但它無法“夢想”出一個尚不存在的市場，更無法“篤信”一個違背當下所有常規的愿景。

我在本周給新京報的專欄也寫道，無論是“讓人類成為多行星物種”還是“加速世界向可持續能源的轉變”，這種近乎偏執的、宏大敘事級別的目標設定，是企業家精神的源頭，也是AI無法編碼的“第一性”。

馬斯克的價值，不在于他比AI更會計算或編程，而在于他定義了問題、設定了目標，并最終撬動AI這個超級杠桿，去重構整個產業鏈條，以創造全新的價值。

馬斯克的萬億薪酬方案，之所以具有標志性，并非在于那個天文數字本身，而在于它所代表的一種近乎極致的“風險-回報”綁定。

這份在2018年看來幾近天方夜譚的對賭協議，揭示了AI時代企業家價值的核心：定義并實現“非共識”的未來，并在“奈特式不確定性”（即那些無法被預知和量化的未知）中承擔最終風險。

AI極大地放大了這種稀缺能力的價值。在AI時代，當技術迭代和市場競爭的風險空前加劇時，這種敢于承擔終極風險的品質，決定了企業乃至產業的生死存亡。

因此，我們必須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AI時代，不僅不會削弱企業家的價值，反而會極大地拉高其價值的天花板。

AI將使得“平庸”與“卓越”之間的差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大。

那些僅僅執行任務、優化流程的“管理者”和“執行者”的價值會被AI稀釋，而那些定義愿景、重構系統、承擔風險的“創造者”——那些真正的企業家，將成為整個經濟體中最為稀缺、也最為寶貴的資源。

馬斯克的萬億薪酬和普通人的失業，不是兩個問題，而是同一個問題。

這是AI這根“超級杠桿”撬動地球時，必然產生的“支點”和“遠端”的巨大勢能差。這種兩極分化，不是泡沫的偶然產物，而是AI革命的核心特征。

而我們，才剛剛站在這場大分化的起點。

泡沫的對沖：馬斯克們的終極責任

如果說，第一階段我們認識到“好的泡沫”是必要的；第二階段我們看清了泡沫下的“AI杠桿”必然導致劇烈的社會分化。

那么，第三階段的推論順理成章：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機制，來“對沖”這場分化所帶來的毀滅性沖擊。

這個責任，必須落在那些“馬斯克們”的身上。

傳統的社會安全網，無論是失業救濟還是再就業培訓，在AI革命的指數級速度面前，都顯得捉襟見肘、收效甚微。

當一個行業被AI“連根拔起”時，傳統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修補方式已經失效。

我們需要的，是一種系統級的“對沖機制”。而這種機制的構建，其責任必須與收益相匹配。

那些在這場AI杠桿游戲中獲得了最大收益的人——中美的馬斯克們、黃仁勛們、奧特曼們——他們不僅是這場技術革命的推動者，也是這場社會財富“超級重組”的最大受益者。

因此，他們不能再像過去的工業巨頭那樣，僅僅扮演一個“成功者”和“慈善家”的角色。

“慈善”是遠遠不夠的。他們背負著一種新的、更終極的責任：作為新世界的“系統架構師”，他們必須親手設計和資助那些能讓舊世界平穩過渡到新世界的“減震器”。

這種“對沖機制”可能是什么？

它可能是“全民基本收入”（UBI）——這個概念正被越來越多的硅谷領袖所討論，因為他們最清楚AI的替代性有多強。

它也可能是一種全新的教育體系，不再灌輸可被AI復制的“技能”，而是專注于培養AI無法企及的同理心、創造力和批判性思維。它還可能是一種由AI利潤資助的、全新的社會價值創造體系，用以支持那些無法被市場估值，但對人類文明至關重要的領域，如藝術、哲學、基礎關懷等。

這絕非一種道德綁架，而是基于最理性的“系統安全”考量。

如果任由這場“AI杠桿”下的兩極分化無限拉大，如果“馬斯克們”只顧著沖向星辰大海，而無視腳下那片日益擴大的、被“獻祭”的普通人的土地，那么，這場由泡沫催生和加速的革命，其積累的社會張力，最終將撕裂整個社會結構。當系統崩潰時，沒有人能獨善其身。

馬斯克的萬億薪酬爭議，其真正的價值在于，它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向我們提出了這個時代最尖銳的問題：

在一個生產力即將被AI極大解放的前夜，我們到底該如何分配這注定的繁榮，又該如何安放那同樣注定的“無用之人”？

重估AI泡沫，意味著我們既要擁抱它作為“工業加速器”的非凡價值，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它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我們的價值分配天平。

未來已來，而泡沫只是開始。這場狂歡與陣痛并存的“大分化”時代，真正考驗的，是那些站在杠桿支點上的“馬斯克們”的智慧與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