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國下一個五年目標：提升預期壽命、均衡醫療與醫保可持續

文 | 辛穎

編 | 王小

圖/視覺中國

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2015年的76歲，到2024年的79歲，下一個五年的目標將沖刺到80歲。

這一躍升軌跡，不僅與基層醫療覆蓋率95%、重點癌癥早篩率超55%等關鍵數據高度重合，也說明健康中國不是一個抽象的目標，而是落到每個人身上的具體改變，從偏遠鄉村老人在家門口就能做的慢病篩查，到城市社區里觸手可及的健康指導。

這得益于中國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醫療服務體系、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如今這一體系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躍升”。

圖源：IC

然而，全民健康從不是一個醫療體系就能夠實現的，生態和社會環境、個人認知等同樣不可或缺。如何讓80歲預期壽命的目標落地，且實現低成本、高效率的發展？《財經》專訪北京大學全球健康發展研究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劉國恩，圍繞這一話題展開了深入探討。

No.1

壽命提升：不只是醫療的事

《財經》：你認為要實現人均期望壽命增長一歲的目標，需要哪些核心條件？目前欠缺的是什么？

劉國恩：實現這個目標沒有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實現。期望壽命的提升，核心取決于三個維度，且權重差異很大。

由小到大看，首先是良好的醫療條件，讓患者該救治的時候能夠及時得到救治，這也是人類健康最后一道兜底的關口。比如卒中（腦梗）黃金搶救時間的把控、突發疾病的及時診斷治療、細胞基因治療等等醫學技術手段，都可以用于挽救生命。

但根據大量醫學研究證據，個人健康權重不到10%取決于醫療條件。因此單靠醫療救治，撐起一歲壽命的提升不僅困難，代價更高。

《財經》：那比醫療更重要的維度是什么？

劉國恩：我們所處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對期望壽命的影響大于醫療條件，接近20%左右。

根據《柳葉刀》的研究顯示，物理環境如室外PM2.5污染、室內污染，會顯著增加心腦血管疾病、呼吸道腫瘤的死亡風險40%以上。

還有全球氣候變暖，破壞大氣生態平衡，導致極端氣溫、旱災、澇災、火災、風災頻發，直接威脅生命健康。2015年，各國達成的“巴黎氣候協定”，目標是到2100年不要超過工業革命前平均溫度1.5攝氏度。很不幸的是，2024年12月就已“破防”此線，現在努力的目標只能是如何固守2攝氏度的“紅線”。

自然環境改善帶來的健康收益，是多少張化驗單都換不來的。同樣，社會環境也影響人們的健康，社會越公平、人際越和諧、心態越放松，人們自然更健康，極端暴力、傷害事件更少，非自然死亡風險就越低，這都是提升壽命的關鍵。

另外，遺傳基因的健康權重在10%左右，這是爹媽給的，個人能夠改變的程度有限。

《財經》：最核心的維度是什么？

劉國恩：相對環境條件和醫療手段，更為重要的健康決定因素是個人生活行為，其健康權重可能高達60%，因此也是成本收益最高的環節。

比如“三高”、消化道腫瘤、呼吸道癌癥等非傳染性疾病，核心誘因是生活習慣和膳食結構。以慢阻肺（COPD）死亡率為例，根據新英格蘭（NEJM）的大型隊列研究，吸煙者風險是不吸煙者風險的28倍；肺癌死亡風險在兩組人群之差也高達26倍；還有，心腦血管的死亡風險也伴隨吸煙而大幅增加。另外，吸煙還影響他人，即“二手煙”的外部性問題。結果如此，吸煙又是完全屬于個人可以掌控的生活行為。可見，僅吸煙一項，居民生命健康水平的促進就有巨大的提升空間。

肥胖，又是另外一個具有巨大潛力的健康改善領域。吃得多、動得少，體重超標、慢病纏身，越來越成為全球各國居民健康面臨的首要危險因素。近年來，國家衛健委提出“體重管理年”行動，就是非常好的一個促進全民健康的舉措。推廣全民體重管理，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減少慢性病風險，不僅促進人們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提高人們的社會健康和文明程度。

總之，如果全社會能引導大家改善健康生活方式，不要過多依賴醫療手段救命，大幅降低重大慢病發生與死亡風險，才是實現人均預期壽命提升的核心抓手。過去我們欠缺的，恰恰是對“前端疾病預防”的重視，自然就把壓力推給后端的治療手段，結果就是“事倍功半”的結局。

