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拋出“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極端言論后，引發中日輿論巨震。面對中方的嚴正抗議和撤回錯誤言論的要求，日方卻反復狡辯，聲稱只是“說過了頭”，但這種混淆視聽的解釋根本掩蓋不了事實。

那么，高市既然敢口出狂言，又為何不敢承認呢？日本右翼挑釁中國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動機和目的呢？

事實上，高市在涉臺問題上的挑釁之舉，絕非是偶然失言的政治意外，而是日本右翼思想數十年復興、安保政策持續轉向的必然產物。剝開“臺灣有事”這層虛偽的外衣，日本真正的目的，是藏在心里七十多年的那個心魔——國家正常化。

什么叫正常化？就是撕掉戰敗國的標簽，組建一支有開火權的軍隊，重新坐上世界大國牌桌。這個目標貫穿了戰后日本的整個政治脈絡。而要理解 高市早苗如今的癲狂，就必須從戰后日本的制度建構和政治心理中去尋找答案。

二戰之后，為遏制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美國為日本量身定制了一部和平憲法，把日本閹割成了一個“不正常國家”。不能擁有自己的軍隊，不能擁核，也沒有交戰權。這些規定就像是“鎖鏈”，牢牢捆住了日本的手腳。

然而，麥克阿瑟又保留了天皇制，豁免了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讓神道教民族主義和天皇崇拜繼續以“文化傳統”的形式存在。而裕仁天皇在戰后30年里，持續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 又為保守派賦予了“歷史傳承”方面的所謂合法性。

結果就是，日本表面上接受了“和平國家”的身份，卻從未反思過戰爭罪行。保守勢力極力否認日本在二戰中的加害角色，卻反復強調“戰敗國受害者”的身份，甚至出現了 “軍部騙了人民，人民也是受害者”的荒誕邏輯。這種扭曲的自我定位，不但使日本社會難以形成承擔戰爭責任的共同意識，也影響了后來政府的政治路徑。

換句話說，美國戰后只是肢解了日本的國家主義機器，卻沒有鏟除民族主義的根系。這種不徹底的改造，就像斬草沒有除根，為右翼的死灰復燃提供了可能。

冷戰初期，日本在安全上完全依賴美國，右翼勢力暫時被壓制。然而隨著七十年代日本經濟騰飛、國力增強，被壓抑的“國家野心”開始與潛伏的“民族主義”重新合流，成為了日本政治持續右傾化的思想溫床。

進入21世紀，隨著戰后一代溫和派政治家陸續退場，新生代政客對戰爭的記憶稀薄，對和平憲法的敬畏減弱，對歷史責任更是模糊。他們開始將日本定位為“應重返正常國家地位”的亞洲強國，而不是戰敗國。在這種心理背景下，挑戰歷史禁區、刺激民族主義，反而成了右派政治人物彰顯“膽識”的方式。安倍晉三、高市早苗的崛起，正是這種認知錯位造成的結果。

那么，日本要變成“正常國家”又為什么要挑釁中國呢？其實道理很簡單。

因為日本如果想要修憲、想要解禁集體自衛權、把自衛隊變成真正的軍隊，就必需樹立一個足夠強大的“敵人”。沒有威脅就沒有理由軍隊正常化，沒有危機就無法說服國內民眾修改和平憲法。那敵人是誰呢？

朝鮮核威脅雖然真實，但主要波及美韓，日本公眾難以將之視為“生存危機”；俄羅斯雖是硬茬，但日俄貿易薄弱且俄戰略重心遠在歐洲，難以構建持續性的威脅敘事。相比之下，中國具備 “理想對手”的所有要素 ：綜合國力持續增強、與日本存在釣魚島和東海爭端、歷史問題尚未清算，且地緣上近在咫尺。換句話說，中國是日本推行“國家正常化”所需的最佳政治工具。

