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是生產型文明，是一個自衛反擊溫和擴張的文明。

內亞游牧民族則因為本身生產力水平低，生活環境惡劣，特別是對于蒙滿這些靠近生產型文明的群體而言，劫掠周邊文明反而是性價比最高的選擇，因而在歐亞大陸上形成了環韃靼文明發展桎梏。

放眼世界，就會發現在公元1700年前，內亞游牧民族依靠騎兵優勢對定居民族進行掠奪是歷史的常態，借助定居文明陷入內亂的窗口期，小體量的掠奪性文明毀滅體量更大古老定居文明的案例也不少見。

在綠教興起后，沙漠牧民搶走了東羅馬的半壁江山，并毀滅了波斯薩珊王朝。向西則橫掃北非，跨越直布羅陀海峽，毀滅西哥特王國，征服了伊比利亞半島。

自怛羅斯之戰后，七河流域徹底綠化，原本中亞游牧民的攻擊方向一直是入主中原，皈依綠教后，攻擊矛頭轉向兩河流域，導致已經定居化的阿拉伯人被更加野蠻的突厥人統治了1000年，東羅馬也被突厥人毀滅。

就東歐而言，俄羅斯被蒙古人統治了240年，即便在推翻了金帳汗國的統治后，東歐依然飽受韃靼人劫掠和捕奴之苦，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波蘭人被韃靼人肆意擄掠，婦女被賣到奧斯曼做奴隸，其中一些女奴進入后宮，憑借智慧逐步掌握實權，最有名的要數許蕾姆蘇丹。

和中國一樣有著古老歷史的波斯則先后被塞琉古、帕提亞、倭馬亞、阿巴斯、花剌子模、塞爾柱、伊爾汗國、白羊和黑羊王朝、帖木兒、薩法維王朝統治或征服，除了塞琉古是希臘人建立，其余王朝均為沙漠草原游牧民族建立。

正是因此，現在的伊朗人把阿契美尼德王朝（BC 550–330）和薩珊王朝（AC 224–651）視為波斯民族最純粹、最輝煌的象征，在民族認同建構中賦予其核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正統。

相比之下，華夏文明距離草原游牧文明最近，需要防衛的國境線最為漫長，而且長城以北有歐亞大陸最為廣闊的荒漠草原游牧地帶，孕育出歐亞大陸上規模最大，最為兇殘的馬匪集團，地緣環境是非常糟糕的。

令人詫異的是，華夏文明反而能夠長期壓著草原游牧漁獵文明打，幾次淪陷的根源都是內因：

五胡亂華是因為從東漢末年到八王之亂華夏內戰打的血流成河，上位者引狼入室。

遼金西夏蒙古是唐朝自戕式民族政策埋坑和宋朝矯枉過正崇文抑武自廢武功。

滿清入關則匯集極端氣候、土地兼并、士紳賣國、流寇內亂、朝廷黨爭、崇禎瞎指揮、財政癱瘓、白銀流入中斷引發金融危機等所有要素，被八旗馬匪乘虛而入。

就以明朝來說，從洪武立國到崇禎殉國，九邊重鎮有自己人叛亂而短暫易主的情況，但從來沒有被馬匪攻克過。

即便是和韃靼毀滅者的俄羅斯對比，1571年，克里米亞汗國依然有攻克莫斯科縱火焚城的記錄。

事實上，西歐能夠率先發起工業革命，最根本的問題在于距離韃靼人足夠遠。

山脈、河流、森林、距離都成為西歐國家的天然屏障。這使西歐可以匯集整個歐亞大陸的知識碎片不斷提升生產力，進而開啟工業革命。

對于內亞民族以更小的體量征服體量更大的定居民族，內亞民族往往會沾沾自喜，信奉民族優越論，自欺欺人的認為內亞民族高人一等。

在各種由內亞民族學者和鼓吹手的宣傳資料中，仿佛內亞騎兵各個都是生化人、魔獸兵，天生高人一等。

事實上，戰爭從來不是斗獸棋，比拼的是綜合國力。

漢唐時期少量漢人軍隊可以擊潰幾倍的游牧馬匪，實現“一漢敵五胡”，明初的明軍所向睥睨，驅逐韃虜，再造華夏，以及戚家軍抗倭打出1：100的戰損比，并非漢人血脈高貴、人均超人，而是裝備、訓練、后勤、指揮帶來的戰斗力加成。

