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手機鈴聲突然響起，屏幕上的未知號碼總能瞬間揪緊現代人的神經 —— 是親友的牽掛、工作的急件，還是揮之不去的營銷轟炸、暗藏陷阱的詐騙套路？這種日常的 “未知焦慮”，早已成為數字時代通信便利背后的普遍焦慮。

不堪其擾的用戶，往往把怒火對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三大運營商，默認它們是騷擾與詐騙電話的 “閘門失守者”。但這種基于直觀感受和結果的情緒化指責，雖能理解，卻忽略了技術博弈的殘酷與治理體系的復雜。

事實上，中國對騷擾與詐騙電話的治理早已構建起“分類治理、精準施策” 的體系化格局，運營商作為治理體系中的關鍵一環，其責任既非無限兜底，也非置身事外，而是被法律嚴格界定在 “風險防控” 與“通道管理” 的雙重框架內。

厘清這一責任邊界，從 “情緒化指責” 轉向 “理性化認知”，正是理解中國騷擾與詐騙電話治理邏輯的核心所在。

一、電信網絡詐騙：運營商是國家反詐體系的 “技術防火墻”

面對直接威脅人民群眾財產安全、危害社會穩定的電信網絡詐騙，中國的治理策略是將其上升至國家立法層面，進行系統性、全鏈條的刑事打擊與技術反制。

2022 年 12 月 1 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電信網絡詐騙法》形成了 “行業擔責、政府監管、全民防范” 的全鏈條閉環治理體系。其中，三大運營商等電信經營者，和銀行、支付機構、互聯網平臺一起，被推到 “風險防控第一責任人” 的位置，他們不再是單純的通信通道提供商，而是國家反詐體系中不可或缺的 “技術防御節點”，承擔起強制的法定責任：

（一）實名制：給電話卡裝上 “全生命周期安全鎖”

早年的實名制只是 “登記個名字”，而《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第九條至第十二條將其深化為全生命周期的風險管控體系：運營商不僅要在開戶時杜絕批量代辦、冒名辦卡，還得給個人辦卡設上限，通過跨部門數據共享，精準識別異常辦卡行為并加強核查或拒絕辦卡。

對已經在用的電話卡，運營商要持續監測識別涉詐異常用戶，一旦發現涉詐可疑跡象，就重新核驗身份，并采取限制、暫停相關卡功能等措施。尤其是物聯網卡這一高頻涉詐載體，運營商需建立用戶風險評估制度，不合格的堅決不賣，并使用技術手段鎖定使用場景，全程監管確保用戶實名信息可追溯，并不被轉售濫用。

這一系列制度設計的核心，是徹底壓縮匿名通信空間，切斷詐騙分子批量獲取通信資源的基礎條件。

（二）技術反制：從 “被動封號” 到 “主動攔截” 的升級

《反電信網絡詐騙法》明確要求，運營商需管好 “主叫號碼” 這個關鍵 —— 不能讓詐騙分子隨便改號、隱號，尤其是國際來電，必須如實標注所屬國家或地區，不讓 “偽裝本土號碼” 的詐騙有機可乘。對于電話卡批量插入設備、虛擬撥號軟件這些 “詐騙工具”，運營商要通過技術手段 “精準識別、一鍵阻斷”，還需及時向公安部門上報線索。

在實踐中，三大運營商均已建立基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反詐監測系統，通過分析呼叫頻率、通話時段、跨境路由等數據，動態識別高風險通信行為。例如針對短時間內頻繁撥打不同號碼、夜間集中呼叫、跨境轉接頻繁的高風險號碼，系統會自動標記并從網絡側阻斷詐騙通信鏈路，從而真正實現 “不等用戶投訴，主動出擊防騙”。

（三）協同共治：反詐戰場上的 “技術外援”

遇到電信詐騙案件，運營商有法定責任留存通信信令數據，給公安機關偵查提供技術支持和協助。

作為技術協作方，運營商在打擊 “黑廣播”“偽基站”“GoIP 設備” 這些新型詐騙工具時發揮著關鍵作用，經常憑借專業技術定位違法信號，幫警方精準端掉詐騙窩點。比如 2023 年在河南安陽，當地運營商就和無線電管理機構聯手，靠移動監測車揪出了 3 套正在發射詐騙信號的 GoIP 設備，及時阻斷了騙局。

