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我離開北京，到現在快一個月了，北京的生活似乎成了記憶。離京前，我特意去了地壇公園、后海，那時正是京城紅葉最絢爛的時候。此后，我一路向南，開啟了一種近乎流浪般的生活，一路遇到很多人，經歷了不少事。

一、上海的糾紛

我的第一站是到上海，陪當事人處理充電寶代理糾紛。如今充電寶布滿大街小巷，由充電寶公司尋找代理商進行輕資產運營，我的當事人所經歷的糾紛大致如此，投資幾百萬代理充電寶運營，錢砸了也有運營流水，但流水以各種理由被扣，雙方的合同對權利義務的約定模糊。本來我打算直接訴訟，但他卻說信用卡已刷爆，等不起。

我想還是速戰速決，于是轉向談判，沖突、爭吵、勸和，第一天勉強達成意向。對方公司的負責人是個80后的內蒙滬漂，北漂遇滬漂，倒是有挺多共同的話題。隨后兩日，耗在公司走流程，如今互聯網企業也官僚化，一份合同須經七八個領導審批，我們點外賣守在辦公室，直到最后一人簽字，才松一口氣，但問題也只是解決了一半。

二、信貸陷阱的餐飲人

11月13日，我結束上海的工作，坐滬昆線回到江西老家，路上兩個多小時。在南昌，和老朋友們聚會，他們現在做企業，對經濟形勢有著直觀的感受。現在干企業不容易，一樁合同詐騙案，讓公司雪上加霜，正在走刑事報案。

晚上公司高管們一起吃飯摜蛋，大家感嘆現在生意難做，越做越虧，惡劣環境下，上下游互相碾壓，供應鏈的公司也來騙，讓他們始料未及。我們回憶起幾年前，那時賺錢容易多了，樓市與股市，兩臺經濟的發動機日夜不停息，空氣中彌漫著金錢的味道，市場上催生了各種財富的神話，即便股災之后，依然有互聯網金融狂奔了幾年，如今，發動機有些偃旗息鼓，各種富豪歸隱，企業家躺平。我想起一句話：老板罷工比工人罷工還可怕。

在南昌幾天，我借老鐵的媒體辦事處辦公，辦公室靠江，風景不錯，每天我騎車十多分鐘來上班，媒體相當于信息中樞，屬于社會的窗口。辦公室偶爾有人來，印象最深的是一個餐飲企業的老板，他過來尋求解決個人不良貸款問題。

大致：他有一百多萬的貸款，申請銀行減息政策，結果利息是省了一半，但是他的貸款變成債務重組，個人征信變成了關注類，他無法再貸款了。三個孩子、房貸、餐飲資金周轉，全部壓在身上。我找金融記者打聽才知，他這個上報到央行征信，銀行未盡提醒義務，但他也簽了字。個人征信由正常變成關注類（近乎不良），用個比喻就像健康檔案上被打了一個模糊的問號，資金活水的閘門悄然關緊。

眼下信貸收縮，個人命運就這樣被卷進系統風險里。

三、風電老板

在南昌時，我和老鐵還去談了個案子，一個南昌本地企業家，賺了不少錢，買了輛一百多萬路虎，結果行駛幾千公里發動機壞了，4S店不換發動機也不退車。他找媒體維權沒用，想著是不是法律跟進下，我們詳細了解了來龍去脈。又說到這個老板的工作，他是干風電、光伏行業的，這是政策性行業，經濟下行，依然有錢可賺。他見我做過風電的競調，說起行業的各種門道比如路條、指標等，但要平衡國企與民企的利益分配等。

我在他的江景辦公室，我喝了二十多杯茶，上了四五次廁所也沒有談到正題，委托不委托的問題，最終還是不談了，就當認識個朋友。如今法律行業越來越卷了，律師費卷成了白菜價，企業的付費意愿也低。南昌老板請常年法律顧問才三萬，此案更難投入。想起這兩年中年轉型三件套：外賣、滴滴、法考。律師行業吸引了大量跨界者，寒窗苦讀備戰法考，可今年律師難注銷律師證的話題頻頻被報道，也是挺諷刺。

四、毛派企業家

11月15日，我抽空去了一趟武漢。我視頻號上有個粉絲說刷到我在記者節錄的視頻，想讓我幫忙解決點問題。我好奇誰會關注我、刷到我，對方找我無非是看中我的媒體經歷，亦或者現在律師的身份。

他的故事大致：他來自湖北農村，到武漢從工地小工作起，白手起家歷盡幾十年干了建筑公司，趕上時代的紅利，企業做到行業標桿。如今他卻陷入房地產爆雷與政府拖欠款的泥潭。他不敢起訴政府，怕惹上行政官司；但他也不敢親近官員，害怕被牽連。

我去了他們公司，公司擺著毛主席像，他主動說起自己是毛的忠實粉絲，從小就崇拜毛主席，他公司的辦公環境和企業文化有些意思，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公司的賬本全部擺在一個房間，像圖書館一樣，他說他自己是認真做企業的人，員工跟了他二三十年。

晚上，公司高管陪著一起吃飯，飯局上說到后疫情時代喵喵、結結等公共話題，話題沉重卻也真實。喝了點酒，我的職業病犯了，我問他是“毛派企業家”嗎？他笑說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用那一代人的方式管理企業——少用杠桿，如家長般對待員工。