No.2

醫療服務平衡：破解大醫院虹吸是關鍵

《財經》：經過多年醫改，中國衛生健康發展和人口公共服務“不平衡、不充分” 的問題，有哪些得到了改善？

劉國恩：最大的不平衡，還是大醫院和基層醫療機構的資源錯配，這也是醫改長期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對此，大多業內人士并非不知，而是長期形成的大醫院“虹吸效應”太強。

2009年國家醫改方案的“分級診療”目標，就是針對這個大問題提出的改革方向。分級診療的原則是“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通俗說就是給醫院功能定位，引導病人在小醫院首診，看不了的病再轉去大醫院看；而大醫院治療后的病人，后續的康復可以到就近的社區醫院看。

如果“十五五”期間我們在分級診療上能夠邁出更大步伐，就可能把公平和效率提升空間更好地挖掘出來，醫療資源不僅能夠得到更大節約，期望壽命的提升還可能更高。當然，這并非一件易事。

《財經》：分級診療推了很多年還是慢，“十五五”還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大力氣？

劉國恩：“十五五”要破局，核心是解放醫生。把醫生從“單位人”變成“社會人”，其中的關鍵之一是解決醫生到社區執業的綜合保障問題。

分級診療的分工邏輯簡單明了：基層社區主導慢病管理和健康促進，上游大醫院負責急難重癥的診療處置。無論根據醫學的理論實踐，還是基于經濟學的觀察視角，分級診療都是醫療服務的優化之道。但現實的就診模式卻并非如此，各地大醫院既扛著疑難重癥救治的活，又得肩負越來越多的海量普通門診服務。反觀基層醫療，服務供需長期處于相對凋零狀態，其變化趨勢還越來越下行。

政府公布的數據很直觀，2011年到2023年，全國總診療人次增幅52%，基層醫療機構僅漲30%，增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同期，三級醫院的診療人次從9億上升到26.3億人次，漲了高達92%，這說明什么？要么居民健康問題變大了，非得去大醫院不可？要么是大醫院的虹吸效應更嚴重了。顯而易見，前者不成立，一定就是后者的問題了。

事實上，患者跟著醫生走，而數百萬醫生受“單位人”身份束縛，職業發展、社會地位、體面收入、退休保障等后顧之憂都離不開大醫院，自然也就走不出大醫院。

如果大多醫生能夠走進廣大社區診所執業，那么大醫院的人力成本也會大幅下降。

與此同時，大醫院的門診收入大頭，可以更優化配置到社區服務平臺，直接為社區醫生提供更有效、更便捷的全科服務收入，從而更好促進居民健康和慢病管理。

從支付角度看，全科服務由全民醫保按人群人頭買單，全科醫生的收入主要取決于所服務的居民人群，自然也就少了思考紅包、飛刀、回扣的必要。

放眼世界，在絕大多數國家、地區，除了大醫院急癥部、住院部必需的全職崗位醫生，廣大醫生的主要收入部分都是源于自己執業的社區診所提供給社區居民的全科服務，其收入水平不僅高，也體面。

從服務效率、醫療效果來看，針對慢病管理和健康促進，社區醫療模式明顯優于大醫院的集中診療。

以英國的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模式為例，社區全科醫生是居民看病就醫的“守門人”，所有患者先經醫生的社區診所進行首診，絕大多數的門診服務留在了社區，需到大醫院專科診療的再轉診，大醫院不擁堵了，整體服務效率自然也提上來了。

NHS的目標不僅僅是紓解醫院壓力，而是構建一套更早介入、更連續、響應頻次更高的健康支持網絡，讓初級診療真正成為國家醫療體系的核心支撐力量。這就又回到我們前邊談的，預防比治療更重要的就醫模式。

因此，在“十五五”期間，我們有非常大的空間進行更有效的配置醫療，正確地引導服務資源，其中最重要的環節是讓全科醫生醫療資源下沉到社區。

No.3

醫保基金可持續：前端發力遠比后端管控更有效

《財經》：“十五五”規劃強調醫保基金可持續，你看這個任務難度有多大？

劉國恩：醫保會不會“穿底”，只靠醫保支付方式的改進恐怕不行。醫保基金是否可持續，關鍵是全民健康促進，降低可避免的非剛性醫療需求，從而減輕醫療服務作為最后守護生命健康關口的壓力。

醫保的本質是“為生病買單”，是為患者在醫院看病買單，也就是居民健康維護的最后一道防線。如果我們的生活行為、生態環境這幾道關口沒有守住，慢病高發、重疾增多，醫保這道關口是否守得住就是個大問題。