從宏觀層面上講，比拼的是一個政權對人力和物資的動員能力和使用效率，是軍隊的組織、訓練、指揮水平、武器裝備和后勤保障水平。

以明末的情況來看，崇禎對大明的人力和物力的動員水平是非常差，朱元璋開國時期制定"三十稅一"的田賦基準稅率和"永不加賦"的政治承諾，導致大明的財政上限被祖宗之法框死了，任何一位皇帝想要加稅都會被文成口誅筆伐，直到明末不得已加“三響”才突破朱元璋"永不加賦"的政治承諾，然而這種財政改革來的太晚，且賦稅分攤非常不合理。

《大明律》規定貪污40兩絞刑，貪污六十兩“剝皮實草”，在洪武時期被嚴格執行，文官系統高效清廉，因而低稅率也足以保障政府運轉。也正是朱元璋對貪腐零容忍，哪怕朱元璋定的稅率堪比文景之治，文人士紳依然污蔑其為暴君。

讓崇禎頭疼的軍餉，在洪武時期完全不存在，因為軍戶享有土地，不需要朝廷支付軍餉，朱元璋曾自夸"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

但隨著土地兼并，軍戶土地被侵占，朝廷不得不改為營兵制，以雇傭兵替代公民兵。雇傭兵制會使軍隊的招募和維持成本成倍增加，一旦出征，需要發雙倍薪水，甚至是三倍薪水。

相比之下，游牧漁獵文明的騎射武士都是從小練就童子功，全民皆兵，可以低成本征召，允許捕奴和劫掠，而不需要支付軍餉。

這就導致更加野蠻落后的游牧漁獵政權反而比王朝末期的華夏政權具有更高的動員效率。

如果財政充裕，或者說明朝有宋朝的稅率和稅收能力，就能夠維持一定規模的雇傭軍團。

但恰恰明朝是小政府，稅率本來就低，稅收能力又差，以明朝的礦稅為例，被士大夫口誅筆伐，最終被廢除。然而，明朝被士大夫抵制的礦稅在宋朝是理所當然的正稅。

糟糕的財政狀況使明朝的軍隊家丁化，兵部尚書王在晉經略遼東時就發現吃空餉問題嚴重，很多部隊實際兵力只有紙面兵力的6-7成。

這導致一只紙面上5000人的軍隊實際上只有3000多人，其中家丁幾百人，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同等兵力可以壓著八旗打。戰兵千余人，這些戰兵能夠依靠火器結硬寨打呆仗。剩下的都是裝備訓練不足的輔兵，這些輔兵的戰斗力可以參考以色列的可樂兵。

這導致紙面上看起來龐大的明軍真正能打的兵力沒多少，有限的家丁和戰兵還分散使用，由不同的總兵指揮，彼此前協同作戰非常差，友軍有難不動如山是常態。

必須說明的是，軍隊家丁化是任何一個政權財政不足后的歷史必然，從俄烏沖突和巴以沖突來看，俄羅斯和以色列軍隊均呈現出家丁化現象。

相比之下，八旗馬匪可以通告殘酷的奴隸莊園制壓榨一切人力和物力，可以屠殺遼東百姓騰出土地來養馬，草原游牧漁獵文明可以實現產訓合一，全民皆兵。

同時，八旗馬匪可以從朝鮮掠奪糧食，晉商、東南士紳、歐洲商人與八旗馬匪的貿易都在掏空大明的家底給八旗馬匪輸血。

這使八旗馬匪可以保持10萬人級別的騎兵軍團，并在一次戰斗中集中使用6萬以上騎兵。相比之下，明軍反而罕有機會在一次戰斗中集中使用1萬人以上騎兵。

在天災的情況下，體量越大，人口越多，反而累贅越大，天災下的老百姓沒飯吃只能成為流寇，最終摧毀了明朝。

當時，洪承疇提出徹底絞殺流寇，從事后諸葛亮的角度看洪承疇確實老辣。

崇禎則反復強調“寇亦我赤子，宜撫之”。

結果流寇打不過就投降，官軍移師打八旗馬匪就反叛。降而復叛，叛而復降，使明軍在打八旗馬匪與打流寇之間兩線作戰，疲于奔命。

面對天災和饑荒，奴兒哈只則直接屠殺“無谷人”，底層民眾還沒組織起義就被馬匪殺光了。

騰出來的土地又可以養馬，使八旗馬匪人均3匹以上戰馬，機動性的優勢可以使八旗馬匪在局部集中3倍以上的兵力圍攻明軍。

很多人低估了機動性的重要性，馬匪從來不打逆風戰，只會在占據絕對兵力優勢的情況下和明軍決戰。

明末兵部文檔就指出：有兵無馬，若等無兵。

簡言之，就是土地兼并使稅基和兵員凋零，稅制不合理與文官貪腐導致財政有限且使用效率低下，輔以天災人禍因素，反而會出現大一統王朝的實際動員水平還不如一個奴隸制馬匪集團的動員水平的奇葩局面。

