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美元大潰敗

最近看2025年數據總結，發現美元指數收于98.00附近，全年大幅下挫9.6%，創下自2017年以來最差年度表現。主要非美貨幣強勢反彈：歐元兌美元匯率上漲近14%，至1.1770；英鎊兌美元上漲約8%，至1.3500，是短期技術調整，還是美元主導地位結構性轉變的開始？

有分析指出，美元下跌背后存在比傳統利差因素更深刻的動因。

盡管美聯儲年內三次降息共75個基點，將利率區間降至3.50%-3.75%，削弱了美元的收益率優勢，但核心驅動力被市場專家概括為美國特殊性侵蝕。

特朗普政府激進的貿易政策是關鍵催化劑，尤其是4月對主要貿易伙伴加征10%-25%關稅后，美元應聲下跌2-3%，此舉因加劇經濟衰退擔憂，反而與傳統理論中關稅推升匯率的預期相悖。

美國龐大的財政赤字與債務問題進一步打壓市場信心。2025財年聯邦赤字高達1.8萬億美元，占GDP的5.9%，公共債務逼近GDP的100%。巨額赤字與不可預測的貿易政策疊加，迫使投資者重新評估持有美元資產所需的風險溢價。市場共識表明，當政策可信度受損時，即使經濟數據強勁也難以持續支撐匯率。

同時，2025年全球其他地區相對基本面有所改善，歐洲增長預期獲上調，歐洲央行釋放更偏鷹派信號；日本政策利率升至0.75%，脫離長期零利率貨幣角色。這些轉變凸顯外匯市場的相對性——在美元多頭頭寸極度擁擠的背景下，“不那么差”的替代選擇已足以驅動匯率大幅重估。

當前，華爾街正密切關注這一趨勢是周期性回調，還是美元全球地位發生根本性變化的開端。

1. 三個維度一種結局

一直以來，美元被視為全球資金的“最終避難所”——無論世界哪個角落發生危機，投資者第一反應往往是購入美元資產，因為大家相信美國擁有最穩定、最可預測的體系。

但2025年的情況正在動搖這一根本信念。

市場開始質疑當美國的政策制定變得越來越不可預測、其長期財政健康令人擔憂時，美元是否還能理所當然地享受這種“特殊性”所帶來的溢價？

懷疑一旦產生，便不是短期波動能解釋的，它會潛移默化甚至持續地發生轉變。

在我看來，這種轉變，其關鍵應該可以從三個維度去觀察。

傳統上，美元面臨的經典困境是特里芬悖論，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美國必須維持貿易逆差以滿足全球流動性需求，但長期逆差又會侵蝕美元價值。但2025年的情況揭示了一個新的悖論——政策可信度。

例如，美國政府突然在2025年4月對主要貿易伙伴大幅加征關稅。按照過去的理論，這類貿易保護措施通常會短期支撐本國貨幣。

但市場這次的反應截然相反，美元應聲下跌。

為什么？因為那些看數字的交易員和基金經理們認為這些政策的核心驅動力可能并非經過精密計算的經濟利益，而只是由于國內政治姿態或戰略博弈所導致的。

于是，當政策工具頻繁被用作政治信號而非經濟管理手段時，市場就失去了預判的坐標。搞投資的人，就不得不去考慮明天又會有什么突如其來的行政命令？下一個推特或聲明會顛覆哪個行業的規則？這種戰略上的隨意性成為了一種全新的、必須被定價的風險。

市場在過去能為經濟周期的起伏定價，能為通脹的波動定價，但現在，它不得不開始為政策制定者的不可預測性本身定價。

另一維度，我認為是2025年長期潛伏的問題，即美國財政路徑的可持續性及其帶來的隱性成本顯性化。高達1.8萬億美元的年度赤字和逼近GDP百分之百的債務水平，其風險不僅在于數字龐大，更在于為這些債務融資的模式發生了靜默但危險的變化。

一個至關重要的數據是，外國官方機構（如其他國家央行和主權基金）持有美國國債的比例在過去十年間顯著下降，從大約三分之一降到了不足四分之一。這意味著，美國政府的開銷越來越依賴于本國境內的買家——主要是美聯儲、國內銀行、養老金和普通投資者。這種“內循環”式的融資在表面上看似乎更安全，實則暗藏脆弱性。它的穩定性極度依賴于國內持續的政治共識和投資者信心。