但要說明的是，運營商的反詐責任是 “盡力防御”，不是 “絕對保證”。 詐騙犯罪尤其是跨境詐騙，高度依賴境外服務器、虛擬運營商和復雜路由技術，運營商面對的往往是 “已闖入網絡的攻擊信號”，而非可完全拒之門外的風險源頭。法律要求運營商在技術能力和法定權限范圍內采取一切合理可行的防御措施，但這并不意味著能徹底杜絕所有詐騙電話。理解這一客觀邊界，是理性評價運營商反詐工作的關鍵。

二、商業營銷騷擾：運營商是 “通道管理員” 而非“內容裁判官”

和電信詐騙的 “刑事犯罪屬性” 不同，商業營銷騷擾本質是 “商業行為失范”，治理邏輯并非刑事高壓，而是源頭規范與精細化行政監管。

2018 年，工信部等 13 部門聯手發起《綜合整治騷擾電話專項行動》，搭建起 “源頭防控、過程攔截、行業規范、違法懲處” 的全鏈條治理網。

該行動方案的治理共識是：商業營銷電話的直接發起者和責任主體是呼叫中心企業及委托其營銷的商家。因此相關行業的主管部門被要求按職責分工從源頭上規范重點行業營銷行為：銀保監會管金融營銷、住建部管房產營銷、衛健委管醫療保健營銷，從源頭掐住違規營銷的苗頭。

而運營商的角色，是守住 “通信通道” 這道關，具體要做好三件事：

（一）通道管控：嚴守通信資源準入與技術防御防線

工信部牽頭統籌，運營商要嚴格審查語音線路和“95”“96”“400” 這些碼號的用戶資質，不讓違規線路“鉆空子” 接入；還要建騷擾電話攔截系統，用云計算、大數據識別 “響一聲就掛”“呼死你” 這些騷擾行為，攔截虛假境外來電。

但這里有個關鍵限制：運營商無權監聽通話內容，沒法直接判斷哪通電話是騷擾。所以核心思路是 “賦能用戶自主防護”—— 一方面通過短信、閃信提示來電風險，另一方面支持手機終端的防騷擾設置，讓用戶自己決定 “接不接、攔不攔”。既保障了用戶的通信自主權，也符合隱私保護的法律要求，形成 “技術預警 + 用戶說了算” 的治理閉環。

簡單而言，運營商是 “通道管理員”，不是 “內容裁判官”—— 只能按監管要求審查呼叫中心的資質、處理違規行為，卻沒權也沒法律依據去攔截合法的商業通話，強行要求運營商屏蔽所有營銷電話，反而會帶來侵犯通信自由的法律風險。

（二）主體規范：強化呼叫中心準入與全流程監管

治理商業營銷騷擾，關鍵是規范作為直接發起者的呼叫中心。2020 年工信部發布的《關于加強呼叫中心業務管理的通知》，給呼叫中心的經營者劃定“紅線”：首先必須獲得經營許可，還要提交 “不打騷擾電話” 的承諾書；其業務形態主要是接用戶的咨詢電話，如需開通呼出功能，僅限經用戶同意的即時回訪和信息咨詢，嚴禁提供商業營銷類呼出服務。

對基礎電信運營商來說，責任更為具體：在為呼叫中心提供接入服務前，必須嚴查營業執照、許可證、碼號備案這些 “證件”， 對擬提供商業營銷呼出服務、資質不符或備案信息不實的，一律拒絕接入；發現呼叫中心未經用戶同意擅自呼出的，需及時限制相關接入服務。

通知還明確，各地通信管理局要加強監督檢查，對違規呼叫中心加大處罰力度，把有問題的呼叫中心納入“電信業務經營不良和失信名單”，用信用約束讓它“一處違規、處處受限”。

（三）成效公開：構建量化透明的常態化監管機制

為切實解決營銷電話擾民問題，構建持續、量化、透明的監督機制，工信部每季度都會在《電信服務質量通告》里公開 “非應邀商業電子信息治理” 的治理成果，接受社會監督。

從最新數據來看，截至 2025 年第三季度，治理效果很顯著：今年已累計關停違規語音專線 11204 條，清理違規外呼軟硬件推廣信息 80多萬條，處罰違規企業 248 家次以上，從源頭遏制營銷電話擾民亂象；“來電來信免打擾” 服務覆蓋了 12.6 億用戶，提供防護服務超 1969 億次，為海量用戶構建起自主可控、便捷高效的防護屏障；同時，十三部門聯動治理體系持續深化，從金融、衛健拓展到教育、人社、文旅等領域，累計曝光違規商家 114 家次，處置違規源頭企業 64 家次，形成了 “源頭管、跨域聯、公開曬” 的長效機制。

