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yings：

「叛逆」在中文里是一個非常好用的詞。仿佛只要中國家長想，就能用這兩個字簡單囊括中國小孩青春期表現出的一切問題。

不好好學習，叛逆了。成績下滑，叛逆了。跟老師和家長頂嘴，叛逆了。沉默寡言是叛逆，爆發爭吵也是叛逆。戀愛？休學？抑郁？大逆不道，太叛逆了。

近幾年的新聞令人揪心。住校生如廁困難，初中生睡眠不足，高中生自殺時用答題紙寫下遺書，青少年整體抑郁率增長，這一代孩子們的痛苦已經到了無法被忽略的程度。

我們與作家梁鴻展開了一次對話，她在過去兩年走訪了很多因情緒問題休學、失學、退學在家的孩子，寫作了新書《要有光》。她發現，很多孩子已經在情緒上“生病”了，但家長仍然一無所知。更為諷刺的是，當孩子陷入無助，很多家長的反應，比孩子更像孩子。

梁鴻也是一位母親，她跟無數家長有著相似的經歷和困惑——為何自己所有的經驗、理念、想法，在孩子面前都變得有去無回？像被隔絕在兩個互不打通的房間，孩子在經歷著某種痛苦，但家長始終無法抵達那里。

梁鴻曾去醫院的精神科調研，見到很多孩子驚恐或沉默的表情，嚴重的孩子有更多軀體化反應，頭疼，流淚，突然間暈倒。她逐漸意識到，用“叛逆”來概括孩子的青春期和“異常”的行為，是大人在偷懶。

她也逐漸發覺，這種痛苦跟社會、家庭甚至整個文明都息息相關。

孩子的創傷來自某些久遠但堅固的觀念：“在我們的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孩子始終沒有被當作一個獨立的個體來看待。”

孩子的壓抑也來自家庭內部：“這是我們對自己權力的濫用，是家庭結構內部強者對弱者的一種任性，一種隨意，一種驅使。”

她同時也看到，幾乎所有孩子都在積極地自救，想從緊閉的門中走出來，孩子們身上有光亮。

那大人呢？起碼我們每個人都能做到最簡單的第一步——別吹滅那光。

以下是梁鴻的講述。

講述人：梁鴻

我寫《中國在梁莊》的時候，書里有一個 5 歲的小孩，父母在外打工，他的爺爺奶奶每年都說，暑假帶你去找爸爸媽媽。

當然了，新疆很遠，去一趟非常艱難。這個孩子實際上完全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奶奶，如果你再說我就跳坑，坑就是我們那邊的池塘。當時我寫這個場景的時候就已經有一個察覺，即使是一個 5 歲的小孩，他內心的創傷也是存在的。

不單單是 5 歲，10 歲、15 歲、18 歲的孩子，可能都在經歷著某種創傷。

我是一名作家，也是一位母親。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每個家長可能都會經歷一個巨大的挫折，你的所有經驗、說法，好像在孩子面前都變得有去無回。

這個時候我們通常會想，孩子到青春期了，他叛逆了。

我們用這個詞太過輕易地涵蓋了孩子的異常，也太過輕易地涵蓋我們跟孩子交流之間的問題了。這個詞實際上是我們大人為了省事，你看他叛逆嘛，我們不用管他就行了，但其實他已經在情緒上生病了。

這兩年，我采訪了很多因為焦慮、抑郁和各種原因休學在家的孩子。

我到精神科去做調研，醫院的候診大廳，60-70% 幾乎都是孩子，大部分都特別沉默，跟在母親后面，好像什么都無知無覺。他們穿著校服，那就意味著他看完病，還是要去學校上課。

我采訪過一個心理咨詢師，他說家長還是非常實用主義的想法，趕緊好，趁暑假趕緊好起來，開學趕緊去上學。這些孩子發生了什么？我們自以為都是愛孩子的，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這不是一個自然的青春期的問題，孩子情緒的問題，一定跟生活相關，跟情感相關。可能我們的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是面對病癥，他們要具體解決問題，但我覺得也需要一個寫作者，把他們怎么樣一步步走到這個地方的過程寫出來。

文學的意義恰恰在這里體現。它是一個過程，并非一個確定的答案。

這一代年輕人身上，人際關系是一個極大的困難。

我們經常會埋怨孩子，說他們太愛打游戲了，他們完全把自己關在家里不愿意出門，但我們根本沒有想過，從整個家庭氛圍到社會氛圍，我們都沒有給孩子一個人際關系建立的可能。

家庭里面，大人周六周日都是帶著孩子上補習班。學校也沒有給他們一個伙伴關系，都是競爭關系，甚至課間也是靜默課間，不讓去樓道玩，不讓去操場玩，吃完飯趴在那里睡覺也不許說話，孩子真的沒有時間去交流，何談朋友呢？

我在書里寫到一個女孩雅雅。她在網上交了一個朋友，朋友給她寄明信片，明信片小小一個，正面是一個小山谷，湖邊有房子，然后白雪落下來：“我們學校的花開了，很多觀賞團來看，你們那里花開了沒有？你們家的貓好不好？”

