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借錢買房到借錢賣房的普通人

曾經，房子被視為普通家庭最穩妥的資產。但如今，越來越多人發現，自己面對的不是“要不要買”，而是“還能不能賣出去？”
從借錢買房，到借錢賣房，賬面上消失的70萬，不只是一次個人決策的失誤。
家在河北的趙龍到現在都無法相信，“省吃儉用還了一場空”。
80多萬買的房子，短短3年，小區同戶型掛在二手平臺的房子明晃晃的標注著24萬，“5、60萬沒了，5、60萬沒了”。這句話趙龍重復了不下3遍，他小小的眼睛被氣到“瞪”的滾圓。“我還了10多年的房貸，白打工，白干！省吃儉用把自己累出一身病，我都不知道我圖什么呢？”
生氣歸生氣，但看熱鬧的朋友們還是給了“圖什么”的答案：你記住，沒有什么事是白做的，起碼吃到苦了。
2020年春天，32歲的李磊站在售樓處的沙盤前，第一次覺得自己終于有機會“上岸”了。
那是一個在新一線城市大力宣傳的新區新樓盤，知名房企開發不說，重要的是價格合適，對比主城區其它板塊漲到2萬/㎡左右的價格，剛剛1萬/㎡是李磊和其家庭能承受的最高價位。
不過價位合適和城市新區的另一面，也意味著，房子地段偏僻，人煙稀少，配套“有待規劃”，但暫時看不到。換句話說就是，一切美好全憑想象。
空曠和荒蕪是李磊站在售樓部外的第一感受，但這股不適很快被熱情接待的置業顧問沖淡，“哥，你來的正是時候，我們現在清盤大促呢，全是搶著選房的。”
穿著正裝，精神抖擻的小哥把李磊帶向樣板間，穿過連廊往前走的途中，李磊看到兩側漂亮的展板，輕盈的藍色帶著一種通向未來和夢想的科幻感，展板上有大大的八個字，“城市向北，價值高地”。耳畔置業顧問的語氣篤定又真誠：地鐵已規劃、學校已簽約、用不了三年，必漲。
“如果不是想結婚，買房其實對我來說并不著急。”但未婚妻不太樂意，“現在誰結婚沒有自己的家啊，況且沒讓你全款買，你們家出個首付，貸款到時候咱倆一起還就是了，不然我爸不可能同意咱倆結婚的。”
“一動一不動，一蘋一波”是李磊從未婚妻口中聽到的除掉彩禮外，新的結婚條件，一動指汽車，一不動自然是房子，而“一蘋一波”則是未婚妻在網上學到的新要求，一部最新款蘋果手機和一件波司登羽絨服。
當然，體貼的女友只是把這當作調侃的段子講給李磊聽，一方面展示了自己的賢惠，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別的都可以暫時沒有，但是房子一定是重中之重”的迫切。
“話都到這份上了，你說咋可能不買呢？”
訂婚后，買房計劃更是提上日程，李磊東看西看，對比了老半天，二手房太貴，老破小不好改造，小開發商不靠譜，大開發商買不起，最終在盤算完自己和爸媽以及最多能借來的資金后，謹慎的選了這個大品牌開發商在“冷門”地段開發的新樓盤。
李磊現在還記得去售樓部簽約的那天，有中介平臺雇的大巴車帶著整車整車的人在售樓部門口下車，熱鬧的勢頭像是參觀著名景點，來來往往的人擁擠的跟進了菜市場一樣，李磊回憶起來，恍若隔世，“上次見這場景，還是超市里面雞蛋降價，大爺大媽們差點因為不排隊打了起來。”
售樓部里的咖啡吧臺處，工作人員忙的簡直要腳底朝天，一個上午，打豆子的咯咯吱吱聲沒有斷過。置業顧問端著好不容易擠到前臺給李磊要的咖啡，貼心詢問，“哥，你看咱加糖不？”
李磊一邊點頭，一邊翻看手機銀行里的余額，40萬。“這輩子沒見過那么一大筆錢在我手里。”這是他向父母、朋友、親戚東拼西湊借來的錢。
但短短4年，初為人父的李磊在2025年秋天，又一次站在這片小區里，卻是為了賣房。
中介算來算去后遞過來的價格單很直接：比當年買入價低70萬元，還不一定賣得掉。看著短視頻平臺里小區103平，27w可談，入手精裝房，像賣菜一樣的吆喝。李磊沉默了一會兒，雖然有點舍不得，但還是只能說：“掛吧，越拖越虧。”
2019—2021年，房地產市場站在一個高度亢奮的節點上。”買漲不買跌成為了人們共識。
