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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拆除前的廈門共濟會（正道院 哈佛那《廈門：港口和會所》）

　　上圖為鼓浪嶼中華路5號正道院舊址，曾經深藏著廈門共濟會的秘密。遺憾的是，該處舊址于1999年因城區改造而被拆除。

　　1759年至1760年間瑞典商人將共濟會引入廣州。

　　1878年6月，在廈門的英國共濟會員籌劃在鼓浪嶼籌建會所。這一請求在同年12月獲得倫敦總會批準，該會所的全稱是“廈門愛奧尼克會所，編號1781”。建筑設計是由香港共濟會員W.Danby提供，工程開始于1879年4月，完工于11月。

　　該會規定在每月第二個星期二舉行集會，首任導師是席福，首批會員29人，都是居住在廈門的外國人。

　　不久，愛奧尼克會所向位于倫敦的共濟會總會請求擴張。這一請求于1878年11月獲準，12月11日舉行了儀式，新會所的全稱是“廈門科林斯會所，編號1806”，規定每月第二個星期六舉行集會，首任導師是Albert Leigh，會員約31人。

　　廈門共濟會員又于1879年12月提議成立英國皇家共濟會廈門分會，并于1885年5月16日舉行了奠基儀式，隸屬于愛奧尼克會所，首批會員28人，規定1月、4月、10月的最后一個星期六舉行集會。也就是說，在小小的廈門，英國共濟會先后建立了兩個會所和一個分會，規模很大。

■1879年完工的共濟會正道院（原圖在《廈門：港口和會所》）

■廈門共濟會正道院和番仔球埔（哲夫等編著《廈門舊影》）

　　從哲夫等編著的《廈門舊影》（2007年）和哈佛那《廈門：港口和會所》（1978年初版）兩書中的老照片，可以看出當年共濟會正道院的模樣。

　　正道院建筑呈長方形，南部房間向東突出，形成L型，基地入口設在北側，整個產業由石墻圍起。建筑為兩層，一層為石砌，僅開設小窗，看上去像是堅實的基座；二層南部房間設有尖券型的雙柱式窗，北部房間外帶尖拱券走廊，有著哥特式建筑的特征，坡屋頂四周有著欄桿式女兒墻，三角形山墻正中塑有共濟會的標志。

　　根據共濟會員的回憶：“建筑沿東西向布置，入口由東端臺階而上，建筑大約是22米長、15米寬，有著一寬敞大廳（約15米長，7.5米寬），南端有一窄長的餐室，由于申請人必須從高級監護人的左邊進入房屋角落，因此正道院的‘東向’實際是在建筑的西邊。委任狀懸掛在導師座椅的上方，大廳南墻中央有管風琴，餐室東端有一茶水間，還有存放盛裝和長袍的房間，半地下室里住著中國門房和他的家人”。

　　正道院山墻上的共濟會標志，是由共濟會圣經、方矩和圓規組成，象征了共濟會精神。

　　共濟會是一準宗教組織，但并非基督教組織，其會員必須是有神論者（即必須相信超人類神靈的存在）。會員的宗教信仰允許多元，廈門共濟會曾有兩位拜火教（襖教）成員。

　　1941年日軍占據鼓浪嶼時，一位叫內藤順太郎的日本人帶兵查抄正道院時，在地下暗室里發現了一個考究的棺木，里面躺著一具經過防腐處理的骷髏，那是該會的密教祭祀標志。

　　廈門共濟會成員熱衷于中國研究，其中最為著名的是英國漢學研究三巨星之一的瞿理斯（1845—1935），他1878年出版了《鼓浪嶼簡史》。1880年在廈門首次發表了《共濟會在中國》，該書在西方社會流傳甚廣。1881年部分廈門共濟會員曾請愿在廈建立共濟會華中地區總會，并提名瞿理斯為總導師。

　　進入20世紀，隨著廈門商務的衰落，外國人數也逐步減少，愛奧尼克會所于1905年正式解散，曾隸屬于它的廈門分會也轉歸于科林斯會所，1924年以后也漸漸停止活動。1941年秋天，科林斯會所在廈舉行了日本入侵前最后一次正規會議。

　　太平洋戰爭勝利之后，一些廈門共濟會員轉移到香港，于1948年6月在港重組廈門科林斯會所，1978年12月11日舉行了百年紀念大會。

　　自1980年初起，不斷有會員重訪鼓浪嶼正道院，1996年組團10人拜訪會所舊址，他們悲涼地預測破敗的建筑不能久存，3年之后果被拆除。遺憾的是，有著120年歷史的正道院沒有留下必要的測繪記錄，如今對它的追憶只能仰賴流散海外的片段信息。

　　從目前保留下來的契約來看，正道院坐落在“鼓浪嶼土名興賢宮東首地方”，北臨番仔球埔，東面是大馬路，南面和西面都是匯豐銀行產業，這塊地是由黃彬齋1878年租與席福，于1879年11月獲廈防廳批準注冊，并于1880年6月在英國領事館完成注冊。在愛奧尼克會所被解散后，此地產于1926年1月轉到科林斯會所名下，該地契于1931年存放于匯豐銀行。

　　1947年廈門進行外國人土地重新登記，匯豐銀行獲準將地契轉交給了大北電報局的J. B. Norgaard（廈門共濟會員），他安排手下的一位職員住進正道院看管房產；1948年離開廈門前，他將契約轉交給了安達銀行的Melchers（廈門共濟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