雅雅把這張明信片給我們所有人看。我想，她的開心實際上是因為她很孤獨。她生病的時候爸媽比她情緒反應還大，爸爸先是冷漠和沉默不語，后來給她下跪說，你趕緊好，不然我們家怎么辦。

孩子本來就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她不知道怎么處理情緒和生活的時候，家長比她更像孩子。

我采訪的過程中，很多孩子都有一種被背棄的感覺。當孩子說“我有創傷”的時候，他是想對話，他是想傾訴，想讓你知道在這個地方我受過傷，但是父母親總是會往另一個地方去理解，會惱羞成怒，說我對你那么好，你就記得這一件事情，會拿著網上的視頻說你看這個父母打孩子更狠。

我們新一代將來做父母不要這樣。你要學習，你要學會傾聽你孩子的呼喚，你要學會去應答這個呼喚。真正的愛是對方呼喚了你，你聽到了，這才是真正的愛。

在我們的文化結構里，男性是向外的，女性是主內的，哪怕女性也有工作，但在撫養孩子的問題上，大部分也還是女性在參與更多。

所以當孩子生病，也是母親在痛哭、痛苦，在求救，再帶著孩子看病，而父親幾乎都是缺席的。這是一個女性的悲傷，因為父親的缺席，母親不得不跟孩子緊緊地捆綁在一起，母子或者母女關系就會經常變得很緊張，因為黏合得太緊了。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媽媽跟孩子之間發生了劇烈的沖突，然后有人就會說媽媽有問題，我們沒有想到背后實際上有一個事不關己的父親。

因為父親的不參與，夫妻的關系也非常不好。當孩子出現一些情緒問題，“都是你慣的”，“都是你沒養好”，這是父親在嘴邊的話，我聽過很多人這樣說，要么就是他心存埋怨，嘴上不說，但你都能看出來。

從一個女性成長的角度來說，這會使女性陷入某種困境。女性被完全捆綁在這個戰車之上，捆綁成一個不健康的家庭環境，也捆綁出一個疲于奔命的、嘮嘮叨叨的母親，一個病態的母親。

在很多心理咨詢師的直播間，你會看到母親在不斷地嘮叨，不斷在敘說自己的苦難，那我想，如果這個時候父親也在場，最起碼這個母親會沒有那么焦慮。

參與家庭教育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為什么不做呢？我們陪著孩子去玩，陪著孩子去郊外散步，陪著孩子讀書、寫作業。

陪伴本身應該是個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對于我們的文化結構、家庭結構來說，好像變成一個母親應該做的事，而父親退得太遠太遠了。

我們經常會說，我們作為家長太難了。但當你把目光投向孩子的時候，你會發現，這一代孩子太難了。而這種難本身也包含有我們給他的難，我們也是社會壓力的一部分。

在一些超級中學里，很多孩子的一天過得特別緊張，他的時間每一塊都被分割得非常嚴密。一個孩子說，整個一層教學樓五個班，400 個學生，只有六個蹲坑，那稍微算算這個比例，你就會發現那是非常艱難的。所以有的時候就干脆憋著，一直憋出問題來。

這恰恰體現了什么？當我們在建構這樣的學校時，當我們在建構這樣的生活時，我們沒有真正考慮到孩子的需求，他作為一個“人”的正當的、必需的需求。

還有海淀區家長。這些家長們對自己的資源信心滿滿，對自己的孩子信心滿滿，所以就更多地忽略孩子的精神健康。這可能就是我們“工具化”、功利化的一個最極端的體現。

所有人都會脫口而出，我們家長是愛孩子的，這句話一定要謹慎使用。當孩子沒有按照我們的祈求、期許長大的時候，你還能夠做到無條件愛他嗎？

我采訪過一個補習班的老師。他的補習班里大部分孩子都是“差生”，學習不太好，可能性格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他見到很多家長說假話，他見到很多家長偽飾自己。

我們自私，今天在單位里面領導罵我了，回到家里面我就罵孩子，本來孩子沒寫作業，平常我不會打他的，今天我就打他一頓。

以前有句話是，在家人面前我們是最放松的，我們把所有缺點都呈現出來，我們任性。我覺得這句話是有問題的。

家長跟孩子的關系需要經營，它并不是天然的，你需要有一種智慧，你需要對“怎么做父母”有一種認知。只有在意識到這個前提之下，我們才可能重新思考，我們對孩子的愛到底是哪種意義上的愛。

書中采訪的一個孩子吳用說過一段話：

“媽媽，你得繼續學習，你得知道人類創傷的復雜性和必然性。我的創傷是整個社會和整個文明的創傷，不是簡單的海淀區青少年的創傷，并不是可療愈的東西。”

所有人讀到這句話都是非常震動的。大家會突然意識到，這不是一個孩子的問題，不是一個區域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可能是整個人類文明的問題。孩子始終沒有被當作一個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首先就是一個巨大的創傷。

