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北宋的范仲淹在詞中表達著將士們不能在抗擊外敵上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遺憾。孱弱的北宋從立國以來始終面對著周邊部族政權的威脅，邊疆難以安定。
而在范仲淹向往的漢朝則不同，“封狼居胥”和“燕然勒石”不僅是當時的偉大勝利，也成了后來各個朝代軍事家們的至高追求。
但是，“燕然勒石”的輝煌背后，其實是一場爭權奪利的政治斗爭，創造勝利的主帥竇憲最終身敗名裂，漢朝也逐步陷入外戚、閹黨亂政的破敗局面。
這場戰爭的起因是竇憲犯了死罪，想要用軍事上的勝利來為自己洗白。
章和二年（公元88年），正值年幼的漢和帝在位，貴為國舅的竇憲卻陷入了一場生死危機。為了在當朝太后、自己的妹妹前邀寵爭權，他竟然派人刺殺了竇太后寵信的都鄉侯劉暢。
劉暢是皇族宗室，就這樣被外戚權臣刺殺，由此也可見當時東漢外戚集團的跋扈。
竇太后是漢章帝的皇后，但是沒有為漢章帝生下兒子，漢章帝兩任太子都是由宮中貴人所生。正值壯年的漢章帝去世后，年僅十歲的漢和帝即位，養母竇皇后成為了太后。
這位竇太后在當皇后時就曾在后宮多次爭寵，還下手謀害太子的生母。由于小皇帝不是自己的親生兒子，竇太后在掌握最高權力的過程中更加依賴自己一母同胞的兄弟們。
為逃避死罪，竇憲主動請纓北伐匈奴，想要戴罪立功。正好當時歸附漢朝的南匈奴也請求大漢出兵討伐不斷侵襲領地的同宗部族，竇太后順水推舟批準了這一請求，既給了兄長活路，也可以讓竇氏外戚的權力更為鞏固。
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就是個人政治危機的產物，而非國家戰略的需要。一支包括漢軍、南匈奴軍、烏桓軍、羌胡軍的聯合軍隊，就這樣踏上了北伐征途。
這場戰爭的主要目的不是擊敗敵人，而是挽救一個權貴的性命。
永元元年（公元89年），當竇憲凱旋時，他不僅免除了死罪，更一躍成為大將軍，權傾朝野。
與西漢時期衛青、霍去病等人歷經數十年、付出巨大代價的對匈戰爭相比，竇憲的勝利來得太過“輕松”。
這絕對不是因為竇憲的軍事才能遠超衛霍，而是因為他面對的對手早已不能與當初那個統一的匈奴帝國同日而語。
經過西漢持續打擊，漢宣帝時匈奴就已分裂為南北兩部。南匈奴歸附漢朝稱臣納貢，北匈奴孤立無援、內部矛盾重重。漢元帝時，陳湯率漢軍遠征，最終攻殺犯邊的北匈奴郅支單于，留下“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千古強音。
到了東漢竇憲攻打匈奴時，匈奴實質上已不能對漢朝造成威脅，甚至成了一個漢朝大臣攫取政治權力的軍事籌碼。
雖然勝利來得太快就像龍卷風，但講排場的竇憲可不這么覺得。西漢時，霍去病在擊敗匈奴后在狼居胥山上代表漢武帝封禪祭天并刻石記功。竇憲擊敗北匈奴后也有樣學樣，在燕然山上勒石記功，炫耀功績。
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從客觀上來講，竇憲“燕然勒石”后，再加上竇憲持續幾年的打擊，匈奴這個草原政權正式迎來了自己的謝幕演出，向西遷移的匈奴走向歐洲，漢匈百年戰爭有了最終成果。
軍事上的巨大成功讓竇憲的權力達到頂峰，卻也加速了他的滅亡。本來就犯下過死罪的竇憲因為戰爭勝利而豁免，還獲得了主政的權力，這讓他變得極度膨脹，與逐漸長成的漢和帝慢慢產生了不可調和的權力矛盾。
永元四年（公元92年），漢和帝劉肇與宦官鄭眾等人先發制人，一舉鏟除竇憲勢力。這位三年前還風光無限的“燕然勒石”英雄最終被賜死，竇氏家族也遭到清洗。
他的“豐功偉績”沒有為他贏得忠誠，反而招致了更深的禍患。
“燕然勒石”后，東漢朝廷迎來了全盛時期，但內部的權力紛爭預示著帝國的盛極而衰，年輕的漢和帝主政沒有多久也英年早逝。
后繼的君主普遍年幼無能，在誅殺竇氏集團中立功的宦官集團開始走向前臺，與外戚集團形成了風水輪流轉的局面，一直到東漢滅亡。
這場看似解決邊患的勝利，同時也為后世埋下了更大隱患。北匈奴潰敗西遷后，新興的鮮卑族迅速填補草原權力真空。
東漢消滅了一個衰落的舊敵，卻催生了一個更強大、更具侵略性的新對手。這個新興民族比匈奴更強大、更具進取心，在兩晉亂世時更是入主中原，建立起多個政權，粉墨登場。
在歷史的長河中，勝利的豐碑下或許會埋藏悲劇的種子。而真正的功績不在石刻上，而在人心和時間的檢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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