作為建筑公司，還能活著就挺不易，或許也正應了他毛派企業的作風，也是傳統企業家的堅守與困境。我和他接觸了半天，大致知道他所遭遇事的公共價值所在。

五、贛南的果農

11月22日，周六，我在南昌忙了幾天，前往贛南看老婆孩子。這些年，經常在外出差，聚少離多，陪孩子時間少，孩子的成長，更多的是在視頻見證，像是看一部電影。我對女兒的印象還停留在牙牙學語階段，她已會識很多字會背古詩了，她會跟著我說欲買桂花同載酒。

此時的贛南尋烏，正是臍橙上市季，公路邊、大街上到處是橙子。尋烏街頭的臍橙兩三塊一斤，如果到地頭采摘一塊多錢，一斤橙子不如一瓶礦泉水的價格，這是果農辛苦一年的回報。且不說化肥、防護物等農資，就是快遞費、紙箱費也要比果子貴。贛南有成千上萬的果農，小而散，沒有品牌溢價，趕上消費降級，臍橙更難賣了。

贛南臍橙是季節性水果，年產量高達185萬噸，除了果販、果汁廠收購，其他得靠果農自己。家人沒太多社會關系，我五六年前開始賣臍橙，也只能通過朋友圈賣賣，很多江西人在朋友圈賣橙子，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網紅現象，借助快遞點對點模式，完成一輪大規模的螞蟻搬家運動。朋友圈賣橙子靠的是個人信用，如果品質不行早就噶了，好在贛南臍橙能打，但如今的低價、劣幣驅逐良幣，也讓不少果農萌生退意。

六、肇慶的大案

11月24日，我在贛南呆了幾天，決定去肇慶。我從尋烏搭汽車越過嶺南，到梅州坐高鐵，從梅州直下深圳再轉車到肇慶，總共三個小時。不得不說，現在高鐵的方便，大大拉近了人與人的物理空間和心理距離。這是我第一次到肇慶，之所以到這是因為有一個大案開審：美個朋友案。

這個案子由刑辯大咖朱明勇、武廣軼擔任辯護律師，是一次學習的機會。這個案子簡單來說，一名男子在交友APP被女主播騙了錢報案，肇慶公安到杭州端了整個公司，搞了3.2億所謂詐騙金額，相當于400萬受害者、25萬涉詐人群，這被喻為是社交行業遠洋捕撈第一案。

遠洋捕撈并不新鮮，是地方財政困難的縮影，最近最高檢表示針對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司法專項監督。只不過這個案子有些魔幻的是抓了一群打工人，包括財務、專員等，堪比遠洋絕戶網，尤其還抓了一些寫代碼的程序員，寫代碼有沒有罪引發諸多討論，增加了案子的黑色幽默感。這個案子最終因為證據未移送、關鍵證人未到案，只開了兩天半就休庭了。

在肇慶，我遇到了全國各地趕來學習旁聽的律師，不得不說還是刑案熱鬧，民案庭通常只有四個人，這個案子15名被告辯護律師再加上助理，辯護席上二三十號人像個小教室。底下除了當事人家屬，還有不少熱心群眾。印象最深的是，有幾個知名的旁聽士，旁聽成為推進司法公開透明的重要力量。

七、回到東莞

離開了肇慶，我順路去了廣州、又去了深圳。在深圳，我和大學同學聊天，他們有的在騰訊系有的在先進制造企業，日子過得挺舒坦，我到前海轉了轉，公園里、海邊都是曬太陽的年輕人，深圳的活力還是比北方強。

在廣州的飯局上，我遇到一位廣東老板、還有云南的建筑商，第一次吃蛇。哪怕是老板，不同的行業感受也是不一樣的，廣東老板主要做電網生意，最讓他放心的是不用擔心回款的問題。云南老板則不同，他經常被政府欠款，說到自己和政府打官司的經歷，我對專項債等問題倒比較熟悉問了幾句，云南老板說現在化折打折厲害，從七八折降至五六折，他不接受就起訴了政府。飯局上，只有說到華為、鴻蒙這類公共性話題大家才有些共鳴，堅定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11月28日，在灣區了一圈，我又回到東莞，東莞有我很多同學也有我的家人，他們大多是二十年前、十幾年前加入到世界工廠的打工潮中，在此安家落戶。我二十年前曾到東莞打工，中間來過多次，如今再回到這里，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東莞特有的區鎮、工廠房、霓虹燈的光、各種口音的打工人，陌生的是很多區鎮已經不復當年人山人海的景象了，東莞正在產業升級，華為及供應鏈企業在松山湖造出的一片新城，這成了東莞的新中心，有種滄海桑田感。

和家人聊起外貿行業，他感慨最大的不確定性莫過于貿易戰帶來的沖擊。而像他們這樣的中小企業，所面臨的困境往往難以進入主流話語的視野，成為一種沉默的敘事。宏大敘事與個體生存，常常運行在兩種邏輯里。無論宏觀層面如何論述，東莞的外貿產業，至今仍承載著大量農民工的就業。

我想起我的老鄉，在同一家鞋廠工作了十幾年，直到工廠主體遷往越南。他們被迫面對的選擇——是留下等待未知，還是提前返鄉——真實而沉重。最近在灣區，我也刷到很多農民工提前返鄉的短視頻。背影匆匆，行囊沉沉。經濟若是感冒，首先吃藥、承受苦澀的，終究是一個個具體的人。

如今的經濟形勢，只能說是一言難盡，老板不易，打工人也難。這種經濟環境下，每個人都在尋找安身立命的方式。呆了幾天，我又啟程北上。但這一路，像走過一幅流動的中國剖面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