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今天所說的宋元戲劇中，有一個門類，叫做“水滸戲”。

主要是描寫《水滸傳》中一批梁山好漢的故事，戲中的人物和情節，可以說是《水滸傳》中某些故事的“底本”。

但“水滸戲”只是后人命名的，在元代，這類戲劇題材有一個統稱，叫做“綠林雜劇”。

“綠林雜劇”能流傳到今天的已經不多，但是其在元代時創作之繁盛，的確是令人嘆為觀止的。

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曾經羅列過元代的水滸雜劇，達三十本之多，如《雙獻功》、《李逵負荊》、《燕青撲魚》、《還牢末》等現存比較完整的篇章，都是十分著名的篇目。

“水滸戲”對《水滸傳》成書的影響，不言而喻，是巨大的。兩者之間，有著明顯的傳承關系。

幾乎可以說，水滸故事在元代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只需要有一大才子，將其加工、整理、編輯、潤色，《水滸傳》這部大作，就能說是完成了。

所以，《水滸傳》可以肯定，是由眾多人的智慧結晶出來的作品（又一次證明了勞動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的），而施耐庵只是將其進行了大幅的整理加工，但因為才子出手，畢竟不凡，所以《水滸傳》深受后世喜愛。

元人對水滸戲的喜愛，不僅促成了《水滸傳》中的部分故事，而且還對《水滸傳》成書的主題、思想，影響深遠，其中最突出的一點，能夠歸結為四個字，那便是——替天行道！

《水滸傳》中的故事，與唐宋時的傳奇一脈相承，有發展也有繼承，《水滸傳》本身，亦可以算是中國古典武俠小說的集大成者。

由零散的“綠林故事”到成型的“武俠小說”，水滸戲與武俠小說的關系，是難分難解的。

如果說唐宋傳奇開啟了武俠小說的先聲，那么水滸戲就是武俠小說發展歷程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水滸戲對武俠小說最大的貢獻，是提出了“替天行道”的俠義精神。

但是，水滸戲中的“替天行道”與《水滸傳》中的“替天行道”，往細了看，兩者是稍有不同，但在大方向上，卻沒有什么本質的不同。

元代水滸戲中，曾經多次提及“替天行道”四個字，比如，在《李逵負荊》中，有“杏黃旗上七個字，替天行道救生民”之句；《雙獻功》中有“宋公明替天行道，到今日慶賞開筵”的評價；《還牢末》中有“俺梁山遠近馳名，要替天行道公平”之句……

總之，“替天行道”幾乎成了水滸戲中所共有的一個概念。

那么，究竟什么是“替天行道”？有什么深刻內涵？這些戲劇作者們，究竟想表達什么？這是對原有俠義精神的繼承還是倒退？

其實，在水滸戲的劇本中，提及到的“替天行道”含意非常豐富，但從故事內容來看，“替天行道”所表現的，主要是：不畏強權、鏟除惡霸、救助弱小。

采用暴力或非法律的手段，幫助被壓迫的弱者（或者說是平民百姓）取得公平，而且競爭大多激烈非常，結果常常是你死我亡的局面，這突出了斗爭的殘酷性和不妥協性。

水滸戲中的“俠客”們，更側重鋤強扶弱，更多地是關注下層民眾，其俠義精神和底層百姓結合地更加緊密，至于保忠義、護忠良、快意恩仇、士為知己者死等傳統的俠義情懷，相對不是主流。

在現存的元代水滸戲中，最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是李逵和宋江，他們的人物形象，也和《水滸傳》中的有所不同。

李逵是元代水滸戲中的“大主角”，流傳下來且非常精彩的篇目，有康進之的《梁山泊李逵負荊》和高文秀的《黑旋風雙獻功》。

《李逵負荊》以梁山泊清明放假為起點，寫眾頭領們下山掃祭、踏春。

恰逢李逵來到杏花村酒店里吃酒，結果遇到王林哭訴，說梁山泊頭領宋江、魯智深強娶民女，將自己的女兒滿堂嬌搶走了。

李逵聽罷大怒，以為真是宋江所為，便氣沖沖跑回山上找宋江問罪，大鬧了忠義堂。

宋江自然不認，于是和李逵立下軍令狀，下山與王林對質，結果發現搶奪民女者并非宋江、魯智深。

李逵自知理虧，便向宋江承認錯誤并負荊請罪，恰好此時兩個冒充者來到酒店，王林報信，宋江便派李逵下山捉拿這兩個冒充者，將功折罪。

這個故事，刻畫了李逵天真淳樸、嫉惡如仇、不畏強權的鮮明形象，情節曲折、人物生動，深受廣大百姓的喜愛，同時，這個故事也體現了梁山泊好漢們為弱民做主、替天行道的俠義情懷。

而高文秀的《雙獻功》，寫李逵智救孫孔目、并殺死奸夫淫婦白衙內和郭念兒的故事，故事曲折生動，但是這個故事中的李逵，和《李逵負荊》中的人物形象又有所不同，《雙獻功》中的李逵精細、忍辱負重，在粗魯的性格之外，是細致的心思，頗有點《水滸傳》中魯智深粗中帶細的個性。

至于宋江，在元代水滸戲中，可謂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起義領袖，沒有了奸詐和弄權，也沒有仁厚長者的形象，只有綠林好漢的“勇悍俠義”。

他對聚義的事業忠義，為黎民百姓鋤奸去惡，深受梁山三十六個英雄的愛戴，以至于在《燕青撲魚》中，寫燕青犯事，要被宋江趕下山去時，竟然急瞎了眼，完全不是《水滸傳》中看透一切、對宋江不怎么感冒，最終飄然離去的那個浪子燕青。

元代水滸戲中的宋江，更像是史料中的宋江，是一位勇武過人、才智杰出的農民起義軍領袖。

在宋江殺閻婆惜的這段故事中，完全與《水滸傳》不同，根據《大宋宣和遺事》中的記載：宋江看到閻婆惜和吳偉兩人親切，于是怒發沖冠，摸起一把刀，直接將兩人殺了，還在墻壁上留下四句詩：“殺了閻婆惜，寰中顯姓名；要捉兇身者，梁山泊上尋”。

殺閻婆惜的行為，更像是武松殺人留字的行為。完全不同于《水滸傳》中為形勢所迫、不得已殺了閻婆惜，然后又被朱仝義釋的宋江形象。

水滸戲中宋江殺閻婆惜是主動的，《水滸傳》中是被動的，是形勢所迫，在這一主動一被動之中，宋江的形象，也有著天壤之別。

通過水滸戲中李逵和宋江的形象，我們可以看到，元代水滸戲中的梁山好漢們，更像是主持正義的“豪俠”，注重鋤強扶弱、為弱者伸冤，這與《水滸傳》中的故事，有著明顯的不同之處。

當然，水滸戲篇幅較短，創作者也不相同，所以人物雖然有重疊，但是在個性上卻百花齊放，甚至同一個人物也有著很大的不同，《水滸傳》自然不能這么松散，人物性格必須要統一起來。

水滸戲也有很大的缺點，比如，人物和故事失于精細傳神，顯得很粗糙，語言也良莠不齊，不如《水滸傳》那么耐讀。但即便如此，水滸戲仍然有著獨特的魅力，尤其在元朝那種世道，鋤強扶弱、不畏強權更能被廣大底層百姓所喜愛。

水滸戲中所突出的“替天行道”精神，自然也影響著后世武俠小說的創作，像金庸、梁羽生筆下的大俠客們，雖然性格千差萬別，但哪一個不都是不畏強權、鋤強扶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