而在強預期、房價只漲不跌的集體記憶里，大部分人都共同塑造了一代“剛需”和“準中產”的決策邏輯：不買，才是最大的風險。
李磊彼時在一家民營企業做維護，月薪剛剛8000多。按理說，這樣的收入在當地并不算低，但事實是，城市的房價早已脫離工資體系。尤其對于像李磊這樣從鄉村進入城市，家中除了父母打零工省吃儉用攢的一點錢后，再無其它幫襯可能的普通人。“他們聽說我能掙8000，都覺得好幸福，我賺了大錢，但這點對比100萬，不吃不喝也得幾十年。”
盡管和未婚妻挑了均價最便宜的房子，但110平的三室，總價還是需要120萬元。首付三成40萬。至于剩下的80萬，也只能從銀行貸款。“我那時候還沒有公積金，純商貸，5.75%的利息，咬咬牙還是貸了！”
“我們這一代人，買房從來不是量力而行，是咬牙硬扛。”父母拿出了養老錢，朋友借了無息周轉。40萬元湊齊那天，李磊感嘆的發了朋友圈，“要有家了。”
但時過境遷，市場就像是換了一種算法，先是成交量下滑，隨后是房價松動。到2024年，多地出現“以價換量”，再到2025年，“量價齊跌”已經成為常態。
李磊的小區，掛牌量從最初的十幾套，迅速漲到上百套。相同戶型，價格一套比一套低。“中介跟我說，現在不是你想賣多少錢，而是你能不能賣出去。”李磊只能苦笑。
他算了一筆賬，“從買房到如今房貸利息還了十幾萬，結果本金就是破個皮，至于裝修什么的根本不敢算，但現在房子只能報價50萬，還很難賣，沒有優勢。你敢信，想解套賣出去，我連銀行貸款都補不齊。”
從“借錢買房”到“借錢賣房”，不過四年。
2022年，房子險些有了爛尾的趨勢，原本信賴的“大開發商”突然一夜暴雷，“多虧后來有人接手，兜了底，好歹修修補補把房子還給建了起來。”但房子離得遠，進個城開車走高速都得1個半小時后，這個為了結婚買的新房和李磊的聯系，除了每月固定的還貸催款短信后，便再無“糾葛。”
“買過后除了收房當天熱熱鬧鬧的看了，一年到頭幾乎再也沒去過，到現在，我都當爸的人了，還得帶著老婆孩子租房住。”
貸款的壓力，工資的銳減，養育孩子的重擔，還有租房的必備，“那邊租不出去，這邊全是支出，不掛著趕緊賣掉，跟掉進漩渦里了一樣，拔都拔不出來。”
連此前說一定要有自己家的妻子，也在這樣有點艱難的現實處境里，默許了李磊的決定。“咋能不難過，但算算口袋的錢，這就是斷臂求生。現下得先保住娘倆的生存和生活。”
更殘酷的是，賣房并不意味著解脫。
賣出后，李磊要先拿著房款還清銀行貸款，“但是不夠，親戚好友的錢剛還個差不多，現在又得朝人家借，都不好意思說是要結清剩下的貸款，四年白干，折了首付不說，又欠了一屁股債。”
但李磊的經歷，并不是個例。
剛過30的周婷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因為房子離婚。原本以為換了大房子日子會越來越好，“沒想到現在過都過不下去了。”
周婷是在離婚時賣的房。
被賣掉的房子很新，第四代住宅，約180平，有將近7米長的大橫廳落地窗，前夫帶周婷第一次去看的時候，外面正是夏天，蓊蓊郁郁的樹景美極了，“像幅油畫，綠的很有層次。”
買的時候是高點，單價2萬8，首付掏空了兩家人的積蓄。簽完合同那天，前夫站在售樓處門口抽煙，煙一根接一根，卻笑得很輕松：“我說換房好吧，一定會讓你過上好日子的。”
彼時的周婷也很幸福，她和丈夫多年戀愛長跑，好不容易結束異地過上二人世界，身上還帶著一點“凡事往好處想”的慣性。尤其是一想到以后兩人會在這個大房子里迎來自己的寶寶，她就激動不已。
沒想到，后來正是這句話，一次次被她在爭吵中翻出來。“當初是誰非要換房的？”“不是你老說你閨蜜又換房又換車的嗎，你這些話不都是說給我聽的嗎？”“我什么時候是這個意思了?”“那換的時候你明明也很開心，你為什么不攔著我？”
爭吵一到這時，往往就陷入無休止的埋怨和指責。
房價開始下跌，是在他們結婚后第四年。最先發現的自然是周婷，她在午休時刷到中介的朋友圈，看到同小區同戶型掛牌價比他們買時低了五十多萬。她截圖，放大，又反復核對樓號，心口像被人輕輕錘了幾下。晚上她把手機遞給丈夫，丈夫只掃了一眼：“掛牌價而已，又沒成交。”
