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
一份鼻骨CT報告，影像表現與診斷印象截然相反；兩次官方調查答復，結論上演180度反轉；三家鑒定機構介入，送檢材料來源成謎。天津靜海區這場由普通醫療文書引發的“骨折疑云”，不僅將當事人李寶鋒一家拖入漫長的維權困境，更像一面鏡子，照見了醫療行業規范執行、行政部門履職盡責、司法鑒定公正嚴謹等多個領域存在的短板，直指程序瑕疵對公共公信力的侵蝕，值得全社會深刻反思。
醫療文書是記錄病情、明確診斷的法定憑證，其核心價值在于客觀、準確、一致，影像表現與診斷結論的統一性，是醫學診斷的基本準則，更是醫療質量安全的底線。然而，靜海區醫院為曹某晴出具的鼻骨CT報告，卻出現了“影像排除骨折，結論認定骨折”的荒誕矛盾。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曹某晴住院三天自愿出院，治療、康復、耗材類費用均為零，僅產生55.43元中西藥費用，這樣的診療記錄與“鼻骨骨折”的診斷結論形成強烈反差，難免讓人對診斷的真實性產生合理懷疑。醫院作為專業醫療機構，本應將醫療文書規范奉為圭臬，這份自相矛盾的報告，不僅暴露了其內部醫療質量管理的漏洞，更違背了醫者應有的嚴謹與負責，成為整個事件的爭議起點。
行政部門的調查答復，是化解矛盾、彰顯公正的重要途徑，其公信力源于客觀中立的立場與嚴格規范的程序。然而，靜海區衛健委在處理該事件時的表現，卻讓人深感失望。面對明顯矛盾的CT報告，其先是在告知書中認定“印象描述錯誤”，間接承認無骨折，卻又在同一份文件中補充“經研判印象還是骨折且斷端錯位”，陷入邏輯自洽的困境；隨后又徹底改口，稱“影像表現描述錯誤，實際存在骨折錯位”，兩份紅頭文件自相矛盾，不僅未能厘清事實，反而讓當事人的訴求陷入更深的迷霧。行政部門的每一次答復都代表著公權力的信用，這種前后反復、程序失范的處理方式，消解的是公眾對政府部門的信任，損害的是行政履職的權威性。
司法鑒定是案件定性的關鍵依據，其生命力在于客觀、公正、嚴謹，是維護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但在此次事件中，司法鑒定環節卻出現了諸多令人費解的疑點。第一家鑒定機構天津迪安以“無法得出鑒定意見”為由終止鑒定，已暗示傷情認定存在不確定性；第二家天津天宏司法鑒定所出具的“輕傷二級”意見，刻意遺漏原始材料中“左側”這一關鍵限定詞，無視“單純鼻骨骨折需伴隨功能障礙才構成輕傷二級”的鑒定標準，結論的科學性與客觀性存疑；第三家北京法大鑒定所的送檢材料更是疑點重重——曹某晴案發當晚僅在靜海區醫院做過一份鼻骨CT，且具有唯一性，該鑒定所卻收到三份鼻骨片子，其中一份4月22日的CT片在醫院系統中無任何記錄，材料來源不明、調取過程缺乏有效監督。如此種種，讓司法鑒定的公信力大打折扣，也讓當事人對司法公正產生了深深的疑慮。
值得深思的是，解開這場“羅生門”的鑰匙其實觸手可及——調閱并核驗2025年4月21日的原始DICOM格式影像數據，便能精準還原曹某晴當日是否骨折的醫學真相。但令人遺憾的是，從醫院到衛健委，再到鑒定機構，各方似乎都在刻意繞開這一最直接、最核心的解決方案，反而在文字表述上反復拉鋸、互相推諉。當事人申請重新鑒定的合理訴求被駁回，維權之路舉步維艱。這背后，反映出的是相關主體責任意識的缺位：醫院漠視醫療文書規范，衛健委忽視行政履職程序，鑒定機構違背司法公正底線。
公信力的構建非一日之功，卻可能因一次次的程序瑕疵而崩塌。醫療行業的規范執行、行政部門的依法行政、司法體系的公正嚴謹，是社會信任的三大支柱。天津靜海區這場CT報告“羅生門”，看似是一起孤立的個案，實則暴露了公共服務與法治實踐中存在的共性問題：當程序正義被忽視，當責任擔當被弱化，當客觀公正讓位于敷衍塞責，最終損害的不僅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更是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根基。
期待天津市衛健委及上級相關部門能夠正視事件中的程序瑕疵與核心疑點，介入調查并調取原始影像數據，還原事件真相，依法依規追究相關主體的責任，撤銷基于存疑材料作出的不當鑒定意見。唯有堅守程序正義，恪守職業底線，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才能驅散籠罩在當事人心頭的陰霾，重建公眾對醫療、行政與司法體系的信任。畢竟，程序上的每一個細節，都關乎公信力的成色；每一次對規范的堅守，都是對公平正義的守護。
（文章由李寶鋒本人整理提供，李寶鋒對以上內容真實性承擔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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