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6國科學家召開的亨尼帕病毒會議詳細解讀！病毒“高優先級”，蝙蝠是重點！

亨尼帕病毒（以亨德拉病毒和尼帕病毒為代表）之所以被反復寫進全球公共衛生安全的風險清單，核心原因就在于它們具備高致死率、可在不同宿主與地區間溢出、且人類可用的診斷與治療武器仍然稀缺。

更值得警惕的是，越來越多證據指向同一個方向：當生態與棲息地被快速改變，蝙蝠的行為與健康會被“推到邊緣”，溢出事件就更容易被觸發——也就是說，疫情的起點常常在“環境—動物—人”的交界處，而不在醫院的病房里。

一篇“會議報告”，重寫防控思路

2024年12月，來自16個國家的150名科學家齊聚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吉朗，召開Hendra@30國際會議。會議強調將“蝙蝠生態”納入亨尼帕病毒研究與防控藍圖，發展能夠在源頭阻斷“溢出”的生態學對策，讓“證據驅動的預防”與傳統的應急準備和疫情響應形成互補。近日，美國疾控中心旗下期刊《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在線發表相關會議報告，題為《Integrating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at the Crossroads of Henipavirus Preparedness, Hendra@30 Conference, 2024》。

為什么亨尼帕病毒被放在“高優先級”位置

如果只看數字，亨德拉與尼帕的威脅就很直觀：文章在引言中給出了病例致死率的量級，亨德拉約57%、尼帕約80%。

亨德拉自1994年出現以來在澳大利亞造成多次暴發，主要涉及馬與人；

尼帕在1998年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大暴發導致大量人類死亡，此后在孟加拉國幾乎每年都能見到人類疫情，并在印度也有報告。

高致死率疊加反復“溢出”，使得它們不僅是單次暴發的危機，更像一把長期懸在頭頂的刀。

Hendra@30：從“做藥”走向“防止溢出”

會議延續并升級了2019年在新加坡舉辦的Nipah@20，但議程不再只圍繞病毒學與醫療對策，而是把疾病生態、行為決定因素與氣候驅動因素乃至“幸存者敘事”都拉進了同一張桌子。

換句話說，會議刻意把“人—動物—環境”的整條鏈條放到同一個討論框架里，讓科學問題不再局限于“如何治療”，而擴展為“如何防止溢出”。

四個關鍵，決定未來五年的防線走向

文章把Hendra@30所呈現的進展歸納為四個關鍵元素，并判斷這些因素自2020年以來的積累將在未來五年顯著影響亨尼帕病毒的預防、準備與響應。

接下來我們按文章邏輯逐一拆開，看看每一塊到底“新”在哪里。

一、醫療對策在提速，但短板也更清晰

COVID-19推動的技術與監管經驗，正在外溢到亨尼帕病毒領域。舉例來說，多國對mRNA疫苗平臺的審批與使用經驗增加，可能會讓未來mRNA亨尼帕疫苗的審評路徑更順暢。會議上報告了mRNA-1215的臨床前與I期數據，強調其對尼帕與亨德拉感染的早期交叉保護；與此同時，其他平臺也并未停滯，包括以亨德拉蛋白亞單位為基礎、已在澳大利亞用于馬匹的疫苗路線，以及微針貼片等遞送設想。

同時，系統綜述也點出了把候選藥真正推向臨床的兩大瓶頸：設計良好的臨床有效性試驗，以及體內藥代/藥理研究。

二、分子機制不只是“學術”

會議中有多場報告聚焦亨尼帕病毒蛋白的“核內轉運”，以及由此關聯的病毒出芽（如基質蛋白）與免疫調控（如W蛋白）功能；這類機制往往與致病性緊密相關，因此拆解這些通路本身就等于在拓展潛在藥靶。

與此同時，位于感染細胞表面的G與F蛋白是免疫系統識別的重要靶點，也是疫苗與抗體藥物的核心。隨著更多“類亨尼帕病毒”被發現，G/F蛋白的多樣性將直接決定廣譜疫苗或廣譜中和抗體的設計難度。

更耐人尋味的是，2021年發現的第二種亨德拉基因型（HeV-g2）在動物挑戰實驗中表現出與經典基因型不同的疾病結局，可能與復制效率下降及干擾素通路抑制能力差異有關。

三、病毒多樣性爆炸式擴張

我們正在進入“亨尼帕擴張期”。會議報告了澳大利亞狐蝠樣本的最大規模調查之一（2018–2021），識別出24個新的亨尼帕病毒物種，且擁有完整或近完整基因組，并揭示了三個不同的系統發育分支；但截至2025年，只有少數新發現病毒被成功分離出來。

在南非的埃及果蝠（Rousettus屬）研究中也出現了“驚人的多樣性”，甚至報告了18個潛在新物種。更關鍵的是，研究者開始嘗試把“基因多樣性”翻譯成“抗原多樣性”，例如構建不同亨尼帕病毒來源的可溶性G/F蛋白庫來比較蛋白復合體差異。

然而文章也直白指出：盡管我們對多樣性的刻畫突飛猛進，這些新物種的跨物種傳播潛力與致病風險仍然“知之甚少”。

四、把“蝙蝠生態”寫進藍圖

Hendra@30有大量報告圍繞從蝙蝠到溢出宿主的生態路徑，形成一個共同主題——棲息地保護、蝙蝠健康與溢出風險之間存在可量化的聯系。

棲息地喪失讓狐蝠長期維持“原本只在急性營養壓力下才出現”的行為模式，它們逐漸失去遷徙游蕩（nomadism），更常停留在城市與農業區，而這些地區馬的密度更高，溢出風險隨之上升。于是科學家們順勢提出一個極具政策意味的推論：與其只在馬匹端依賴疫苗（而且現實中接種率還在下降），不如把“棲息地修復”作為可持續的生態學對策，以支持蝙蝠健康并減少與溢出宿主的接觸。

會議報告顯示，食物短缺后蝙蝠的病毒排泄會在更高比例、更高載量、更廣病毒多樣性層面上升。在孟加拉國，印度狐蝠更偏好在人口密度更高的林地碎片附近棲息；砍伐棲息樹會擾動群體并促使擴散。

會議研究提到，75%的棲息地受到了砍樹影響，且部分地點蝙蝠數量在2021到2024年出現明顯下降。更關鍵的一環是生棗椰汁：它并非蝙蝠的天然食物，卻在冬季其他食物稀缺時可獲得，而尼帕暴發也更可能發生在與棗椰汁生產重疊的冬季。作者據此強調，通過保護棲息地、維持穩定的天然食物來源來降低溢出風險，可能是一條可推廣、也更可持續的路徑。

閉幕討論：全球策略在變，“預防”被重新關注

Hendra@30的閉幕討論涉及尼帕研發路線圖的更新，也提到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2022–2024廣泛磋商后調整研發策略，受到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100-day mission”影響，更強調在快速響應之外，把預防與應急準備并列為重點；新的病原優先框架把優先病原從過去的“10個”擴展到“30多個”，而尼帕仍在副黏病毒科中保持“優先且原型（prototype）”的位置。

會議還提到由WHO與印度醫學研究理事會共同推動的Paramyxovirus CORC，希望通過開放協作填補知識空白、促進公平獲得與社區信任，但同時也面臨治理與資金可持續等現實問題。

參考來源：

https://wwwnc.cdc.gov/eid/article/32/1/25-0979_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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