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網站于2021年7月22日，發表了《蘇東坡真的到過廣東東莞 兩件殘石拓片再添實錘》一文，重點介紹了其作者在廣州接連看到的兩件清代所拓之蘇東坡《廣州東莞縣資福寺羅漢閣記》殘石拓片。筆者針對此文，先是寫了《蘇東坡涉及東莞詩文的初步梳理和編年系地考證》，指出此文所稱東坡來東莞時間之錯誤，再寫本文，就該拓片展開辨析：拓片字跡究竟是蘇東坡本人的，還是清朝梁濤的？如果是蘇東坡的，它是如何屢經損毀卻有序傳承下來的？如果是清朝梁濤的，豈能如收藏者邊跋稱之為“蘇書羅漢閣記”？

　　先請看原文關于兩件拓片之介紹

　　拓片（一）

　　潘錫基收藏之《廣州東莞縣資福禪寺羅漢閣記》拓片，水墨紙本立軸，高88厘米，橫34厘米。鑒藏印：潘錫基印（白文方印）、足廬珍藏金石書畫印（朱文方印）。如下圖。

　　拓片（二）

　　楊翰收藏之《廣州東莞縣資福禪寺羅漢閣記》拓片，水墨紙本鏡片，高91厘米，橫35厘米。題跋：坡公東莞縣資福寺羅漢閣記殘石。息柯所得。邊跋：蘇書羅漢閣記殘石，在東莞，元符三年十月。鑒藏印：海琴所得金石（白文方印）、癸酉（朱文橢圓印）、增祥著錄（白文方印）。如下圖。

　　兩拓片所拓的殘石規格、文字內容大體一致，只是拓片（二）拓印的時間比拓片（一）要略早一些，故文字更清晰。

　　下面從四方面討論所提問題：

　　01.從古人制碑過程來查考

　　古人制碑，通常先請一個名人創作一篇好詩文，另請一個篆體書法寫得好的名人寫一個篆額；再聘請一個書丹者，根據原文字數和碑石大小、形狀，設計總體布局，以朱砂墨，模仿勾畫出原篆額和原文稿字跡于黑色碑石面上，特殊情況下——比如書丹者的書法名氣大于正文作者，或者原作者的手稿已經散佚不在等等——采用書丹者本人書法筆跡；最后由石刻匠人依樣雕刻出篆額和碑文。完整的成品碑，一般在標題之后、正文之前注明撰文者、篆額者、書丹者，在正文之后注明刻字者、主事督修者、立碑時間。

　　如著名的《玄秘塔碑》，在《玄秘塔碑銘并序》這個標題之后，注明御史中丞裴休撰文、判院事柳公權書丹并篆額，接下來才是正文，末尾注明建碑時間在“會昌元年十二月廿八日”，鐫刻者是刻玉冊官邵建和、邵建初兄弟二人。

　　再如，《麓山寺碑》，由唐代書法家李邕（675—747年）于開元十八年（730年）撰文并書丹、篆額，刻工“江夏黃仙鶴”傳說為李邕化名。該碑因文辭、書法、刻工皆精，被譽為“三絕碑”。

　　再如東莞《卻金亭碑記》，碑面設計得古雅美觀，注明虞宗舜撰文、鄭一統篆額、林應亮書丹、東莞知縣蔡存微立，劉會重修、東莞知縣李文奎督修。

　　揆諸史實，東坡在惠州為資福寺賜寫了一贊一銘，元符三年十月十五日又在廣州寫了《羅漢閣記》，約20天后就離開廣州北上渡嶺，不可能在廣州，更不可能到東莞，為資福寺立碑親自書丹，資福寺只能找一個書丹高手模仿蘇東坡手跡勾畫在碑上，由刻石者雕刻而成。在當時的東莞甚至嶺南，書法水平沒有超過東坡的人，所以這個書丹者必定只能模仿東坡手跡。所以，資福寺最初的三通蘇碑，應是東坡手跡。