在一個政治極化嚴重、每隔幾年財政政策就可能因黨派輪替而劇烈搖擺的環境里，維持這種共識變得異常困難。市場，尤其是那些著眼未來十年、三十年的長期投資者，開始要求在借款給美國政府時獲得更高的補償。這不僅僅是擔心未來的通脹會侵蝕債券價值，更是擔心未來的政治僵局可能威脅到債務本身的償付秩序或貨幣價值。

那么，在長期國債的收益率中，一部分傳統的“通脹風險溢價”就會被一種新的“財政與政治風險溢價”所取代。也就是說，即便美聯儲控制住了通脹，美國政府也可能需要為它的債務支付更昂貴的利息，只因為市場對其長期財政管理能力投下了不信任票。這是一種成本，一種因信任折損而帶來的真實財務負擔。

上述兩個維度牽扯下的力量，其共同作用，催生了第三個維度的變化。

它們全都意外地加速了全球貨幣體系朝向多極化的演進。

2025年歐元和英鎊對美元顯著升值，固然有歐洲經濟預期改善、利率調整等因素，但更深層的動力是一種“替代性選擇”價值的重估。這并非單純因為歐洲做得有多好，而是在美元的“制度光環”有所黯淡時，歐元等貨幣所代表的相對穩定、規則驅動的政策框架，其吸引力被相對放大了。

它們不是在狂熱地擁抱歐元區，而是在用一種腳投票的方式，表達對美元單一核心主導體系過度風險的分散化需求。資金們開始系統性地重新審視自己的貨幣籃子配置邏輯，是否應該將全部雞蛋都放在美國制度這一個籃子里？是否應該增加那些可能增長潛力稍遜，但政策路徑更可預測、制度韌性更強的貨幣資產的配置？這導致資本流動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從以往圍繞美元波動的風險開啟/關閉模式，一部分轉向了從核心美元圈向穩定制度圈的漸進式、結構性遷移。

這種遷移是謹慎的、長期的，但其方向性值得高度關注。

因為它預示著，未來美元的強弱，將不僅取決于美國的經濟數據，也將同樣取決于其政治決策的連貫性與財政管理的可信度。全球金融體系正在學習為制度質量進行定價，而2025年，可能正是開端。

2. 2026年的臨界點

現在2026年已經開始新的征途了，決定美元命運的關鍵路口，也已經出現。

這一年可能出現的幾個臨界點，將驗證當前的信任危機是暫時波動還是歷史性轉折的開始。這些臨界點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市場在日常交易中密切盯著的具體指標，它們像地質斷層線上的應力計，測量著深層結構壓力的積聚。

以前幾十年來，如果發生美國實際利率比歐洲高出超過1.5個百分點的時候，美元往往會走強，因為更高的經通脹調整后的回報吸引著全球資本。然而，我判斷，進入2026年，這一歷史經驗可能失靈。這個觸發美元走強的利率差異門檻可能需要提高到2個百分點以上才會有效。

原因就在于，驅動匯率的不只有冰冷的利差數字，還有數字背后所代表的國家信譽。

如果市場認為美國的政策環境不可預測、財政路徑存在隱患，那么投資者就會在他們的計算中自動加入一個不信任折扣。

這個折扣會抵消掉一部分利率優勢。

就好像一家公司提供的債券利率很高，但如果你懷疑它可能突然改變經營規則或陷入內部混亂，那么你要求的利率補償會更高，或者你干脆不愿投資。

2026年，這個現象非常值得觀察，即使美聯儲維持相對更高的利率，美元是否還能像過去那樣獲得強有力的支撐？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確鑿證明，政治風險溢價已經成為一個主導匯率的核心變量，傳統利率分析框架需要被徹底重構。

第二個臨界點，很有意思，我認為會與外匯衍生品市場有很大關系，也就是交叉貨幣基點，它本質上是非美國投資者為對沖美元匯率波動風險所支付的成本。這個成本近年來在悄然上升。

為什么這很重要？我舉個例子，一位日本養老基金經理考慮購買十年期美國國債。他不僅要看美債的票面利率，還必須計算通過金融工具鎖定未來匯率后的凈收益。當對沖成本低時，美債的相對高收益極具吸引力。但當對沖成本持續攀升，蠶食甚至完全抵消掉利率優勢時，這筆跨國投資的賬就算不過來了。

