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中央恢復中斷十多年的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制度。這是一個惠及國人的重大舉措，常常被人紀念。當事人有不少回憶，研究者也多有涉獵。基本敘事脈絡是：時任武漢大學副教授查全性倡議，鄧小平拍板，或曰“一錘定音”。

這個脈絡對不對？不能說不對。但是，這種歷史敘事，是典型的單一性原則，無法涵蓋史料的多元性和歷史的漸進性。

“史料的多元性”，是指同一歷史事件記錄的多重性；“歷史的漸進性”，是指一個歷史事件的發(fā)生過程中的順序性。就恢復高考這一歷史事件來說，史料的多重性被忽略，歷史的漸進性也被遮蓋。

恢復高考，是兩次會議的結果。第一次會議，就是人們熟知的1977年8月6日的科學和教育座談會，也就是查全性發(fā)言的這次會；第二次會議是1977年10月5日，華國鋒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教育部決定恢復高考的招生意見。前一次會議的主角是鄧小平，后一次會議的主角是華國鋒。但在各種敘事文本中，史料的多重性被單一性取代，只見第一次，第二次基本不見。就歷史的漸進性而言，在8月6日科學和教育座談會之前，教育部的招生意見中，已經(jīng)向恢復高考目標邁進了一大步，也并未被重視。

歷史的漸進性

1966年運動開始，大學停止招生，高考一詞不再。1968年7月21日，毛澤東為《人民日報》《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yǎng)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調查報告所寫的編者按指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chǎn)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yǎng)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jīng)驗的工人農(nóng)民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chǎn)實踐中去。”這就是著名的“七二一指示”。

1970年，為落實這個指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部分高校開始招收工農(nóng)兵學員。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規(guī)定：高等學校恢復招收新生，招收初中畢業(yè)經(jīng)過兩年以上勞動鍛煉的工農(nóng)兵學員。如何招生？廢除考試實行選拔；選拔的標準是什么？就是著名的“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十六字方針。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歷史轉折開啟，各行各業(yè)開始撥亂反正。但是，歷史具有強大的慣性，“兩報一刊”提煉出的“兩個凡是”，就是當年這種歷史慣性的寫照。

當年，有沒有領導人用這“兩個凡是”來壓人？當然有。是不是華國鋒？1981年的歷史決議說是，2008年8月他去世時，中央發(fā)布生平說不是，學者研究的成果也說不是，這基本上是定論。

有沒有人對此提出質疑？也有。比如，耿飚就說過，按照“兩個凡是”，等于“四人幫”沒粉碎。比如，鄧小平也說過，按照“兩個凡是”，他的復出就說不通。但是，私下質疑，只能代表個人認知的政治高度，要說對那時的政局有著轉折性的影響，談不上。耿飚主管宣傳口，他不能這種質疑付諸行動；同樣，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主抓科教，遇到“兩個估計”的問題，也只能先繞道走（關于這一點，我在《華國鋒主持政治局會議批準推翻“兩個估計”》一文中已有論述）。這是粉碎“四人幫”后直至1977年底的大局勢。

在這個大局勢下，各行各業(yè)撥亂反正的步履不免蹣跚。但是，橫向比較而言，教育界走在前邊。改革既往的招生制度，就是最重要的表現(xiàn)。

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召開全國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會議。會前，教育部草擬《關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草稿）》，報中央，并經(jīng)華國鋒“原則同意”，提交會議討論，會后形成《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

這個《意見》中，雖然招生原則依舊沿襲“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十六字方針，但在“七二一指示”這個“凡是”的框架下，左騰右挪，有四點重要的突破還是可圈可點：一是明確規(guī)定普通高校招生一般要有高中畢業(yè)或相當于高中畢業(yè)的文化水平。二是決定試招應屆高中畢業(yè)生4000到-10000人（約占全國招生總數(shù)的2%-5%）直接上大學，并確定試招是為了“取得經(jīng)驗，明年推廣”。三是強調重視文化程度，對考生要進行文化考查。考查也就是考試，方式是口試、筆試多種形式進行；四是確定有條件的高校招收研究生。8月4日，也就是鄧小平主持科學和教育座談會的那一天，教育部將《意見》報送國務院。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閉幕，鄧小平正式復出。他主動請纓主抓科技教育工作。鄧一直的主張是，高校招生要經(jīng)過嚴格的考試。他有過幾次私下談話，都強調過這一點，這在《鄧小平年譜》中有記載。在當年的大局勢下，他對教育部的《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也表示同意。他說：關于恢復高考招生，“一年準備，從明年開始兩條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從別的路子來”，逐步走向正規(guī)。他還說：“考試也要用主席的指示，搞開卷考試”。換句話說，在鄧這里，恢復高考是1978年的工作日程，而不是1977年。這與華國鋒的思路并無捍格。

