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一個月左右就要放寒假了，不少“海外研學”機構已開始為寒假市場提前布局。

“培養全球勝任力”“與諾貝爾獎獲得者面對面”等誘人的宣傳語，讓不少家長心動不已。

然而，在動輒數萬元的高額費用背后，不少項目實則是“缺研少學”的商業陷阱。

宣傳時承諾的“入住名校宿舍”“藤校教授親自授課”，現實中常被替換為校外的普通公寓和臨時找來的留學生或沒有資質的外籍面孔。

更有甚者，招生機構將學生層層轉包給第三方，形成“套娃式”消費。

除了硬件縮水，“偽研學”更嚴重的問題在于教育管理的缺失。孩子們在飛機和大巴上沉迷游戲，言行失當也無人引導。

一場本應開拓視野的研學之旅，最終淪為“換個地方打游戲”的“國際放羊”之旅。

文 | 唐果

編輯 | 卓然

因為要不要送女兒去研學這件事，常瑩和丈夫已經糾結了好幾天。

常瑩的女兒在北京一所公立學校讀初一，班里好幾個同學打算寒假去悉尼研學，她也張羅著要去，14天費用五萬多人民幣。

丈夫想讓女兒參加，常瑩卻有些猶豫。一來，女兒從沒離開父母單獨出過遠門，更何況是去萬里迢迢的異國他鄉；二來，她對所謂的研學活動本身也抱有懷疑。

這幾天，大學同學的微信群里大家對海外研學吐槽的信息一直不斷。

有人曾把孩子送去澳洲的英語研學營，回來問感受，孩子只說了句“海水挺藍的”。

原本計劃深度參觀墨爾本大學和新南威爾士大學，結果只是在有學校名字的建筑前拍了幾張照片，教室都沒進去，更別提聽教授講課、與當地學生互動了。

“沉浸式英語練習”更是無從談起，整個營三十多個孩子全是中國人，連導游都是當地華人，孩子連說英語的機會都沒有。

還有人給孩子報過新加坡的研學團，十天花費兩萬多，回來也是感覺被騙了。宣傳時說是“國立大學教授上課”，還承諾頒發“國際認證結業證書”。

結果所謂的“學術交流”只是上了幾節網上都能找到的大班課，講課的是個外國面孔但并不是學校的老師。

而所謂的“結業證書”在某寶幾十塊錢就能買一套。吃住都在校外，宿舍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風格，吃的基本都是盒飯快餐。

圖 | 某高價海外研學團的住宿情況

“有些研學營其實是打著教育旗號的學生旅行團，若遇到不良商家，體驗和感受還不如旅行團。”

曾在英國留學的夏夏回憶，她在劍橋大學見過一個國內來的研學團，孩子們都是十幾歲的年紀。

三十多名青少年坐在草地上，人手一份英國超市里最便宜的“打折三件套”：一個三明治、一包小零食和一瓶礦泉水。

夏夏和其中一個男孩聊了幾句，他說自己來自河北，團里的同學來自全國各地，彼此都不認識。這樣的午餐，他們已經連續吃了好幾天。

夏夏有同學做過類似研學團的導游，據該同學介紹，英國的研學營基本都是五萬起步，打上牛津大學、劍橋大學、伊頓公學的高級標簽，十萬、八萬的收費也有，但質量卻一言難盡。

二三十人的團通常只有一兩位老師照看，行程大多是走馬觀花式打卡。只要不出安全事故，孩子們做什么老師基本不管。

她甚至聽說，有老師把幾十個學生帶到比斯特購物村，自己去shopping，讓孩子們干等。

圖 | 網友曬出旅游見聞，

“在牛津大學附近隨處可見二三十個中國小孩坐一排各玩各的手機”

類似的場景宋禹也見過。

在飛往溫哥華的航班上，他遇到過一個少年研學團，由于孩子們坐得比較分散，具體有多少人他不清楚，但至少有二十人以上。

不少孩子在座位上打游戲，“口吐芬芳”臟話不斷，垃圾到處扔，還有推搡打鬧干擾到鄰座乘客被投訴的，但沒有人出來制止。

宋禹的女兒在溫哥華上學，據他介紹，每年暑假女兒班里都有國內研學的插班生。

由于是全英文教學，很多孩子根本聽不懂，便在底下聊天、打游戲混時間。國外的授課老師通常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因為這些中國學生都是送錢來的“金主”，待不了幾天就走了。

“有相當一部分家長送孩子去研學的初衷，是不想他們假期宅在家里玩手機、打游戲，可現實卻有點諷刺，孩子出了國，反倒實現了‘游戲自由’。”宋禹感慨。

當“教育”的外衣被層層剝去，露出的便是各方心照不宣的真相。

曾在知名留學機構工作的羅卜透露，行業內的核心玩法在于“包裝”，只要打上牛津、劍橋、哈佛、耶魯等國外頂尖名校的稱謂，收費標準便像坐了火箭一樣往上竄。

然而，絕大多數研學項目與這些名校并無實質關聯，僅僅是校外機構租用了這些大學的部分場地，其師資和課程多為“山寨”。

“事實上，很多大學官網都有開放的研學課程，參觀學校基本都是免費的。如果學生自己申請，學費加生活費可能兩三萬元就夠了，”羅卜說，“但經過國內某些機構的包裝后，研學項目的溢價往往高得離譜。”