前端的健康防線守不住，僅靠醫保管控支付價格和支付范圍，結果很難既讓患者滿意，又讓企業滿意，兩全其美太難。但是，如果能夠減少不必要的服務需求總量，有限的醫保、醫療資源就可能更好、更多用于剛性需求。

比如肺癌患者，若因長期吸煙確診晚期，救治費用動輒幾十萬元，醫保報銷后個人仍要承擔不少，命還不一定保得住。但如果能夠盡早戒煙，這筆大的花費就可能避免，生命得以拯救，醫療資源還能節約，這就是前端預防對醫保、生命的價值。

《財經》：那該怎么做？

劉國恩：醫保基金的可持續，需要和其他部門如衛健、藥監、農業、環境、教育等部門有機協調起來，真正落實“健康中國”發展戰略，就會事半功倍。

讓多部門協同發力前端。首先個人生活方式改善，能大幅減少肺癌、胃癌等重疾發生率，直接給醫保降壓；環保部門治理環境污染、農業部門管理食品安全、藥監部門嚴監藥品質量，這些都是從源頭減少健康風險。

比如慢病患者不用拖成重癥住院，醫保就能少花不少錢，這就是多環節發力的效果。國內外研究數據證實，生活方式對健康和壽命的影響占比高達50%-60%。為此，“健康中國”發展戰略特別強調每個人變成自己健康的第一守門人，很有道理。

居民壽命提升本身也能降低醫保壓力。研究表明，每個人在生命最后一年的醫療費用占其一生醫療費用的20%-30%，其中40%發生在臨終前三個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伴隨年齡的增長，大約在70歲以后的患者，臨終醫療花費開始下降。因此，健康壽命越長，臨終階段消耗的資源會越少。

健康中國是要全社會、各部門共同來開展。不管是壽命提升、供需均衡，還是醫保可持續，核心都不是把壓力推給醫療和醫保，而是把健康管理的關口前移，讓個人、社會、多部門共同發力。

No.4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工智能是機遇

《財經》：中國醫療體系正在向全生命周期管理轉型，其中有哪些新機遇？

劉國恩：目前看最大的機遇是大數據、人工智能在慢病管理和全科醫療中的應用。

現在，我們正在快速進入慢病為主的社會，慢病需要長期監測、管理，靠人工又難又貴，但AI穿戴設備能實時監測關鍵信息，并進行快速匯總、分析、反饋和及時干預，效率高、成本低。

另外，患者用藥的依從性是個老問題，很多人病稍好就停藥，醫療結局往往事倍功半。AI穿戴設備可以發揮空前高效的檢測、提示、指導作用，降本增效的潛力巨大。這些技術能讓醫療從“事后治療”轉向“事前預防、事中管理”，正好契合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需求。

《財經》：“全生命周期管理”“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這和你的團隊目前在做的公益產品“星球健康坐標系統”（PHAS）高度貼合，能否闡釋一下？

劉國恩：過去，影響人類健康的海量參數信息像“碎片”般散落在各國不同領域和部門，傳統方法難以把這些信息集成起來進行綜合系統的全面分析，不僅投入巨大，又難以獲得直接商業回報。在2023年人工智能爆發后，ChatGPT、DeepSeek等全球AI公共品的出現，讓高效整合這些信息成為可能。我們北大團隊借助AI的超大力量，把地球健康的相關數據進行搜集、匯總、整理、分析，并通過經濟學、統計學、生態學、地球科學、系統科學等交叉學科進行建模，首次嘗試構建了“星球健康坐標系統”（Planetary Health Axis System-PHAS），通過人類健康、物種健康、生態健康、社會健康四大坐標、4.8萬多個關鍵變量，動態刻畫人類發展足跡與我們藍色星球邊界的時空距離，從而為人類文明的可持續前行提供可以更好監測、預警、預測和干預的AI數字“羅盤”。

星球健康坐標系統于2025年的10月、11月分別在柏林“世界健康峰會”（WHS）“北京論壇”發布，國際社會的反響非常積極，我們團隊正在全力以赴繼續推進第二階段的研發工作。

星球健康坐標系統未來也可以賦能地區、部門層面的健康復雜系統研究，并且非常契合“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理念，它能打破部門壁壘，讓環保部門制定減碳政策時，能直接看到減碳對心腦血管疾病死亡率等的影響；讓農業部門優化種植結構時，能考量到食材營養對慢病的作用。把宏觀政策和個人健康精準掛鉤，PHAS是一個集成技術的落地載體，可以讓健康治理從碎片化變成系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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