但是，鄧小平主持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將這個日程提前了。

查全性的發(fā)言和鄧小平的插話

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由鄧小平召集，有3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開。座談會是漫談式的，在科學和教育如何適應四個現(xiàn)代化的大主題下，與會者自由發(fā)言，鄧小平隨時插話。

8月6日下午的座談會上，清華大學黨委負責人何東昌說，現(xiàn)在清華的新生文化素質太差，許多學生只有小學水平，還得補習中學課程。鄧小平插話道：“那就干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還叫什么大學！”插話雖短，與會者震動。

（1977年8月，鄧小平與參會代表合影，（3排左8）為查全性。

隨后，武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查全性發(fā)言，提出立即改進大學招生辦法的建議，引發(fā)熱烈討論。

查全性的發(fā)言，以《必須立即改進大學招生辦法》為題，刊登會議簡報第9期。楊學為編輯的《高考文獻》（下）也收錄了這期簡報。奇怪的是，這本書說是“文獻”，卻無視“文獻”原貌，對發(fā)言者的名字全部用×××來取代，這讓讀者有時猜不出這個“×××”是查全性還是別人。我手頭上有朋友提供的這份簡報最后定稿的手寫稿，照錄如下，以給研究者提供完整的史料。

8月6日下午，武漢大學查全性同志在發(fā)言中，分析了當前大學招生中存在的問題，他強烈呼吁采取堅決措施，從今年開始就改進招生辦法，切實保證招收新生的質量。

他說，招生是保證大學教育質量的第一關。它的作用，就像工廠原材料的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產(chǎn)出合格的產(chǎn)品。當前新生的質量沒有保證，其原因：一是中小學的質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問題。但主要矛盾還是招生制度。不是沒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現(xiàn)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們改進了招生制度，每年從600多萬名的應屆高中畢業(yè)生和大量的知識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萬合格的學生是完全可能的。

現(xiàn)行的招生制度，有四個嚴重弊病：（1）埋沒人才。一些熱愛科學、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而那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卻占去了招生名額，這是極不合理的。（2）從階級路線上看，現(xiàn)行招生制度卡了工農(nóng)子弟上大學，他們如果沒有特殊關系是上不了大學的，這一點比文化大革命以前還嚴重。群眾反映說：“解放前上大學靠錢，十七年靠分，現(xiàn)在靠權。解放前，我們沒有錢，現(xiàn)在沒有權，靠分還能有份。” （3）壞了社會風氣，助長了不正之鳳，而且越演越烈。據(jù)我所知，今年招生還沒有開始，但已經(jīng)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后門。制度不改，走后門不正之風剎不住。（4）嚴重影響了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現(xiàn)在，甚至連小學生也知道，今后上大學不需憑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

查全性同志還就改進招生制度，提出了建議。他認為：招生的總原則，應該是在無產(chǎn)階級政治掛帥的前提下，要從制度上保證錄取政治上、業(yè)務上優(yōu)秀的青年，要不拘一格選人才。應當建立全國統(tǒng)一的報考招生制度，并應體現(xiàn)以下精神：（1）名額不要下到基層，由省、市、自治區(qū)掌握。現(xiàn)在名額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后門很嚴重。“多的撐死，少的餓死”。（2）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統(tǒng)一考試，并要嚴防泄漏試題。考試要從實際出發(fā)，重點考語文和數(shù)學，其次是物理，化學和外文可以暫時要求低一點。從語文和數(shù)學的成績，可以看出學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維能力。（3）真正做到廣大青年有機會報考和志愿選擇專業(yè)。學生可以從應屆高中畢業(yè)生中招，也可以從社會青年中招。有些人沒有上過高中但實際上達到了高中的程度，可不受資歷的限制。各級領導、各單位，對于確有培養(yǎng)前途的優(yōu)秀青年，要支持他們報考大學，不得阻撓。查全性同志認為，只要采取了這些措施，今年新生的質量，就會大為改觀，收到十分顯著的效果。查全性說，一定要當機立斷，只爭朝夕，今年能辦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辦。