對于管理著數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各國中央銀行和主權基金而言，這種計算是機械且無情的。一旦對沖成本使得持有美債的經風險調整后收益低于其他替代資產（例如歐元區債券），大規模的、結構性的資產重新配置就可能被觸發。

這不是投機者的短期炒作，只是保守的長期投資者的被動反應。這種調整一旦啟動，其勢頭將自我強化，形成一種反饋循環，即美元資產需求下降導致美元面臨下行壓力，下行壓力又可能推高未來的對沖成本，進而促使更多投資者重新評估。

這個臨界點一旦突破，美元流動性的根基將受到系統性削弱。

另外，美國財政部每季度舉行的長期國債拍賣，或許也可以算得上臨界點之一。特別是那些二十年期、三十年期國債的拍賣結果，它們是檢驗全球資本對美國超長期信心的憑證。投標覆蓋率，即投標總額與發行額的比率，是一個簡潔而有力的指標。

歷史表明，當這個比率持續低于2.3倍時，意味著需求疲軟，買家興趣缺缺。如果在2026年，我們反復看到超長期國債的拍賣出現這樣的低迷場景，其傳遞的信號將是嚴峻的。

它意味著，不僅是對沖基金或短線交易員在回避美元風險，連那些本應最看重安全性和穩定性的長期投資者——如全球的養老金、保險公司和主權財富基金——也開始對美國長達數十年的財政前景和貨幣價值保持距離。這是一種信心的深層流失。

短期資本流動可能受情緒和利率驅動，但超長期國債的買家看的是未來幾十年的國運與信用。如果他們持續退縮，那無異于市場在用真金白銀投票，質疑美國管理其龐大債務并維持美元長期購買力的能力。

這些潛在的臨界點，共同指向一場投資哲學的顯著變化。

過去的宏觀交易員，如同精密的經濟學家，主要鉆研GDP增速、通脹數據和央行的利率點陣圖。他們的核心任務是判斷經濟周期的位置。但今天，他們不得不轉型為政治制度與治理能力的評估師。

決策的可預測性、司法與行政機構的獨立性、財政紀律的跨黨派共識、戰略目標與政策工具的連貫性——這些曾經被視為背景軟環境的因素，如今正被推到前臺，進行量化和定價。

市場的邏輯于是便升級了，升級至從主要交易經濟波動，轉向必須同時交易制度質量之上。

在這種新邏輯下，做空美元不再僅僅表達對美國下一季度經濟衰退的預期，而更多地是在表達對美國制度溢價正在蒸發這一宏觀趨勢的判斷。

同樣，當全球爆發新的危機，美元作為避險貨幣的反彈力度可能會大不如前，反彈時間也會更加短暫，因為它自身的“避風港”光環已經因國內政治與財政風險而變得斑駁。更值得警惕的是，傳統資產相關性的斷裂可能發生。過去，美元走強有時會壓制以美元計價的美股（尤其大型跨國公司），但在全面恐慌中，資金回流美國可能同時推高美元和美債。

而在新的環境下，如果一場危機直接源于對美國償付能力或政治僵局的恐慌，我們可能目睹美元和美國股市同時下跌的罕見場景，這對于依據歷史相關性構建的無數投資組合將是嚴峻考驗。

從這些情況推斷，2026年將不是平淡無奇的一年。

它將是檢驗期，是更高壓強的一年。

整個市場都會通過上述三類具體的、可觀測的臨界點，來最終裁決2025年開始的這場美元信任危機，究竟是一次深刻的范式轉移的開端，還是一場終究會平復的劇烈擾動。每一個關注全球資本流動的人，都應當屏息關注這些信號的變化。

3. 全球資本配置的再平衡

二戰后逐漸成形、并在冷戰后固化的全球資本配置格局，已經緩慢而堅定的松動了近10年。這個格局可以形象地理解為中心-外圍模式，美國市場是毋庸置疑的中心，全球資本如同環繞行星的衛星，其流動周期和風險偏好，長期由這個強大中心所牽引和定義。

美元的走弱，如果成為一種趨勢，那么首先動搖的正是這個引力系統本身。

因那便代表者全球投資者、企業和央行開始系統性地、哪怕只是小幅地，降低其資產組合中對美國市場和美元資產的單一依賴度。這是一種防御性的分散化，其動機并非出于對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的狂熱信心，而是源于對“中心”穩定性的擔憂。

