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體量案件下“質效雙升”的突圍

——解碼廣東法院審判質效三年攻堅行動之路

嶺南春早，珠江潮涌。

這片全國經濟最活躍的土地之一，也承載著最密集的司法需求——廣東法院年收案量長期占全國近十分之一。一方面，案件總量常年高位運行，“案多人少”的壓力清晰可見；另一方面，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期盼愈加強烈，“定分止爭”的使命重若千鈞。量與質、效率與效果，這雙重考題嚴峻地擺在眼前。

如何破局？自2023年起，一場覆蓋審判全鏈條的“綜合提升審判質效”三年攻堅行動在南粵大地展開。收官之時，數據勾勒出意味深長的曲線：2025年，全省辦結案件382.75萬件，較2022年增長38.08%；二審、申請再審案件數明顯下降，92%的矛盾糾紛在一審程序中得到實質化解。

案件辦了更多，“案生案”卻明顯減少——這“一升一降”的反差背后，蘊藏著怎樣的司法治理智慧？

源頭之問：如何讓矛盾“化于初始”？

面對每年涌入的海量糾紛，如果全部進入訴訟程序，司法體系能否承載？又如何從源頭減少訴訟增量？這成為廣東法院近年來著力破解的核心課題。

2025年10月，陽春市某小區127戶業主因綠化維護、電梯維修等問題，與物業公司僵持不下。業主拒繳物業費，物業公司則因收費率不足三成難以運轉。陽春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鄒明遠接手案件后，并未直接排期開庭，而是迅速啟動“法院+綜治中心”聯動機制，邀請退休法官調解員黃飄介入。經多方協調，物業公司列出整改清單，業主也逐漸對履行合同義務表示理解，一場可能引發群體性訴訟的糾紛在前端得以化解。

這起案例，正是廣東法院主動將司法力量嵌入黨委領導下的社會治理體系、構建多元共治矛盾過濾機制的一個縮影。

為強化司法在基層治理中的參與作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印發參與綜治中心運行工作指引，推動全省法院實現縣、鄉級綜治中心100%入駐，417家人民法庭全部入駐鎮街綜治中心，形成“雙向派駐”模式，實現司法與綜治資源的實時聯動。

“我們不僅入駐，更通過系統對接實現功能融合。”廣東高院立案庭庭長鄧巨良介紹，最高人民法院統建的“人民法院調解平臺”已與廣東“粵平安”社會治理平臺全面對接，糾紛從發現、分流、調解到司法確認，全流程可在線完成，真正實現“發現在早、化解在小”。

除基層聯動之外，廣東法院還將共治網絡延伸至行業領域。近三年來，廣東高院主動牽頭，與省住建廳、人社廳、婦聯、工商聯等16個部門建立“總對總”在線訴調對接機制。針對金融借款、物業服務、勞動爭議等十大類高發糾紛，法院推出前端調解工作方案，推廣“示范調解+批量指導”模式，推動同類糾紛集約化、專業化化解。

司法建議也是糾紛源頭預防的重要抓手。廣東高院推動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員會從省級層面將司法建議納入社會治理體系統籌推進。三年來，廣東法院共發出司法建議6987件，著力從制度層面堵塞漏洞、預防類案發生。例如，針對預付式消費糾紛頻發，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向市場監管部門發出司法建議，推動完善監管，相關信訪件同比下降46.9%，因商家停業引發的投訴下降44.33%。

三年來，通過多層聯動、多元共治的方式，廣東法院經前端調解化解糾紛超過180萬件，大量矛盾化于萌芽，不僅為法院審判工作有效減負，也逐步形成了“社會調解優先，法院訴訟斷后”的遞進式矛盾糾紛化解體系。

從“坐堂問案”到主動融入社會治理大格局，廣東法院通過機制創新、平臺對接與行業協同，正逐步走出一條司法參與社會治理、從源頭減少訴訟增量的實踐之路。

效率之問：正義如何跑出“加速度”？

當糾紛進入訴訟程序，下一個現實難題便是：在案件總量持續高位的背景下，如何讓正義不但不缺席，還能更快實現？答案指向審判管理的精細化、數據化與智能化。

在東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橫瀝人民法庭，庭審剛結束的法官張利寶輕點鼠標，庭審筆錄與證據材料便自動歸入電子卷宗，隨即裁判文書撰寫制作高效開展，完成后由團隊書記員同步校對、報請法官審批簽章。文書生效后，隨即電子流轉至法庭的“智審集約中心”。集約中心在收到系統提示后，立即開展裁判文書的送達準備與后續歸檔工作。

這一系列無縫銜接的操作，背后是一場深刻的審判流程提質增效。

“以往大量時間耗費在事務性工作上。”張利寶感慨，“現在這些環節由集約中心標準化處理，法官更能專注庭審與裁判本身。”效率提升立竿見影——2025年，該法庭審限內結案率達到97.9%，平均審理周期縮短12天。

橫瀝法庭的“微觀”實踐，是廣東全省法院“宏觀”效率變革的縮影。面對超大體量的案件，如何統籌公正與效率？廣東高院構建起“宏觀統領、中觀統籌、微觀督導”的“大審管”體系。

“高院把握宏觀運行平衡，中院統籌轄區法院，院庭長加強個案督導。”廣東高院審管辦主任侯向磊介紹說，“這一體系持續迭代，并每年圍繞‘鞏固提升’‘攻堅克難’‘創優爭先’等主題推進，核心是拒絕‘一 刀切’，實現‘量體裁衣’。”

