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廟，全稱武成王廟，是古代王朝祭祀姜太公和歷代名將的場所，其源于唐玄宗敕令天下諸州建立的太公廟，后因唐肅宗追封姜太公為武成王，故正式改名為武成王廟，簡稱武廟。那么，什么樣的武將才有資格入選武廟祭祀，歷代武廟人選又有什么變化呢？

唐朝：唐肅宗正式設立武廟，唐德宗時增祀至六十四人

姜太公作為周朝開國元勛，憑借滅商立周和安定周室之功，被后世尊奉為“兵家始祖”。唐朝以前，歷代雖對姜太公也有祭祀，但并未形成定制，直到唐玄宗開元十九年（731年），唐玄宗敕令天下諸州各建一所太公尚父廟，以張良配享，選歷代名將十人為十哲陪祭，并要求春秋兩季按照文廟規格舉行祭禮，出師命將時，都要舉行謁廟儀式。

唐玄宗設立武廟，主要因為當時唐朝承平日久，科舉選官制度日漸受到推崇，以致社會風氣逐漸重文輕武，但唐朝又面臨著府兵制崩壞，外族侵擾不斷的實際問題，故而唐玄宗意圖通過設立武廟，提升武人地位，提倡尚武之風。

天寶六年（747年），唐玄宗又詔令各州，凡武舉人每次應召上省，都要先去太公尚父廟拜謁。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太常少卿于休烈上奏稱，張良之功不亞于姜太公，且兩人皆為人臣，以張良配享太公不妥，且將張良留在武廟會導致漢高祖廟“空無侍臣”。在他的建議下，張良被移回帝王廟以侍奉漢高祖。

唐肅宗上元元年（760年），因“安史之亂”久久不能平息，為了激勵將士平定叛亂，唐肅宗尊姜太公為武成王，祭典與文宣王比，太公尚父廟更名為武成王廟，簡稱武廟。同時，又選歷代“功成業著、弘濟生人者”十人，作為十哲陪祭，左列為：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右列為：張良、田穰苴、孫武、吳起、樂毅，其中以張良為亞圣配享。

需要指出的是，張良之所以地位如此之高，主要源于相傳張良得到了姜太公所著的《太公兵法》，故而張良算是繼承了姜太公的兵法衣缽。

到了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禮儀使顏真卿向唐德宗建議，追封古代名將六十四人，從祀于武廟，這便是武廟六十四將，其中先秦八人：范蠡、管仲、孫臏、廉頗、王翦、田單、趙奢、李牧；

兩漢十七人：曹參、周勃、彭越、周亞夫、李廣、衛青、霍去病、趙充國、鄧禹、賈復、寇恂、吳漢、馮異、耿弇、馬援、黃埔嵩、段穎；

三國八人：張遼、關羽、張飛、周瑜、呂蒙、陸遜、陸抗、鄧艾；

兩晉南北朝十七人：羊祜、王濬、杜預、謝玄、慕容恪、陶侃、王猛、檀道濟、王僧辯、慕容紹宗、宇文憲、長孫嵩、王鎮惡、吳明徹、斛律光、于謹、韋孝寬；

隋朝四人：韓擒虎、史萬歲、楊素、賀若弼；

唐朝十人：尉遲敬德、蘇定方、張仁亶、王晙、王孝杰、李孝恭、裴行儉、郭元振、張齊丘（李光弼）、郭子儀。《新唐書》中有張齊丘而無李光弼，《唐會要》中有李光弼而無張齊丘。

唐朝后期，由于藩鎮割據形勢越來越嚴峻，這導致朝廷對于武將群體愈發不滿，于是在唐德宗貞元二年（786年），刑部尚書關播上奏，表示姜太公古稱大賢而非圣人，下置亞圣頗為不妥，且文廟十哲皆為孔子親傳弟子，武廟十哲卻選不同時期名將，有些不倫不類，因此請求取消武廟的名將配享制度，以及亞圣和十哲稱呼，于是此后武廟便只祭祀姜太公和張良。

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已經遷都洛陽的唐朝，又在洛陽重新選址建造武廟，恢復太公祭祀和武廟配享制度，供奉十哲。

北宋：趙匡胤時大幅度增減，后恢復唐制并少量增減

唐朝滅亡后，后梁曾一度“廢從祀之祭”，但到后唐時期又恢復從祭禮儀，祭祀禮儀和祭祀對象皆沿襲唐朝，在整個五代時期都沒有什么大的變化。宋朝建立以后，宋太祖趙匡胤于建隆三年（962年），下詔在東京開封府修建武成王廟。

武廟建成之后，趙匡胤親臨視察，發現從祀人員中有白起，遂以白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而將其罷祀，又有大臣上奏，表示王僧辯不能善始善終，也不應該納入從祀之列。于是，趙匡胤下詔，以功業始終無瑕為標準，命人重新審核武廟從祀諸將。

趙匡胤的想法很簡單，武將要想入祀武廟，不僅要看武功，更加要看武德，若是德行敗壞，縱使功勞再高、能力再強，也不能入選。這是由于唐末五代以來，武將亂政情況極為嚴重，因此宋朝君臣皆認為，武將必須加以約束。

乾德元年（963年）六月，經過重新核定，在唐朝武廟從祀人員的基礎上，刪除了吳起、孫臏、廉頗、韓信、彭越、周亞夫、段穎、鄧艾、陶侃、關羽、張飛、杜預、慕容紹宗、王僧辯、吳明徹、楊素、賀若弼、史萬歲、李光弼、王孝杰、張齊丘、郭元振等二十二人。