參加座談會的同志插話踴躍、情緒熱烈，對招生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數(shù)學所吳文俊、長春光機所王大珩、上海有機化學所汪猷、科技大學溫元凱等許多同志，先后都發(fā)了言。他們都表示贊同查全性的意見，建議中央、國務院下大決心，對現(xiàn)行招生制度來一個大的改革，寧可今年招生晚兩個月。不然，又招來20多萬人，好多不合格的，浪費損失可就大了。

專家們的意見感染了鄧小平，他當即問坐在身邊的教育部長劉西堯：今年就恢復高考還來的及嗎？劉說，推遲招生，還來得及，最多晚一點。

（刊登查全性發(fā)言的簡報第9期最后定稿）

這期簡報沒有反映鄧小平的插話內容。當年在教育部工作的海南省原副省長辛業(yè)江老人，對這次座談會有詳細的筆記，內中有鄧小平的插話，摘錄于下：

當查全性等同志紛紛建議盡快改變先行招生辦法時，鄧小平說：

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嘛！把原來寫的招生報告收回來，根據(jù)大家的意見重寫。招生涉及下鄉(xiāng)的幾百萬青年，要拿出一個辦法來，既可以把優(yōu)秀人才選拔上來，又不要引起波動。重點學校要統(tǒng)一招生。過去允許自報三個志愿，到學校后再分專業(yè)。如果來得及就從今年開始改，不要耽誤。招生十六字方針可以改一改嘛。

當溫元凱建議把十六字方針改為“自愿報考，單位同意，統(tǒng)一考試，擇優(yōu)錄取”時，鄧小平說：

你的十六字比較好。你的第二句話有點問題，比如他很好，要報考，隊里不同意，或者脾氣壞些，領導不同意怎么辦？我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這一句。今年下決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學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當查全性談到要在青年中做好思想工作，使之認識到上山下鄉(xiāng)光榮，上大學也光榮時。鄧小平說：

現(xiàn)在主要是想升學的多，主要是有些不合格，要考試，選研究生也考試。

這樣，在鄧這里，恢復高考的日程提前了。

華國鋒積極支持

在當年的大局勢下，恢復高考直接與“七二一指示”相沖突。鄧小平只能向中央提出建議，最終拍板權，在一把手華國鋒和政治局手中。于是，座談會后，一系列呈報程序開始了。

8月13日，教育部再次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重新研究落實1977年招生工作。

8月18日，教育部報送《關于推遲招生和新生開學時間的請示報告》，決定將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yè)學校的招生推遲到1977年第四季度進行，錄取新生于次年2月底前入學。鄧小平當即批轉中央常委及相關負責人：“這是經(jīng)過考慮，為了保證重點大學學生質量而商定的。擬同意。華主席、葉副主席、（李）先念、（汪）東興、（紀）登奎、吳德、（余）秋里、谷牧同志核示。” 當天，華等均圈閱同意。

9月6日，鄧小平就大學招生等問題再次致信中央常委“國鋒、（葉）劍英、先念、東興同志”：“招生問題很復雜。據(jù)調查，現(xiàn)在北京最好中學的高中畢業(yè)生，只有過去初中一年級的水平（特別是數(shù)學），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學生，須在社會上招考，才能保證質量。如何才能避免大的波動，辦法正在研究，方案擬定后，擬先送請批準。此件連同中小學教學計劃草案，送請你們看看，供作考慮之用。”

因為如鄧小平所言“招生問題很復雜”，正在召開的第二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在許多重要問題上爭論不下。當時，讓教育部和中央感到撓頭的事，還不是“七二一指示”，而是社會安定的問題。既然如鄧所言“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學生，須在社會上招考”，那就涉及到上山下鄉(xiāng)的一千二百萬知識青年了。這就觸動到當年最敏感的社會神經(jīng)。此時，知青返城暗流涌動。如果恢復高考，會不會產(chǎn)生新的社會問題？所以，會期一拖再拖，難以決斷。直到9月25日，這場建國以來會期最長、整整開了44天的招生工作會議才落下帷幕。后來有人這樣描述這次招生會議：“召開時，京城酷暑難耐，蟬鳴如濤；散會時已經(jīng)是金鳳送爽，月明中秋。”