　　02.從蘇碑損毀重修歷史來查考

　　沒有認真研讀《東莞縣志》、了解寺和碑興廢過程、僅憑碑文拓片（一）和（二）來鑒定的人，可能認為就是宋刻傳承下來的。

　　南漢大寶五年（962年）資福寺建成；宋元符三年（1100年）羅漢閣建成，東坡撰記相贈，資福寺始立蘇碑三通。

　　崇寧二年（1103年）四月，宋徽宗下詔毀棄《東坡集》《東坡后集》印板，毀損天下所有東坡書撰的碑碣匾額。敕令傳到東莞，官府砸毀寺中蘇碑。

　　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年）解除黨禁，元祐黨人碑從朝廷黑名單轉變為紅名單。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追復蘇軾端明殿學士，盡還應得恩數，后又追贈太師。

　　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東莞知縣許巨川捐俸倡議重修寺閣。南宋瓊州軍安撫都監謝圖南撰《重修資福寺羅漢閣記》，記述此事（筆者按：崇禎《東莞縣志》記載此文作于“淳熙丙午”，對應公元1186年，早于倡修之1239年，于理不合，疑此有誤）。

　　元朝至元二十年（1283年)，資福寺毀于海寇。元大德三年（1299年）至大德四年（1300年）修復。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六月，羅漢閣為臺風所毀。

　　明永樂十一年（1413年）又毀。

　　明正統十年（1445年）重建，是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重建。

　　明天順七年（1463年），東莞縣令吳中重修。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寺僧募緣復建。

　　清道光四年（1824年），東莞縣令觀瑞重建，恢復明正統十年（1445年）的規模，并寫下《重修資福古寺碑記》。

　　清咸豐五年（1855年），縣令華廷杰捐俸倡修，又使資福寺住持能蔭募修，竣工于咸豐九年（1859年）。自南漢大寶五年（962年）資福寺建成以后，歷次重修、重建，都利用南漢原來棟梁木料，咸豐五年這一次重修，全部換用新木料。

　　資福寺屢毀屢修過程中，提及蘇碑的史料有如下幾則：

　　一則。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重陽，官員吳幵經過東莞游覽資福寺，題寫了《跋東坡羅漢閣碑》。由此推測在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盡還應得恩數”后，資福寺重立了三通蘇碑，幾年之后在高宗紹興二年（1132年）吳幵得見并跋。此時距離崇寧二年毀碑，不過30年，猜測重修應該用的是原碑之拓片，仍是東坡書跡。

　　二則。南宋官員方信孺（1177-1222年），在宋寧宗嘉定元年（1208年），曾通判肇慶府，后知韶州、道州。嘉定六年（1213年），提點廣西刑獄，除轉運判官。他的《南海百詠·資福寺羅漢閣》詩前小序云：“東莞資福寺，有五百羅漢閣，壯麗甲于南海。寺僧祖堂，往惠州謁東坡，求為閣記。東坡以犀帶易佛舍利，并白璧予之，藏于閣上。祖堂歸，立東坡像于閣旁，歲時祭祀。”

　　清代學者查慎行編注的《蘇東坡詩集》也有注釋“東莞縣市中，僧祖堂始營此閣，規制巨麗，東坡為之記，且以犀帶所易佛腦骨薦以白璧施之。見東坡塔銘并吳幵所跋記語，東坡亦有贊，今猶存壁間。”

　　此處“存壁間”，有兩種可能，一是把碑石嵌于墻壁中以便更好保護它，二是把碑文刻于較薄的石板上、再貼石板于墻。此時距離紹興二年（1132年）吳幵所記約80年，推測應是吳幵所見原碑。

　　三則。明崇禎《東莞縣志》記載：“萬歷年間（1573-1619年，筆者注），建禪喜堂于寺后，而蘇子瞻所撰記與銘皆勒于石，以存古跡。”此時距離方信孺所見，已經過去400年左右，難以推測重新勒石是依據原碑拓片，還是新寫書法。

　　四則。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東莞縣令李思沆命梁濤書蘇軾《羅漢閣記》刻于石。

　　五則。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莞城進士鄧蓉鏡募捐建東坡閣于資福寺，并寫《東坡閣記》云：“光緒丙申（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東坡閣落成，……自經始距葳事，凡兩閱月，費白金千兩有奇，皆得自募捐者，爰匯施主芳名鐫于石，志高誼也；補書禪喜堂額懸于廳，復舊觀也；特移《羅漢閣記》嵌于壁，重遺跡也。”（鄧蓉鏡《誦芬堂文存》）現在網上流傳的拓片，就是收藏家楊翰于同治十二年（拓片上有鑒藏印“癸酉”，1873年）得到的源于東坡閣墻壁上的梁濤重書版殘石。