怎樣“量體裁衣”？廣東高院以全面準確落實人民法院審判質量管理指標體系為根本出發點，密切結合廣東實際，創新推出“一降兩升三優化”目標評價體系，目前已迭代至3.0版。該體系針對珠三角與粵東西北地區、中院與基層法院在案件類型、復雜程度、人員負荷等方面的差異，設置個性化目標區間，引導各級法院精準發力。

科學管理，根基在于數據。“用數據說話、靠數據決策”已成為廣東法院審判管理的新常態。在定期召開的“審判數據會商會”上，院庭長們面對數據大屏開展“精準診療”：存案堆積亮“紅燈”，審理遲緩現“黃燈”，移送超時發“警報”。

“管理從‘憑經驗’轉向‘看數據’，實現對問題的靶向整治。”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綜合提升審判質效辦公室主任田繪說。

針對上訴案件卷宗移送耗時長的普遍難題，廣東高院開展“上訴案件移送工作”專項評查，明確“明顯拖延”“嚴重拖延”等評查標準，推行電子卷宗同步生成、統一移送流程、節點超期自動預警與通報問責等一系列“硬舉措”，使全省法院案件平均移送時間縮短近50%。

科技賦能之下，廣東法院將法答網作為統一裁判標準的“云端智庫”，將人民法院案例庫作為精準裁判的“智能導航”。法答網三年來解答廣東法院法官疑問累計2.9萬條，案例庫廣東法院累計入庫案例335個，疑難案件審理周期有效壓縮，讓公平正義更加高效、更可預期。

效率提升最終體現在數據上：三年來，全省法院結案934.52萬件，較此前三年增長近100萬件；辦案周期平均縮短27.8%。在科學管理與數據賦能的雙輪驅動下，審判體系正運轉得更加高效、更加順暢。

最優之問：何以實現“案結事了解心結”？

案件辦得更快了，但司法追求的目標僅止于此嗎？當判決未能平息對立，甚至引發新的矛盾時，“效率”的意義又該如何衡量？近年來，廣東法院將改革重點指向更深層次的目標——推動矛盾糾紛的實質化解，讓公平正義更快、更好，也更有溫度。

近日，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法官郭雪收到了一面特殊的錦旗：這面錦旗由原告和被告一同贈送。這面錦旗的背后是一起歷時多年的公司糾紛，自2013年起因股權與資產多次變更，在新舊股東之間引發了資產歸屬、經營分紅、轉讓款支付等一系列矛盾，衍生出7起關聯訴訟，公司經營一度陷入停滯。

“一判了之固然可行，但真能化解多年心結嗎？能避免后續的執行難題嗎？”郭雪選擇了更具挑戰卻更徹底的方式：一攬子調解。最后一次調解從下午持續到深夜，歷經7個小時，她既幫助各方厘清債務、明確股權方案，也耐心開展情緒疏導。最終，所有關聯糾紛一次性解決，涉案公司重獲生機。

“辦案不是為結案而結案。”郭雪感慨，“很多判決在法律上并無問題，但要實現真正化解，需要以‘如我在訴’的意識，以及法律之外的努力與堅持，去尋找最優解。”

這樣的理念，已從個體實踐轉化為系統性的制度探索。廣東高院專門印發《廣東法院依法實質解紛工作方案》，推出29項具體舉措，倡導法官不僅當好“裁判員”，也要努力成為“調解員”“普法員”。

各地法院紛紛涌現創新實踐：廣州法院引入71家市場化調解組織，成功化解商事糾紛1.4萬件；韶關法院設立司法釋明中心，建立全流程釋明機制，上訴案件數量同比下降12.6%；廣鐵法院構建行政爭議“1+N+N”府院聯動化解機制，前端化解批量涉城市更新案件，調撤結案15554件。

為提升裁判說服力，廣東高院持續開展優秀裁判文書評選與說理能力評查，推動文書融貫法理、事理與情理。在最高人民法院近兩年的全國百篇優秀裁判文書評選中，廣東獲獎數量連續位居第一。

判后答疑與涉訴信訪被視為實質解紛的“最后一公里”。廣東高院出臺專門規定，推行信訪“首辦責任制”，用群眾聽得懂的語言闡釋法律，著力解“法結”、化“心結”。全省法院“案-訪比”長期處于全國最優行列。

數據默默印證著改變：三年來，廣東法院審限內結案率上升12.84個百分點，上訴率下降6.27個百分點，多項審判質效指標達到近十年最優。

三年探索，潮涌珠江。廣東法院的改革步伐仍未停歇——那份對公平正義更具速度、更有深度、更富溫度的追求，正像珠江之水，不斷向前奔流。

編后語

嶺南答卷的司法啟示

三年攻堅，三年蝶變。廣東法院的實踐清晰地揭示出一條系統提升審判質效的路徑：向外融合，主動將司法嵌入社會治理大格局，變“被動收案”為“主動治理”；向內革新，依托科學管理與數字賦能，重塑審判權力運行機制，更依靠廣大法官“起而行之”的擔當，以日夜辛勤將三年藍圖化為現實；向心回歸，以“如我在訴”意識追求矛盾糾紛實質化解。

這條“前端治未病、訴中提質效、全程重化解”的路徑，構成了超大體量壓力下司法高質量發展的“廣東方案”。它不僅是流程的優化，更是深刻的理念變革、系統的機制重塑與全體干警奉獻精神的有機統一。從“結案了事”到“案結事了心結解”，這份來自改革開放前沿、凝結智慧與汗水的司法答卷，為破解“案件總量大與定分止爭難”的普遍困境，提供了富有借鑒意義的實踐樣本。

來源：人民法院報·1版

編輯：封俊

審核：陳東陽 劉昊

責編：羅清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