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參劾翁同書得不償失，為日后被貶埋下伏筆

在政治斗爭中，文章是否有用要看面對的對象是誰。

如果你的文章針對的對象是老百姓，那么，越驚悚、越出離主流價值觀、越信息不對稱、越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關，就越會激起愛憎，從而達到自己的目的。然而，針對的對象如果是皇帝、如果是權力地掌控者的話，那么，就很難了。

如何評價這件政爭呢？

其實，曾國藩的《參翁同書片》之所以取得成功，不在于這篇文章寫得多么好。是在清廷明知曾、翁二人為了軍費，為了各自勢力產生了尖銳矛盾下；是在清廷有意保護翁同書的情況下，清廷又鑒于曾國藩的重要性，從而不得做出象征性懲罰的一個委曲求全事件。清廷本來就不信任漢人武裝，曾國藩的這篇奏章其實加深了清廷的不信任。

當太平天國被剿滅后，清廷立刻做出了“報復”。例如恢復翁同書一切職務，謚號“文勤”。相反，曾國藩勢力不斷被裁抑。剿捻失敗、天津教案等一系列失敗，使得曾國藩從天上被打到了地上。

本文就對這篇文章進行詳細解說。從更廣地角度去闡釋這篇奏折。

（1）對政敵地攻擊，最根本的是實力比拼。文章只是起到號角的作用，號角吹響時勝負已經分了：不要小看清廷對各地官員的信息掌控能力

清廷能掌控的信息并不少，曾國藩參劾翁同書的內容大部分都已經掌握，兼談清廷掌控天下的手段之一特務統治。不要小看清廷對各地督撫的掌控力度，清廷之所以以少數民族身份掌控天下。

一者，以儒家手段給大部分漢族精英留下了上升路徑，以儒家文化統治原中原政權統治地區，很符合儒家和老百姓的“以文化定天下”的理念，具備了法理性；

二者，吸取了明朝的“特務統治”特點，但清朝不像明朝那樣錦衣衛、東西廠搞得過于明顯且天怒人怨。清朝是利用密折制度，搞得天下官員人人都要小心被同僚舉報、告狀。所以，你很難確知你身邊的人哪些人有密折奏報的權利，你更不清楚，誰會舉報你、密奏你。

如果我們有興趣去看看《清實錄》相關內容的時候，就會發現：曾國藩參劾文中所談及的諸多內容，清廷早在參劾之前就已經掌握了，對他們來說夠不上什么殺傷力。清廷和曾國藩對各種情況都比較了解。

（2）曾國藩參劾翁同書的絕大部分內容，事情是怎么回事兒，從《同治實錄》的記載看清廷早已經知道

比如曾國藩說的諸多內容，在《同治實錄》中的咸豐十一年十月壬申日（十月十七日，即1861年11月19日），也就是曾國藩參劾翁同書前兩個半月的時候就集中說過。

那一天，清廷下了10道諭旨。分別是：特赦；嚴肅軍紀；前兩江總督何桂清因為生病暫時先押到南京，并好后曾國藩再派人押解到京；勝保剿捻；訓斥苗沛霖進攻壽州，要求他自贖其罪否則嚴懲；談浙江、江西軍務問題；再談苗沛霖攻打壽州；三談苗沛霖攻打壽州；二談勝保攻捻軍；談湖南東路軍隊裁汰問題。

可以說前兩道圣旨與曾國藩、翁同書一事無關，后八道都有關。何桂清、浙贛軍務、湖南東路軍隊裁汰問題都事關曾國藩、左宗棠等漢人團練勢力問題。特別是兩次談到勝保，而勝保就是苗沛霖的最初招降者。

那么，我們重點談談三談苗沛霖攻打壽州。11月19日這天三道旨意綜合起來有兩個思想：A.苗沛霖是否有擅殺問題。袁甲三、翁同書都奏稱翁同書進入壽州后并沒有濫殺無辜，老百姓們也上書朝廷告知真相。苗沛霖功功過過，朝廷會公正處理。希望他忠心為國否則嚴重懲處。

B.對苗沛霖是招降還是剿殺，清廷拿不住主意

以勝保系原招撫苗沛霖之人，必能知其底蘊。到底是剿殺還是招撫，袁甲三建議問問勝保。但清廷沒有下定決心，只是要求勝保、袁甲三、翁同書、李世忠商量著來，應該有“萬全”之策。什么是萬全？就是別激發更大的戰亂。

這個苗沛霖反復無常，本來是該剿殺的，但現在又是太平軍又是捻軍兵力不夠用呀。暫時招撫了吧。但是，苗沛霖之所以請降，一者是翁同書被他抓到“如系翁同書為其所制，不得已代為乞請。”或者聽說左宗棠率領楚軍已經趕到，所以他才搖尾乞憐。袁甲三等人“完全”之策想清楚后，如果是剿殺，應該立刻飛書彭玉麟、李續宜等部趕來圍攻。