但也要承認，營銷騷擾治理是場 “持久戰”——AI 智能外呼、跨境轉接這些技術不斷翻新，跨行業監管的協同效率還有提升空間。為推動騷擾電話治理從 “治標” 向 “治本” 邁進，通信主管部門需完善聯動機制、推動數據共享，運營商要深化技術應用、優化防護服務，也更需要監管、企業、公眾協同參與形成共治合力，才能不斷提升用戶通信安全感與滿意度。

三、責任邊界：憲法和法律為運營商劃定 “不可逾越的紅線”

雖然騷擾電話遭人痛恨，但 “只要接到騷擾電話就是運營商失職” 的說法，其實是充滿情緒化的指責，認為“運營商應該徹底屏蔽商業營銷電話”的訴求已然觸碰了現代法治社會的根基性原則。中國司法系統基于法律和行業規律的理性設計，通過一系列裁定清晰劃定了運營商的責任邊界。

（一）責任主體：誰發起，誰擔責

相關法院判決明確認定，運營商只是 “通信通道提供者”，不是營銷行為的決策者或內容提供者。營銷電話行為是否合法、是否侵權，責任主體是商家及其委托的呼叫中心。例如在某貸款營銷短信舉報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指出，“是否取得用戶同意以及個人信息合法性由短信息內容提供者負責，運營商未存在違規行為”。

這和《電信條例》“信息傳輸的內容及后果由用戶負責”、《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營銷擾民責任由經營者承擔” 的規定完全一致，責任劃分很清晰。

（二）法律授權：運營商無權審查合法商業通信

對于不涉及詐騙、涉黃賭毒等 “九不準” 的普通商業營銷，法律并未授權運營商進行內容識別和攔截。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就曾在某保險營銷電話舉報案裁定中明確：“電信主管部門無法律依據對公民通話內容進行監管”，運營商作為通道服務提供者，同樣無權查看傳輸的通信內容。

這一界定避免了運營商因為 “責任泛化” 而擁有過度干預通信內容的權力，防止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

（三）憲法底線：通信自由和秘密不容侵犯

《憲法》第四十條明確規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除了國家安全或追查刑事犯罪，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非法檢查通信。

要求運營商監控通話內容以識別營銷電話，本質上是把公權力交給了商業機構，這與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利相悖。法院在裁定中也多次強調，運營商僅需根據法律規定識別攔截違法信息和涉詐信息，普通商業營銷信息雖可能擾民，但并非違法信息，運營商無法律依據進行攔截。

這種 “詐騙治理強化責任、騷擾治理限制權力” 的制度設計，是在 “安全” 與 “權利”、“效率” 與 “法治” 之間找平衡的治理智慧 —— 既確保運營商在反詐領域履行法定防御義務，成為國家反詐體系的重要防線；又防止在商業騷擾治理中因責任泛化而侵犯通信自由，實現了治理效果與權利保護的有機統一。

結語：從情緒宣泄到理性共治，共建清朗通信空間

中國對騷擾與詐騙電話的治理，沒有簡單地把提供通信通道的運營商當能“萬能背鍋俠”，而是搭建了一套“分工明確、依法依規、社會共治” 的復雜生態系統以形成治理合力。

在這個生態里，運營商的角色運營商的角色清晰而關鍵：面對詐騙，它是國家反詐體系的 “技術防御節點”，履行實名制管控、技術攔截、協同溯源等法定責任；面對騷擾，它是 “通道管理者”，執行呼叫中心準入審核、違規處置等監管要求，同時為用戶提供“來電來信免打擾” 等自主防護工具。

監管部門要通過專項行動、常態化執法、跨部門聯動，壓實源頭責任；司法系統要嚴格執法、以法律底線校準治理方向；用戶作為治理受益者也要主動參與—— 合理用防護服務、保護好個人信息、及時舉報違規線索。

公眾對運營商的誤解，大多是因為不懂這套復雜的治理體系，而破除誤解的關鍵，就是從 “罵運營商” 的情緒宣泄，轉向 “分類治理、社會共治” 的理性認知。

通信空間的清朗，從來不是某一方的事。當社會各方都認清自己的權利與責任邊界，形成 “反詐齊抓共管、騷擾源頭共治” 的合力，才能在這場和詐騙、騷擾的持久戰中，構建起既安全可靠又自由便捷的數字通信環境 —— 這是中國通信治理的核心目標，也是每個手機用戶的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