　　總之，屢毀屢修，寺非原寺，碑非原碑。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梁濤重書，距離元符三年（1100年）豎立原碑已經過去了607年，距離明萬歷年間刻碑也已經過去了88年，梁濤是有歷代相傳的原拓片可依、繼續模仿東坡手跡，還是沒有依據、自由發揮？理論上兩種可能性都存在，實際如何操作的，需要繼續考證。

　　03.從東坡、梁濤書法作品與碑拓筆跡對照來查考

　　世人公認，東坡書法的核心特征是：用墨豐腴飽滿、結字扁平穩重（所謂“石壓蛤蟆”）、筆畫靈動舒展、用筆渾厚遒勁，整體呈現出既大氣磅礴又自然天真的藝術風格。

　　梁濤（1625-？），東莞兩頭塘人，擅書，著有《引溪集》。其叔梁憲稱：“經史吾家學，臨池汝擅奇。……下筆若斧劈，疾書如電馳。縱橫任神理，千古白猿知。”

　　而碑拓殘片上的字形呈現瘦勁修長文雅，全無東坡用墨豐腴飽滿、結字扁平穩重之特點，雖筆畫靈動舒展似東坡，但“大、天、人”等字末筆“下筆若斧劈”，也明顯不似東坡。

　　更為致命的問題是，對照東坡原文，“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一句，拓片中少了“號”字；“損益銖黍，了然覺知”一句，拓片中少了“益”字。推測其故，可能是書丹者和刻石工漏掉了這兩個字，更可能是更改了原文字序，“呼號”刻成“號呼”，“損益”刻成“益損”。雖碑石已殘，無可決斷，但都屬嚴重錯誤，進一步表明此次重新刻碑依據的不是原碑東坡筆跡拓片，而是梁濤的新書法。

　　04.從拓片收藏者角度來查考

　　拓片（一）收藏者潘錫基，是廣東南海人，號足廬，以收藏名人書畫、金石拓本聞名 。

　　拓片（二）有楊翰的題跋和兩方印章，有陸增祥的一方鑒藏章，可證此件拓片曾經此二人鑒藏或寓目。

　　陸增祥（1816-1882年），太倉（今屬江蘇）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后歷任朝廷和地方多個官職。同治二年（1863年），出任湖南辰沅永靖道道員。光緒六年（1880年），因病辭歸田園，潛心治學。他熱衷古文字學，精于考證，與同榜進士俞樾交流切磋，編著出版多本金石文字專著。

　　楊翰（1812－1879年），字海琴，號息柯居士，直隸河間（今河北河間市）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在京8年，以書畫金石為樂。咸豐八年（1858年）起任永州知府七年，公務之暇，常登山臨水，搜求金石書畫，募資重修唐宋諸文人學士、名公世卿的舊跡，如愚溪、柳侯祠、元顏寺等。同治三年（1864年），繼陸增祥之后任辰沅道員，因而雙方有了交集；同治八年（1869年），重回北京，再尋金石舊夢；后因母親病重回湖南，又任道員。不久，被人彈劾只喜山水文物，不理民情，同治十年（1871年）被免官，攜家眷到祁陽浯溪定居，著有《揚州畫苑錄》《清畫家詩史》《儒林瑣記》《息柯雜著》等。書法融合顏真卿、何紹基風格，現存行書立軸于永州市美術館。

　　楊翰為官清廉，削職為民后，一貧如洗，一家老小，靠他賣字畫度日。曾游歷四川成都、廣西桂林、廣東廣州等地，收集變賣字畫養家。拓片（二）中有一方鑒藏印“癸酉”（1873年），料想此件石碑拓片正是楊翰當年到廣州游歷之時所得。

　　由上可知，潘、陸、楊三人都是金石學、書法學專家，都擅長碑拓鑒定，都明知這張羅漢閣記拓片上的字跡不是東坡風格，但因收藏者楊翰“靠賣字畫養家”，為了提高拓片身價，故意在“羅漢閣記殘石”之前標上“蘇書”二字，正是混淆視聽、魚目混珠。

文、圖|多莞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