除此之外，日本自身對中國的崛起也如芒刺在背，尤其不愿意看到中國的統一。

從1990 年代開始，日本經濟停滯三十年，從世界第二跌至第五；制造業競爭力下滑，科技被快速追趕；老齡化加劇與財政困境不斷惡化，社會大眾普遍對未來感到焦慮。

而同一時期，中國卻在經濟、科技、軍事和全球影響力上全面崛起。眼看被曾經壓制的對手反超，這種強烈的心理落差讓右翼對中國又恨又怕：他們既嫉妒中國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又痛恨自身淪為美國經濟附庸的現實，更害怕從此以后變成亞太地區的二流國家。

于是，用盡一切手段拖住中國發展，阻止統一進程，就成了日本右翼的戰略本能。因為在日本右翼看來，中國統一將對日本帶來一系列沖擊。

一是安全結構的崩塌。臺灣被中國收復后，美軍在第一島鏈的核心支點將不復存在，在亞太的存在感與遏制力也將顯著下降。這意味著美日軍事同盟的既有分工與威懾邏輯將遭遇根本性沖擊，日本將陷入保護傘可靠性下降與安全成本急劇上升的雙重困境。

二是地緣經濟格局的重塑。中國坐擁東海、南海與臺灣海峽三大關鍵水域，等于掌握了西太平洋的要沖；而日本維持多年的以臺海分治為前提的貿易路徑也將不復存在。一旦中國打破第一島鏈、確立穩定的統一格局，日本的能源航線、貿易航線以及造船、制造業依賴的海上物流體系都會受到實質性擠壓。這不僅是經濟層面的沖擊，更是關乎日本國家生存的戰略焦慮。

三是精神敘事的瓦解。在日本右翼的歷史敘事中，臺灣一直被視為“殖民統治的成功典范”，是其為數不多還敢公開贊頌的帝國遺產。臺灣若回歸中國，不僅意味著殖民記憶徹底被清算，也意味著日本右翼賴以構建民族優越感的象征被最終抹去。

也因此，臺灣問題就逐漸變成了日本右翼的一個政治工具：既是對內煽動民族主義的抓手，也是對外展示“價值”以換取美國支持的籌碼。

日本雖然在與中國建交時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在現實政治層面，自1949年兩岸分治之后，日本就借助曾經殖民過臺灣的便利，在臺灣構建了龐大的利益網絡。

1990年代后，日本國內政治趨于右傾化，親臺勢力從自民黨擴展至多個政黨。2002年，小泉純一郎的外交咨詢機構首次明確提出“加強日臺關系”。2005年，美日聯合聲明將“和平解決臺灣海峽問題”列為共同戰略目標，標志著臺灣問題被實質性地納入日美安保框架。

2010年，日本的GDP被中國超越后，日本社會經歷了第一次巨大的心理震蕩。日本右翼 明確將中國視為“威脅”，推動修憲、強化防衛能力的呼聲越來越高。安倍上臺之后，日本不斷為解禁集體自衛權鋪路：2015年通過的《安保法》引入了“存立危機事態”和“重要影響事態”兩個概念，為未來可能的軍事介入留下了法律空間。

此后，隨著美國“印太戰略”成形，日本開始更加頻繁地炒作臺海議題。2019年版《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首次提及“臺灣海峽和平穩定”。2021年版《日本防衛白皮書》首次把臺灣局勢納入國家安全考量，稱臺灣周邊穩定對日本至關重要，這標志著日本在國家層面確認臺灣議題與其安全存在關聯性。

但對美國而言，臺灣終究只是10000公里外的一個島嶼。盡管美國一直在通過介入臺灣問題牽制中國，妄圖從臺海兩邊同時攫取利益。但軍事介入可能引發的巨大代價，以及中美實力差距日益縮小的客觀現實，使得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態度時常顯得舉棋不定。

可日本不愿意放棄美國對華遏制政策的 “戰略機遇窗口” ，干脆充當起了遏華的急先鋒，將自己定位成第一島鏈反華支點，通過積極配合美國印太戰略，不斷炒作臺灣議題，以向美國證明其戰略價值，換取美國對修憲的支持。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逐漸從“溫和保守”轉向“激進保守”。 安倍之后的幾任首相，菅義偉、岸田文雄和石破茂，都基本繼承了安倍路線。但他們“右翼”的程度相比于高市早苗，就相當于是“普通感冒”和“發燒”的區別。