“可我們已經跌進去了。”“咱們自住，又不賣。”周婷關掉了二手房軟件，甚至刻意繞開小區門口的中介門店。她堅信丈夫說得對，“只要不看，就不存在。”
那時丈夫還在公司，互聯網部門，收入也算高薪。加上周婷在央企的工資，兩個人就是同輩好友里面的神仙眷侶，現實中的中產夫妻。不過裁員的消息還是像流感一樣在行業里傳播起來，周婷能看到丈夫的焦慮，班下的越來越晚，汗也流的越來越多，但他總故作輕松：“輪不到我。”
直到真正輪到他那天。他回家得很早，周婷正在做飯，油煙機轟轟響，他站在廚房門口看了她一會兒，才說“我被裁了”。那天的飯吃得很安靜。周婷沒多問，她知道問不出什么。兩個人的沉默讓大橫廳的房子都顯得越發空曠。
好巧不巧的是，周婷懷孕了。原本應該是喜訊的，沒想到這時候卻成了負擔。周婷不知道要怎么開口，她一邊安慰自己，一切都會好，丈夫失業只是暫時，現在最重要的是保胎，但她又禁不住多想。
起初的四個月，一切都正常，丈夫有賠償，二人也有一些存款，家里的窟窿還屬于湖面下的漩渦，不顯山不漏水。但真正的變化，很快就開始了。房貸8700，物業、水電、生活費，還有早先的裝修貸，加在一起，就像一只慢慢收緊的手，而周婷的工資也被這只不斷收緊的手一股腦吞噬了進去。
她不敢想，隨著孩子出生，自己要被迫休產假，那工資還能不能抵消家庭支出？休了產假回公司，崗位還會不會在核心？焦慮和壓力讓她整夜睡不著覺。
尤其丈夫的態度也讓她開始慌張，起先，丈夫也投簡歷，刷招聘軟件，但面試回來卻總是皺著眉，說行業不行，說給的工資太低。
周婷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算賬。她開始在手機備忘錄里記每一筆開銷。在糾結完到底是留自尊心面子還是生存重要后，周婷終于猶豫的開了口“要不你先找個能干的？”
但被刺痛的丈夫暴怒了起來：“你以為我不想？現在誰還招人。”再后來，他起床越來越晚。上午十點，十一點，下午一點。簡歷投得越來越少，游戲時間卻越來越長。
爭吵開始變得具體而尖銳。孩子流產了。
一切像是回到了起初。她埋怨他當初執意換房，換到現在這個價位，像被房子壓住了喉嚨。他反過來指責她不理解行情，說她眼里只有錢，沒有一點體諒。
電腦屏幕里的槍聲和屋里的安靜形成一種刺耳的對比，她突然覺得自己像一條溺水的魚。
離婚是丈夫提的，周婷沒有挽留，“或許我也想著解脫了，只是不敢承認。”簽字的時候，兩個人都很快，沒有多余的話。“跟做了一場夢一樣。”
高位購入的房子也成了燙手的山芋，丈夫急于脫手，打包行李火速逃回了父母家，中介建議一壓再壓，“賣得離填銀行的坑還差14萬多，我倆一人找朋友倒了一點，趕緊還了，現在只能說，好在無債一身輕，大家都舒了口氣。”
兩人各自承擔損失，重新開始自己的路。
不得不承認，在一些家庭中，房價變化開始直接影響婚姻、代際關系和養老安全感。
許多人并不是投機者，而是在城市化、房價上漲的長期敘事中，做出了一個看似“理性又集體化”的選擇。但當市場邏輯逆轉，個體的理性在某個瞬間就突然變成了系統性的風險。
一直從事房地產相關行業的馬波說“過去，房地產被賦予了很多功能。但當增長放緩，這些功能都會同時失效。”房子不再是保值品，甚至不是中性資產，而變成了一種流動性且風險極高的負擔。
當然，這一切，對普通家庭的沖擊，遠比數字更深遠。
賣房決定做出后，李磊最難開口的是父母。那40萬里，“他們真的是把棺材本都拿出來了。”
有報道顯示：在不少家庭里，房子是三代人共同下注的結果。當輸贏揭曉，代際之間的信任、愧疚與責任被重新排列。近兩年，因“賣房虧損”引發的家庭沖突明顯增多。“它不只是經濟問題，而是對‘努力就會有回報’這一信念的打擊”。
至于周婷，恢復單身后，她回到了租房的日子，“現在覺得房子大小和過的舒服沒有關系，重點是心，是人。以前覺得房子能把人留下來，現在才發現，它也能把人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