新增灌嬰、耿純、王霸、祭遵、班超、王渾、周訪、沈慶之、李崇、傅永、段韶、李弼、秦叔寶、張公謹、唐休璟、渾瑊、裴度、李光顏、李愬、鄭畋、葛從周、周德威、符存審等二十三人。

趙匡胤看后，下令將管仲升入十哲，而將吳起退為從祀武將。經過這次調整，武廟十哲只剩下了八位，去除了白起、吳起、韓信，新增了管仲；從祀武將則增至六十八位。

乾德二年（964年），朝廷下令將郭子儀由從祀將領升入十哲，又將唐朝后期名將李晟增補為從祀將領。

到了宋仁宗慶歷年間，朝廷又廢除了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對武廟從祀人員做出的變動，恢復了唐朝時的舊制。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朝廷又對武廟從祀人員中，沒有封爵之人全部追封侯爵或伯爵。

根據《宋史·禮志》的記載，此時武廟中的人員相較于唐朝時，已經發生了不小變動，不過具體是何時調整的，已經無法考證。其中，張良地位進一步提高，以亞圣地位單獨配享；十哲則是管仲、孫武、樂毅、諸葛亮、李勣、田穰苴、范蠡、韓信、李靖、郭子儀；而六十四將較之唐朝的名單，增加了白起、吳起、李晟三人，刪除了管仲、范蠡、郭子儀、檀道濟、長孫嵩、慕容紹宗六人，同時李光弼徹底取代張齊丘，故而變成了六十一人。

根據宋徽宗時期的祭祀名單不難看出，宋朝的武廟祭祀體系仍以文廟為標準，仿照文廟設立了亞圣、十哲、六十一名將，共計七十二人，恰好對應孔子弟子中的賢人七十二。

南宋：較之北宋只有少量調整

北宋滅亡之后，由于中原被金國控制，宋高宗于臨安稱帝建立南宋，因此又下令在臨安重新修建武廟，并于宋高宗紹興七年（1137年）恢復了對武廟的祭祀，每年仲春、仲秋祭祀兩次。紹興十一年（1141年），在國子監丞林保的建議下，南宋又提高了武廟祭祀規格。

紹興十六年（1146年），朝廷將韓信從十哲降為了從祀將領，而將從祀將領趙充國升入了十哲。趙充國作為西漢中期名將，在對抗匈奴、氐族、西羌等異族的戰爭中屢立戰功，如今金國占據中原，將其升入十哲象征意義明顯。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朝廷又將李勣從十哲降為從祀將領，而位于從祀將領的李晟則升入了十哲。原因是李勣“邪說誤國，唐祀幾滅”，主要源于當初李勣在唐高宗“廢王立武”中的態度，認為李勣應當為武則天篡唐建周負責，而李晟作為唐朝中期名將，平定河朔三鎮叛亂、討平“涇原兵變”、平定朱泚之亂等，有再造大唐之功。

同年，宋孝宗下令選擇本朝名將從祀武廟，最終北宋開國名將曹彬得以入選。

金國、元朝：金國將本朝武將列入，元朝只祭祀太公和十哲

金國入主中原以后，最初并未設立武廟，直到泰和六年（1206年），深受漢文化影響的金章宗，這才下令在中都設立武廟，祭祀制度仿照唐朝。

武廟建成后，有大臣建議將本朝開國功臣選入武廟從祀，于是以完顏宗翰和張良共同配享姜太公，并將管仲從十哲降為下祀。之后，又將完顏宗雄、完顏宗望、完顏宗弼等人陪侍姜太公神位，而將韓信等人移至左右廂房降低祭祀規格，還將王猛、慕容恪等二十余人踢出了武廟，而將金朝將領斜野等人增補了進去。

不過，史料中只是粗略的記載了一下人員變動，關于具體的從祀名單并無記載。

金宣宗貞祐二年（1214年），由于蒙古連破河北九十余郡，西夏又頻頻侵擾邊境，金國被迫遷都汴京，并于汴京重建武廟。

元朝滅亡金國后，為武成王立廟于樞密院公堂以西，以孫武、張良、管仲、樂毅、諸葛亮以下十人從祀，每年春秋祭祀兩次。不過，元朝只祭祀姜太公和十哲，歷代武將并不在祭祀之列，且祭祀規格有所降低。

明朝：朱元璋終止武廟祭祀

明朝推翻元朝以后，禮部官員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上奏，請求遵循前代舊例，建立武廟祭祀姜太公，但朱元璋認為姜太公乃周朝臣子，唐朝將其封為武成王立廟祭祀，等于將其抬到了與周天子一樣的地位，違背了儒家“君尊臣卑”的等級秩序，只需將姜太公放入歷代帝王廟，作為周武王的從祀名臣即可，于是下令削去姜太公武成王封號，并廢棄武廟。

朱元璋起于布衣，因而對于忠君思想極為看重，姜子牙作為周朝的臣子，卻與帝王一般，單獨立廟祭祀，這顯然與朱元璋的思想相違背。

此外，隨著北元敗退蒙古草原，邊患的削弱也讓朱元璋更為重視防止內部叛亂，唐宋時期的武廟體系，曾一度助長了武將集團勢力，朱元璋則旨在削弱開國功勛和武將權力，以鞏固統治。因此，為了防止出現“臣子犯上”的局面，作為武將精神圖騰的武廟，必須予以廢止。

明朝廢止武廟后，祭祀關羽的關帝廟逐漸興起，關羽從武廟中的從祀一員，開始逐漸取代姜太公成為主祀，到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朝廷正式下令以祭祀關羽的廟宇為武廟，而此時朝廷對武廟的祭祀，已經從尊武變成了彰顯忠義，因此無論是曾經的武廟十哲還是從祀名將，都不再列入武廟接受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