第二天的圣旨更多足有二三十道。但主要問題涉及在：民生、浙江軍務問題、剿捻三大問題。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為何清廷如此重視曾國藩、左宗棠的人了，而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了。

總結這兩天的圣旨，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清廷方面對曾國藩倚重非常大，南方剿滅太平軍都交給了曾國藩、左宗棠等人，那時李鴻章的淮軍還沒有成軍呢。滿八旗、蒙八旗主要精力放在剿捻以及陜甘問題了。

在這種情況下，對于苗沛霖這種反復無常的人清廷也是沒辦法。別看圣旨中調動軍隊，但正如清廷在圣旨中所說的那樣“苗練反覆理宜主剿，止以發捻紛乘兵力不敷剿辦。不得已而暫事羈縻，姑從（翁同書）所奏。”

那么，說完這些我們再看看曾國藩在參劾文中都說了什么。

（3）曾國藩的《參翁同書片》都說了什么

綜合起來，1862年2月8日（同治元年正月初十）的這篇《參翁同書片》，主要是按以下邏輯順序逐步推展的。原文就不貼了，感興趣的朋友自行查找。

首先，定性翁同書善于諉過。

即拿咸豐八年（1858年）的梁園打敗仗后退守定遠“尚可推諉”。可見，“尚可”二字其實很“毒”的。不管翁同書怎么說，這兩個字就是一個性質：這個你不用推諉了，就算沒你的責任。

這點在1861年11月19日的三道圣旨中雖然沒提，但是第二年二月給翁同書定罪的時候就提了。曾國藩為啥沒抓著這個問題？因為，咸豐活著的時候就對這個問題給翁同書免罪了！從封建社會禮節看，曾國藩拿這個問題說事兒有些不地道，同時也是在質疑咸豐。

其次，定性翁同書不效忠朝廷、不愛惜百姓，只想茍活于世。

1859年，棄守定遠時撇開文武官紳逃往壽州。這句話也夠毒，將翁同書定性為“不忠”，別人都為國殉難，你為了逃命茍活。

逃到壽州后與苗沛霖為伍，殺害忠于國家的徐立壯、孫家泰、蒙時中等人。之后，苗沛霖叛變把翁同書抓住，為了活命百般討好、獻媚苗沛霖，甚至為他上奏朝廷抵過。

再次，定性翁同書反復無常，欺君罔上！

咸豐十一年（1861年）上疏必殺苗沛霖那是一折三片，可別忘了你保奏他時可是一折二片。前后不過一年多，顛倒是非、蒙騙君主，哪里還有什么綱常法紀！

最后，質問“兩宮一王”罔顧國法、規矩！

請注意！作為“理學大師”的曾國藩，作為朝廷督撫級大員，寫東西不可能像我這么白。但是，其表達得已經很明白了。“鑼鼓聽聲兒，聽話聽音兒”，如果玩政治的人看不明白下級寫的東西的本質，那還怎么玩“帝王術”呀。

可以說，前面三點都是鋪墊，就是為最后的“攤牌”說明翁同書這個人必須要嚴懲！全篇最有殺傷力就是最后兩段兒話，其原文是：

事定之后，翁同書寄臣三函，全無引咎之詞，廉恥喪盡，恬不為怪。軍興以來，督撫失守逃遁者皆獲重譴，翁同書于定遠、壽州兩次失守，又釀成苗逆之禍，豈宜逍遙法外？應請旨即將翁同書革職拿問，敕下王大臣九卿會同刑部議罪，以肅軍紀而昭炯戒。

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是否有當，伏乞皇上圣鑒訓示。謹附片具奏。

綜上所述

曾國藩在肅順被殺后，對清廷是否要對自己下手很是懷疑，參劾片中最后兩段話，其實是一種威脅，表明了一種態度。

曾國藩表面上是在說自己“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實際上是在將“兩宮一王”的軍！反問他們是否因為翁心存是兩朝帝師，長期在京城，又支持你們發動政變殺害肅順，所以，你們才會對他的兒子網開一面？

清廷為了照顧天下安危，只能給曾國藩面子兒、照顧曾國藩情緒（關于清廷的心理參見“云南巡撫鄧爾恒被殺一案”，重點推薦！）。只能撤掉翁同書，但因為翁心存的關系，清廷并沒有像殺掉何桂清那樣殺掉翁同書。只是做做樣子兒，撤職、判處斬監候、繼而減為發配新疆伊犁，走到半路就被都興阿以幫助平亂為名留在甘肅做官，緊接著連續升職。只不過翁同書比較倒霉1864年就病死了。

這么一說，都是排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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