考慮到馬匪的畜力優勢，會使在局部戰斗中，體量更大的定居文明政權的軍隊要面對幾倍于自身的馬匪圍攻。

然而，即便如此，八旗馬匪也只能繞路進入華北平原劫掠，在中原腹地不敢長期駐留，一旦失去局部數量優勢和機動性優勢，必然面臨大明絞殺。即便到了1643年，濟爾哈朗進攻寧遠依舊被吳三桂擊敗。

直到崇禎殉國，以吳三桂為代表的北方明軍降清，在接受大明北方的戰爭資源后，滿清才真正具備了問鼎天下的本錢。

生產型文明王朝有一個規律，王朝初期往往以土地為要素，維持一只規模龐大的公民兵軍隊，秦漢是授田制+征兵制，隋唐是均田制+府兵制，明朝是衛所制，紅色政權在革命時期的志愿兵也是靠打土豪分田地維系。

在這個時期，華夏政權具備極強資源調動能力，軍隊戰斗力強，封狼居胥、飲馬瀚海、四夷臣服是常態。

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必然走向市民化、原子化，原子化社會下的平民抗風險能力極差，散落的個人對抗暴力組織完全是一邊倒的屠殺，在沒有組織，或者組織力低下的情況下，人口數量的意義真心不大。

以2016年歐洲杯期間，俄羅斯與英國足球流氓互毆為例，200名俄羅斯足球流氓把上千名英國足球流氓打的抱頭鼠竄，換到冷熱兵器混用時代，高組織度打低組織度就是一邊倒的屠殺。

以史為鑒，在17世紀，弓箭在射速、后勤補給依賴性、環境適應性、載具便利性等方面均比火槍有優勢，特別是在射速上的優勢使騎射武士近距離射擊火力密度可以壓倒火槍手。17世紀的火槍手1分鐘只能射1-2發子彈，弓箭手一分鐘能至少射10支箭。

弓箭比火器的劣勢就是訓練成本高和破甲能力遜色于火器，但這對劫掠型文明而言完全不是問題，從小練就童子功的馬匪可以低成本征召，并采用“五步射面”殺傷定居文明重甲士兵。

隨著農業、手工業技術流入草原大漠，及俄國人重新開啟了路上絲綢之路，火器開始在草原滲透，弓馬騎射逐漸被廢棄，產訓合一的生活生產模式開始瓦解，內亞民族也進入定居或半定居狀態，當市民化、原子化向內亞滲透，馬匪的戰斗力隨之暴跌。

原子化的馬匪戰斗力比原子化的定居民族還要拉跨，沙俄3000火槍兵就橫掃中亞，阿玉錫帶領24個馬匪就抓了6000多準格爾俘虜。

放棄了弓馬騎射，完全依賴火槍的騎兵反而戰斗力大幅下滑，僧格林沁裝備火槍的八旗馬匪在八里橋之戰中被裝備長矛馬刀的錫克騎兵打的抱頭鼠竄，之后又被裝備大刀長矛的捻軍的驢騎兵打的全軍覆沒。

在八里橋之戰中，清軍損失3000多人，英法聯軍陣亡5人，傷39人，其中，14人傷亡是一隊英軍騎兵跌落壕溝摔傷踩踏。

滿清與英法簽訂《北京條約》后“借師助剿”，同樣面對英法聯軍，太平軍打出了截然相反的戰績，擊斃法國駐東方艦隊卜羅德少將、耿尼上校，擊傷英國海軍艦長克來吉。

最具黑色幽默的是，滿清居然還給侵略者兼劊子手修了“卜羅德祠”。

17-18世紀其實是定居文明武力崛起的拐點，隨著火器技術的進步，騎射武士和火槍兵的戰損交換比會讓掠奪型文明無法承受。

民族主義的興起會大幅拉低征兵成本和維持成本，面對排山倒海的廉價火槍兵，騎射武士會被鋼鐵與火藥徹底碾碎。

刮向內亞的原子化風暴會使僅存的騎射武士凋零，經過市民化、原子化的洗禮后，草原漁獵文明武德淪喪，成為人盡可欺的武德洼地。

華夏文明最讓人意難平的就是倒在黎明的前夜，在馬匪即將被火槍兵掃進歷史垃圾堆之際，因內亂被馬匪乘虛而入奴役近300年。

一個生產力和科技水平均居于世界第一梯隊，幾億人口均為漢族的定居文明，經過民族主義洗禮，在18-19世紀必定綻放出燦若星河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