圖 |牛津大學官網校園參觀預約的頁面標注著參觀免費

那么，高昂的學費到底都花在哪兒了呢？答案藏在復雜的利益鏈條中。

據業內人士揭秘，對于機構而言，研學是一個“來錢快”但單個凈利潤未必高的行業，原因在于分食者眾。

國內的生源渠道（一般是校長）、國外的合作機構都需要可觀的“返點”，比例通常在20%，有時甚至高達40%。所有這些成本，最終都轉嫁給了家長，而招來的每一個學生，都成了支撐這條利益鏈的KPI。

“運營一個研學項目，需要同時掌握境內學校人脈與境外落地資源，”羅卜解釋說，“許多國內機構只負責收錢和送機，學生一落地就被轉交給當地廉價的旅行社。因此，不少研學機構本質就是‘二道販子’，售賣方與執行方根本不是同一家。執行方為了提高自身分成，就會極力壓縮成本，使得研學營的質量斷崖式下跌。”

隨著競爭加劇，研學市場的目標客群也日益低齡化。在對研學市場做背調時，常瑩發現，以往的研學營主要面向為留學做準備的高中生，而現在，一些機構甚至連幼兒園的孩子都收。

“六七歲的孩子，生活還不能完全自理，如何通過短短十來天培養‘國際視野’？”

常瑩看了幾個低齡項目的介紹，行程大多由游樂場、動物園等景點堆砌而成，與“研學”的名號相去甚遠。

“說到底還是信息差，如果家長對海外研學的情況多一些了解，自己在網上多查查、多看看，就不會輕易地被割韭菜了。”

圖 | 某悉尼研學團

因為女兒在加拿大讀書，宋禹對各種“踩坑”經歷深有體會。除了項目質量，他更擔憂的是安全問題。

“孩子漂洋過海，人身安全是第一要務，”他指出，“一些機構在合同中明確寫道‘人身安全責任由家長自行承擔’，甚至規定‘突發疾病需自費治療，本機構不墊付任何費用’，將自身責任推卸得干干凈凈。”

海外研學的初衷，本是為孩子打開一扇看世界的窗。然而，在資本逐利與本位責任缺失的情況下，許多項目已背離教育本質，異化為對焦慮家長們的精準收割。

而在一把把明亮的“鐮刀”之下，每一個孩子，都成了冷冰冰的KPI。

從“精英專屬”到“大眾可選”，海外研學已成為消費升級時代家庭教育需求的集中體現。

艾媒咨詢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研學旅行市場規模已達1791億元，同比增長21.9%；預計2025年將突破2132億元。龐大的數字背后，是無數家庭在教育焦慮與理性抉擇之間的艱難搖擺。

互聯網上，對于送孩子出國研學這件事，大家褒貶不一。

有人直言：“花大價錢送孩子出國旅游打卡沒有必要。”有人質疑：“去名校轉一圈，學渣就能變學霸了？”

但在夏夏看來，研學的意義不在于是出去旅游還是出去學習。

高中時，夏夏參加過劍橋的研學營，當年在課堂上學過什么她早就沒什么印象了，但她依然記得格林尼治天文臺那條本初子午線帶來的奇妙觸感；也記得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同齡人一起學習玩耍的日夜，是那些瞬間，讓她第一次觸摸到世界的生動模樣。

“那十幾天，讓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劍橋的短暫研學經歷，對夏夏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回國之后，她比以往更努力地學習英語，本科畢業后又去英國讀研，把沒看完的世界又看了一遍。

常瑩完全能夠理解這種成長的價值。她清楚，通過在真實語境中使用外語、參訪頂尖學府、與國際學生相處，確實能有效拓展孩子的國際視野。海外獨立生活的經歷也能提升孩子的自理能力與適應力，有助于綜合素質的多維提升。

然而面對現實，她還是有點舉棋不定。

“五萬多塊錢不是一個小數目，如果項目名副其實，就算知道有溢價咬咬牙也認了，主要是怕貨不對板，得不償失。”

常瑩的矛盾心態頗具代表性：既怕孩子錯過開闊眼界的機會，又擔心高價的付出只換來一堆打卡照片，沒有實際價值。

對此，羅卜建議，若單純想讓孩子開闊眼界，且經濟條件允許，不必過分糾結旅游與研學的界限。

但對有留學規劃、看重學術氛圍的家庭，家長可以重點關注項目是否有入學測試和英語要求、是否有國際分班、課程表是否公開透明、講師資質能否在大學官網查到。如果能滿足上述這些條件，研學項目基本是靠譜的。

說到底，研學本身并無原罪。問題在于，在市場快速膨脹下，真假難辨。

每個孩子都值得看見更廣闊的世界，但見世面的方式不止一種。找到適合孩子的成長路徑，比在焦慮中盲目追趕更需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