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斬殺線”作為一個傳播事件具有典型的中產階級特性，“掉san”“克蘇魯”這樣的描述頻繁出現，將這個現象關聯到一種陌生、可怕的生存體驗，同時又將這種體驗包裝進更安全、光明的想象圖式中。
面對克蘇魯神話中“不可名狀”的未知巨物時的恐懼，對應的是中產階級滑落的精神狀態——穩定的工作、體面的生活、可期的未來瞬間崩塌，被一個完全陌生、難以理解且充滿敵意的新現實所吞噬。
合理化的現代社會化身成了某個不可名狀的巨大存在。傳播者用克蘇魯描述的實際是他們心目中更可怕的東西，是猛地被拋離溫情脈脈的家園，赤裸裸地面對一個不再回應其努力、難以描述也無人會聽的荒誕世界。
這就是對于階級滑落的恐懼所滋生的想象，被自己原本熟悉、認同的社會價值與關系網絡排除，被期待進入的世界放逐，變成了它眼中的異形，被巨大、陌生、冷漠的恐怖所攫取。
將自己的想象錨定在中產生活的人，他們預期可以遵循一條大致可控的、向上延展的人生軌跡，依托的是由努力回報、職業階梯與成就累計等規則編織出的世界。更底層的日常經驗則是被規則碾壓，是無常與暴力，個體的能動性被巨大的不確定性所稀釋。
如今，他們通過太平洋對面的強烈反差感發現，斬殺可以是單獨的，躺平、反抗注定是無效的，梯子被抽走后可能怎么也爬不上來。
這種墜落可能不是沿著某個階梯慢慢滑落，而是直接掉下去，跌出熟悉的世界之外，進入決然不同、極度貧瘠的生存狀態。于是他們才會幻想被巨大的陌生的恐懼和絕望攫取，才會那么驚訝地將這種斷裂體驗轉譯為不可名狀的宇宙恐怖。
由于去工業化等原因，美國社會鏟除了中產與底層之間的龐大的準中產，這兩個層級的生存現實之間可能尤其光滑陡峭。所謂的“體面”生活始終是部分人的特權。
這種克蘇魯在十九世紀末的小說出現過。康拉德的《黑暗之心》里，被文明世界派往叢林的庫爾茨上校在權力與原始叢林的誘惑下，發現了自己的黑暗欲望，放棄所有文明準則成為了土著的神明與暴君。
馬洛從剛果河逆流而上進入非洲腹地，在旅程中目睹殖民者的虛偽與殘酷，逐漸感知到無處不在的黑暗，航行結束后，被精神污染馬洛已經無法向留守文明世界的人們講述那段經歷。
卡夫卡的《變形記》里，格里高爾一覺醒來變成一只惡心的甲蟲，因為無法工作他的價值立刻被清零，家人對他的態度從依賴到孤立、恐懼、厭棄。他目睹了自己如何被這套無比穩固、親切的意義系統排擠，被原本的肉身拋棄，被雙足生物的關系網絡拋棄，切換到一個異己的克蘇魯世界。
這種恐懼不會自然轉向階級意識，而是會轉向神秘主義、庸俗現實主義，或者某些被賦予救贖性的符號。
某些從遙遠陌生的地方傳來的信息可能表明，世界的內核早就是克蘇魯化的，很多人只是生活在外衣包裹的表層，他們知道這里的差異但否認，否認最里面的最真實的、總是表現為最惡心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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