10月2日，劉西堯將《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工作的意見》報送鄧小平，請“審閱指示”。10月3日，鄧致信華國鋒：“此事較急，請審定后，擬印政治局會議討論批準。建議近日內開一次政治局會議，連同《紅旗》雜志關于教育的評論員文章（前已送閱）一并討論。如何，請酌定。”4日，華圈閱并批示：“東興同志請印中央討論，文件送政治局同志。”

10月5日會議

馬不停蹄。第二天，也就是10月5日，華國鋒就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恢復高考的“高等學校招生文件”和紅旗雜志評論文章。關于后者，即教育部批判“兩個估計”的文章，我在《華國鋒主持政治局會議批準推翻“兩個估計”》一文中已有論述，有興趣的讀者可點擊標題閱讀。

會議關于高等學校招生文件的討論，辛業(yè)江筆記中也有詳細的傳達記錄。會上，華國鋒在發(fā)言中，闡述“全國高校招生，這件事很重要”的觀點。關于安撫知識青年的問題，從華國鋒到其他與會者，都有議論，并提出建議。

華國鋒說：“這幾年工農(nóng)兵學生的質量是低了一些，但在講法上要注意，保護他們一下，因為不是他們的責任，不要把他們搞得灰溜溜的，要幫助他們補習一下。”

徐向前表示贊成：“說清楚了，他們更加仇恨‘四人幫’”。

華國鋒接著說：“這次招生是新辦法，是文化 大 革命后的第一次，要搞好宣傳，特別要處理好上山下鄉(xiāng)知識青年的問題，不要注意這一方面，上山下鄉(xiāng)又不安心了。招生只有百分之一，還有百分之九十九在下面。”

與會者都感到這個問題重要，議論紛紛：

李先念說：“考上了光榮，考不上也是光榮的，你團結了二十萬，得罪了千百萬，這可不得了。”

紀登奎說：“要專門說這個問題，不要搞得大家不安心，百分之九十九考不上的人，工作要做好，要統(tǒng)籌安排，否則有阻力，會扭住你不放。”

鄧小平也說：“這個問題要說一說，要說夠。”

盡管有這樣那樣難以預料的問題，但是，華國鋒還是支持恢復高考，他明確表態(tài)：“這次招生就這樣定下來”！會議一致通過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

如果要說“一錘定音”，華國鋒的話才應該是恢復高考的一錘定音。而且，就在當天，華還與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一起接見了出席全國招生工作會議的全體代表。

10月7日，鄧小平在教育部修改后的《意見》上批示：“我看可以。華主席、劍英、先念、東興、方毅同志核示，退教育部。”當天，華國鋒圈閱同意。

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該文件規(guī)定：廢除推薦制度，恢復文化考試，擇優(yōu)錄取。

10月21日，《人民日報》刊發(fā)題為《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的消息，標志著中斷十多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復。

結語

從恢復高考的決策過程看，鄧小平先改變己見，將恢復高考日程提前到1977年，華國鋒積極支持并最后拍板，中央主要領導即達成一致意見。

前邊說過，關于1976-1978年的歷史，各種版本都充斥著“兩個凡是”是華國鋒的“政治主張”。可是，若華果真如此，恢復高考斷然不會如此順利。在這件事上，華并沒有堅持所謂“兩個凡是”。他雖然“原則同意”1977年6月第一次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的“意見”，但僅隔2個月，就轉變了態(tài)度，支持鄧有關恢復高考的建議。對鄧上報的所有文件，華都及時處理，或在當天或第二天就圈閱同意。

歷史是復雜和多面的，如果有意或者無意忽略歷史的漸進性和史料的多元性，敘事就只能是單一性原則；而單一性原則所得出的結論，必定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在恢復高考決策這件事上，華國鋒和鄧小平一樣，都有順應民意的可貴政治品格，不應厚此薄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