高市本人的個人經歷與政治操守幾乎就是日本右翼的濃縮樣本。

1984年，高市進入被稱作“日本右翼政治家搖籃”的松下政經塾學習。三年后，她被派往華盛頓，在美國民主黨眾議員帕特·施羅德辦公室實習。按當時內部記錄，她的工作只是打印文件、處理行政雜務的無薪助理。但回國后，她撰寫了一本在美國經歷的書，把自己包裝成了“擁有美國國會實務經驗的立法專家”。

當時正值自民黨深陷瑞可利丑聞，急需外部經驗重塑形象，高市于是獲得了媒體的關注，搖身一變成為朝日電視臺新聞主播，完成了從無名政治學徒到公眾面孔的第一次躍遷。

1993年，高市以無黨派身份當選眾議員。為在國會立足，她選擇了通過挑釁性言論構建政治識別度的捷徑。1994年，當選議員僅一年后，她便在國會質問村山富市首相“憑什么代表日本向中國道歉”，從而吸引了右翼鐵桿的注意。與此同時，她還為一本美化希特勒的書《希特勒的選舉策略》撰寫序言。這本書后來因遭人權組織投訴而被禁售。2011年，她又與日本極右翼團體“日本納粹黨”頭目山田合影，被《衛報》《法新社》等媒體曝光后引發國際輿論批評。由此可見，高市從一開始就在精心策劃一條依靠極右言論博取政治地位的路線。

不過，高士靠“出格”搏“出位”的做法與日本的政治環境也有很大關系。因為在日本政壇，像高市這種根系不深，沒有背景的人物，想要站住腳，只能不斷制造話題標簽化自己。而作為女性議員和黨內的邊緣人物，就更需要通過 “更右、更硬、更極端” 的姿態，才能在男性主導的保守政治中突破天花板。高市深諳此道，于是她選擇把自己推向右翼的最前沿。

2006年，高市在加入自民黨之后，很快就靠極端的右翼立場獲得了安倍的“青睞”。安倍遇刺身亡后，高市雖然失去了最大的政治靠山，卻也意外地獲得了某種程度的“自由”。她抬棺痛哭，高調宣稱要繼承安倍的遺志，極力將自己塑造成安倍路線的正統“繼承人”。而當時，整個日本政壇的政治光譜正在急速右移，為她提供了肥沃的政治土壤。

為了博眼球、博出位，她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否認慰安婦問題。主張恢復“交戰權”和“國防軍”，主導《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在供應鏈、高科技領域推動對華“脫鉤斷鏈”。終將自己打造成了右翼團體的核心骨干。

投靠麻生太郎陣營后，她又通過政治炒作和黨派政治利益交換登上了首相之位。但是作為一個通過話題上位的政客，她深知只有持續制造更激進的議題才能鞏固權力地位。

于是，借特朗普訪問日本之機，高市刻意在全世界面前營造出與特朗普“男歡女愛”的辣眼場景，讓人感覺好像美國總統也在為她提供政治背書的印象。然后她趁熱打鐵，試圖繼續借挑動臺海議題為自己的右翼路線與權力基礎繼續積累政治籌碼。

綜上所述，高市能從邊緣人物崛起為日本政壇核心，并不是普通的權力輪替，而是戰后日本歷史敘事扭曲、不斷右傾和政治生態極端化造成的結果。她喊出“臺灣有事”也不是臨時起意，而是一場經過算計的政治冒險，一是為了鞏固自身權力根基；二是借助美國力量完成國家正常化；三是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阻撓中國統一。

然而，高市的盤算看似精明，實則只是一廂情愿。

首先，她通過打“臺灣牌”來鞏固權力的想法注定是一場失敗的政治賭博。

暫時來看，高市的強硬姿態確實換來了耀眼的民調數字，69%的支持率、媒體對“強勢女性首相”的追捧、保守派的情緒高潮。但這份支持并非源于真實的政策效果，而是日本政治中典型的“新內閣蜜月期”現象，與其涉臺言論并無必然聯系。