曾經有一個美國的學者寫過一本書叫《童年的消逝》，里邊提到，英國小孩七八歲就開始工作，是作為童工長大的。他們沒有獨立的個體意識的，只是僥幸長大了。

在今天，獨生子女時代，很多家庭都是七八個家長，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圍著一個孩子。我們會覺得，你看，這個孩子太享福了，你什么都不要管，只管把學習學好就行了。至于你是不是完整的人，你會不會做家務，會不會談戀愛，會不會交到朋友，這些都不重要。

我們沒有意識到，這是隱秘的權力意識在起作用，是家庭結構內一個強者對弱者的一種任性，一種隨意，一種驅使。

吳用作為一個孩子，用自己的痛苦經驗凝聚成這樣一句話，真的是能夠震動每一個人。他們對自身的認知，對情感以及家長的認知，包括對整個人類文明的認知，都是走得很遠很遠了，但家長還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根本不愿意去真的思考。孩子們已經在引領我們往前走了，我們還是在后退，那我們何為家長？

我們把孩子當作一個空洞的人，我們說孩子是空心的，其實家長才是空心家長。

寫這本書之前，我就這個話題發布了一個征集的消息，問有哪一個孩子愿意講講自己的故事，雅雅是第一個回應的。

她帶著我去了補習班，帶著我認識其他孩子，她在給我講述自己的故事的時候，說如果我的故事能夠對他人有幫助，那就非常有意義。

雅雅休學期間，她已經有一種驚恐，沒有辦法走到教室、學校里邊，但她說我也不能閑著，所以她在家看書，文學類的、社科類的、歷史類的，涉獵非常廣泛，看完后會寫一些讀書筆記，你可以從她的日記里看到她的思想歷程，她嬗變的一個過程，和她內心的痛苦。

她是一個非常有理想的女孩子，當時她考大學的時候，我從她的申請文書里摘了一段，她寫，因為自己曾經有過心理上的困擾，所以將來她想從事相關方面的職業，她知道中國的青少年有很多孩子都在這個困境之中，她希望自己將來能夠學有所用，對他人有幫助。

孩子是非常有力量的，為什么我們的家長沒有欣賞到這一點，我們的社會也沒有欣賞到這一點？

孩子們如此靈動，如此豐富，如此的有光彩，我們都沒有看見。

我采訪了那么多孩子，可以說，幾乎所有孩子都沒有躺平，都希望自己能走出去，能夠學習，能夠交朋友，能夠看看綠色，看看天空。

書中寫到一個孩子，敏敏，她 13 歲從一個超級中學逃跑之后就休學了，我認識她的時候她 16 歲，剛剛開始自學，想考高中。她不斷地整理自己的思維，整理這三年來她的心路歷程。

她講自己怎么逃學，父母怎么家暴她，然后她又怎么樣通過朋友、散步、烘焙小餅干去療愈自己。她會反思自己，會去原諒別人，同時也會不斷給自己鼓勁，說我會成功，我一定要走出來。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典型的自救的行為。那在這個自救的過程中，父母在做什么？周圍的人在做什么？

我們難道不應該做點什么嗎？

哪怕你在生活中是個再普通的人，你也要勇敢地擔當一些東西。你是家長，你可以反思自己有沒有“工具化”的傾向，今天晚上我的孩子回來之后，我可不可以笑臉相迎？即使他作業沒寫完，即使他只吃了 89 分，我可不可以稍微笑容展開那么多一點點？這就是一種改變。

學校的老師、校長也是家長，比如我這個學校每天 10 點鐘必須關燈，我這個學校的操場孩子們是可以自由玩耍的，我覺得這就夠了。

一個大的社會機制，我們每個人都參與它的運轉，如果我們都做那么一丁點事情，才有可能讓一些好的條規真正落到實處，形成一種氛圍，有一個大的松動，可能它就改變了方向。

每個人都有創傷，每一代人都有創傷，很多家長可能也帶著過往家庭的創傷，也有自己性格的弱點，所以更要對自己的思維有分析——我對待孩子的哪一個行為好像是有問題的？一定要具體到行為上，語言上，而不是概念上。

吳用跟媽媽的對話里還有一句話，他說，媽媽，你不要有一個整全的、完美的家庭的幻象，你要知道，家庭內部都是有創傷的，你只有打破這個完整的家庭的幻象，你才能夠懷著創傷往前走。

我們可能終生都走不過這個創傷。當我們想到父母在哪個地方傷害我們的時候，我們仍然會哭，會影響我們性格的終身發展，你可能終生都不能跟父母彌合關系。我們不要躺在創傷之上去翻滾，認清這個事情之后怎么往前走，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所謂的“斷裂”不單是代際之間的斷裂，還有情感的斷裂，有認知的斷裂，我們的目的就是讓它盡可能小那么一點，讓那個橫溝沒那么寬。

生命本身是向往光亮的，是向上的。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要停在那個地方。

策劃、 文字編輯 ：盧璐

編導：徐清健

場地支持：中國建投集團建投書局

晚禱時刻

“我突然意識到，

我無法回應和碰觸我孩子的痛苦，

不是因為我不了解他，

而是因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來源之一，

在以愛為名的種種行為和話語中，

我們這些自以為愛孩子的人逐漸走向了愛的反面。”

——梁鴻

至少，

別吹滅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