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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0日，涉嫌殺害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山上徹也（中）

歷時三年多，“殺害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一案，于2026年1月21日，終于有了一審判決。

奈良地方法院，判處兇手山上徹也無期徒刑。

山上徹也除被檢方指控謀殺外，還包括違反《刀劍與槍支管制法》、《武器制造法》和《爆炸物管制法》等多項罪名，一起打包訴訟至法院。

看似兇手罪大惡極，這回是死定了。檢方捋起袖子，卻捏了個拈花指，給出的量刑意見稱，哪怕該起案件是日本近年來罕見的嚴重暴力事件，被刺殺身亡的人物是聲望和地位尊崇的前首相，但最終還是決定對兇手免于死刑起訴，建議法院判處其無期徒刑。

在日本，如果檢方不要求死刑，法院就不可能“擅自判死刑”。所以從檢方控訴，到法院宣判，對山上徹也無期徒刑的量刑標準，事先就成了無可爭議的既定事實。

很多讀者朋友可能會心存疑惑，這個量刑標準是不是過輕了？日本沒有死刑判決嗎？畢竟山上徹也行刺殺害的可不是普通人，僅“無期徒刑”的判決，服刑一段時間后，有可能基于表現申請假釋，這合理嗎？

首先可以肯定，日本確實是有死刑判決的，針對罪大惡極的罪犯，還會執行毫無人道可言的絞刑，但山上徹也卻罪不至死。

要么說在日本當首相，在韓國當大統領都屬于高危行業，干不好丟工作事小，如今丟命也成了概率事件。所以針對日韓這類國家，換領導比你換衣服的頻率都高。

試問你冬天買件羽絨服，通常得穿兩三季吧？這段時間，日本首相都走馬上任三、四個了。像委…拉這種國家，老馬被擒后，天立馬就塌了。日、韓可不吃這一套，不用境外勢力動手，自己人就把領導更新迭代了。

再說日本檢方、法院基于怎樣的量刑標準，僅把兇手山上徹也判了無期徒刑？

在此，我們要簡單了解一下日本的司法體系建立。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一起日本人當街砍老外的偶發事件，看國家的命運走向》。

日本早在一百多年前《明治xian法》的頒布與施行，就建立了權在法下的規范章程，有效避免了執政者不得再將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間。這種司法獨立地位的牢固性，成為了日本數次得以快速發展和崛起的有力保障。

再說近代以來， 日本針對嚴重刑事犯罪的量刑標準，是否判處死刑，并非看重受害者個人的身份地位，畢竟生命是平等的，而是遵循一個穩定框架--“永山標準”（源自1983年最高法院判例）。

即參考以下幾點因素：一、被害者人數；二、犯罪的殘忍性和預謀性；三、犯罪動機的性質；四、被告是否認罪與悔罪；五、成長背景和精神狀態；六、社會恢復可能性。

其中第一條“被害人數”具有決定性權重，單一被害人案件，原則上不判處死刑。

我們基于以上死刑判決的標準，再來分析這起“前首相被刺案”。

首先就是該案的受害者，只有安倍一人，盡管社會影響巨大，但在日本法律上，普通人和首相，都是同一個“單一被害人”。所以，僅“被害者人數”這一條，在量刑上就具有“決定性意義”，不可作為死刑判決的直接依據。

再看第二條“犯罪的殘忍性和預謀性”，犯罪嫌疑人毫無疑問都具備了。所以這也是法院駁回辯護方對其執行20年監禁請求，并“加重”判刑的因素。

而針對第三條“犯罪動機的性質”，山上徹也不是為了錢財、快感的隨機殺人，有著他自說一套的個人怨恨或心理扭曲的理由，犯罪動機具有明確指向性，至少不同于無差別犯罪的暴徒，所以法院會猶豫，沒有加重量刑。

第四條、第五條，山上徹也全程認罪，無翻供，無狡辯，辯護方詳細提交了他成長材料。這明顯拉低了死刑的可能性。

第六條“社會恢復可能性”，日本法庭基于第五條考量，重視犯罪嫌疑人的家庭環境、童年經歷、是否長期遭受結構性壓迫，是否有逃避法律責任的意圖來作出綜合判斷，是否給予犯人一次重新改過的機會。

日本的司法邏輯是，理解動機不等于接受犯罪，但會影響量刑的上限。

綜合以上量刑標準，最終法院對兇手山上徹也做出了無期徒刑的判決，沒有因輿論而突破量刑邊界；沒有因被害者身份而改變司法邏輯，維護了司法的獨立性。

法官田中伸一在判決中說：“從背后用槍襲擊受害者（安倍）是卑鄙無恥、極其殘忍的行為。”除量刑之外，這是法官給予兇手山上徹也最嚴厲的道德批判。

法院宣判后，安倍夫人昭惠也認可這一量刑裁決，并道出了喪夫后的辛酸。她希望被告能夠正視罪行，為奪走安倍的生命而贖罪。她說：我將繼續向前看，完成丈夫的遺愿，珍惜每一天。

我想，安倍夫人對兇手也是充滿恨意的，她希望山上徹也能正視自己的罪行并贖罪，可法院的判決，不得不使她面對兇手尚在并長期在人間，這樣一個不忿事實。

這就是日本法律的立場，不因為被害者的社會地位而改變量刑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