分散化一旦啟動，便會自我強化，并催生一系列結構性變化。

這種資本再平衡的過程，將首先在最可能提供“替代選項”的區域和領域顯現。

歐洲的資本市場，特別是以歐元計價的債券和股票市場，將迎來一個歷史性的機遇窗口。盡管歐洲自身面臨增長挑戰，但其相對成熟的法律框架、審慎的金融監管和（在危機后得到加強的）政策協調機制，恰恰在當前環境下成為一種吸引力。

更多的國際資本流入，將直接提升歐元區資本市場的深度和流動性，使其更有能力承接大規模的全球資產配置。

在亞洲，美元的波動將以前所未有的緊迫感，推動區域內的金融合作。各國央行間的貨幣互換網絡將得到實質性強化，旨在減少對美元支付系統依賴的區域性貿易結算安排可能加速從藍圖走向實踐，盡管建立亞洲統一貨幣市場仍是漫漫長路，但方向的確定性在增加。

甚至在大宗商品交易領域，這個美元計價最堅固的堡壘之一，我們也能預見到緩慢的侵蝕。石油、礦產等戰略資源的買賣雙方，為了對沖匯率風險，將更積極地探索歐元、人民幣甚至一籃子貨幣計價的可能性，雖然這不會一蹴而就，但種子已經播下。

美元的所謂“衰落”，如果發生，絕不會是一條平滑向下的直線，而必然是一條伴隨著劇烈反彈和深度波動的、崎嶇的趨勢性路徑。

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元當前的國際地位是歷史形成的綜合結果，沒有任何其他單一貨幣具備立刻全面接替其所有功能的能力。

美元同時扮演著三種關鍵角色——全球貿易中最通用的結算工具（交易媒介），國際金融合約最主要的計價標準（記賬單位），以及各國央行存放外匯儲備的首選資產（價值儲藏）。

建立這種三位一體的信譽花了美元大半個世紀的時間，涉及龐大的網絡效應、深厚的市場基礎設施和根深蒂固的使用習慣。

歐元、人民幣或其他貨幣要替代其中任何一項功能都極為困難，更遑論全部。因此，未來的圖景更可能是一個多極化或籃子化的緩慢進程，而非簡單的貨幣王朝更替。

美元的每一次危機性下跌，都可能因市場恐慌導致的回流而出現強勁反彈，但反彈的高點可能一次比一次低，其作為資產避風港的純粹性將不斷被打上問號。

這個過程的核心特征將是波動中的趨勢，考驗的是投資者的長期定力和戰略耐心。

4. 說在最后

從所有關于匯率、利率和資本流動的噪聲中，我們其實已經可以總結，2025年美元下跌留給世界最根本的啟示，是關于貨幣權力本質的再教育。

一個國家的貨幣之所以能成為世界貨幣，其最終基石并非僅在于經濟規模或軍事實力，更在于全球市場對其制度資本的廣泛信任。

所謂制度資本，是一個國家法治的可靠性、政策制定的可預測性、產權保護的嚴肅性以及政治運作的可持續性等無形要素的總和。

美國在過去數十年享有的過度特權——能夠以較低成本從全球借貸，其貨幣被廣泛持有——本質上就是全球對其制度資本支付的溢價。

當國內政治陷入持續極化，財政紀律被肆意突破，行政命令頻繁顛覆市場預期時，這種寶貴的制度資本就在被揮霍和侵蝕。

市場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點，并開始通過匯率這一最公開的價格，對這種損耗進行折價處理。

從這個角度看，2025年很可能在未來被歷史學家標記為一個轉折時刻，全球金融體系開始集體正視并嚴肅處理一個事實，即缺乏制度可持續性的經濟實力，無法長久支撐一個世界性貨幣。

它向所有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那些渴望其貨幣在國際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國家，發出了一個再清晰不過的信號，在深度互聯的全球金融體系中，國內政治的質量、機構的獨立與效率、政策的連貫與可信，已不再是單純的國內事務。

它們直接構成了貨幣價值的核心支撐，是金融穩定的內在組成部分。美元的可信危機，歸根結底，是一場關于制度重要性的全球性覺醒。

它提醒我們，金融市場的終極定價，始終是關于未來信心的定價，而最堅實的信心，永遠來源于穩定、可信且受人尊重的規則。

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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