更何況，民族主義情緒無法掩蓋日本經濟的脆弱現實。

中國是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對華出口占比超過 20%；中國游客是日本旅游業乃至地方經濟的重要支撐。中國反制后，日本的旅游、零售、服務業痛感明顯，企業界更是繃緊了神經。隨著反制擴大到供應鏈、關鍵零部件與雙邊投資領域，這種經濟沖擊會迅速傳導到中小企業與普通民眾的生活，最終會反噬她的支持率。

在政治層面，高市在自民黨內 根基薄弱，被視為麻生太郎的“代理人”，缺乏穩定派系支持。她的極右姿態雖然為他贏得了一些喝彩，但反對的聲音也不絕于耳。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野田佳彥紛紛批評其言論“危險”“缺乏法理基礎”；中左翼媒體持續指責其將國家推向戰爭風險；連保守派的《讀賣新聞》都罕見地表示：自民黨正踏入“前所未有的政治考驗”。這種群起而攻之的現象說明，高市的冒險并不符合當前日本的國家利益，她靠制造激進議題來刷“存在感”的日子將難以為繼。

其次，日本想借美國的力量實現對華圍堵，通過“搭美國便車”完成國家正常化，同樣是幻想。

日本在朝鮮戰爭中借助成為美軍后方基地，帶動工業產值增長，實現了戰后首次經濟起飛；冷戰期間又依靠日美同盟獲得技術、市場和安全紅利，從而躋身發達國家之列。但是，這種關系本質上只是一種“主仆”關系，而非平等的國與國的正常關系。更何況，美國從來不會為盟友犧牲自身核心利益。

在過去七十年里，美國多次在關鍵時刻拋下日本：朝鮮戰爭結束后，美國立刻削減對日“特需”訂單，讓日本驟然失去主要經濟動力；越戰失敗后，美國又將地區穩定成本轉嫁給日本；1980年代，當美國貿易赤字擴大時，又通過“廣場協議”迫使日元急劇升值，使日本經濟由此墜入長期停滯。現在，日本指望美國犧牲自身利益成全日本，無疑是在自我安慰。

這一點從最近的事態發展就可以看出端倪。

高市挑起“臺灣有事”風波后，中國在外交、經貿、文化、軍事等多個層面展開了前所未有的反制，并把事件擺上了聯合國舞臺，甚至當著美國的面說“日本想軍國主義復辟”、“敵國條款適用于日本”、“中方將對日本的武力威脅行使自衛權”。然而，美國的反應只有一句機械的“美日同盟堅如磐石”，然后就是集體沉默——從國務院到五角大樓、從參眾兩院的議員到對華強硬派，幾乎沒人真正站出來替日本說話。

表面上看，這是因為特朗普本人對地緣政治問題本身就不感興趣，華盛頓有在亞洲收縮戰略的態度，再加上剛剛和中國“貿易休戰”，所以不想為了日本過度刺激中國。

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美國雖然一直沒有放棄系統性的對華競爭戰略，但美國對華遏制的核心是 “美國優先” ，而不是幫助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盡管日本右翼為了“修憲”上竄下跳了幾十年，但美國從未公開支持日本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實際上，美國需要的是一個可控的日本，而不是一個有軍事自主權的日本。日本越想借圍堵中國實現戰略獨立，美國反而越要拽緊韁繩。

因此，日本“聯美制華、借船出海”的戰略構想注定失敗。它既高估了美國的可靠性，也低估了中國的決心和能力。日本若執迷不悟，不僅無法實現“正常國家”的夢想，反而可能重蹈歷史覆轍，成為大國博弈的犧牲品。

最后，中國絕不會因為美日的態度而推遲國家統一進程。日本的介入不僅無法阻擋，反而會加速這一進程。日本欠著中國數不清的歷史血債。一百多年前的甲午之戰，幾十年前的全面侵略戰爭，中國人從來沒有忘記。臺灣問題之所以復雜，日本的殖民占領是一個重要原因。在中國推進完成國家統一、實現民族復興的進程中，如果日本膽敢軍事挑釁，中國定將給予迎頭痛擊，和它徹底清算歷史總賬。

最重要的是，這些并不是空洞的外交辭令，而是一柄真實的，懸在日本軍國主義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它就是捍衛二戰后國際秩序的最后手段——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關于這個內容，我們下期視頻再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