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一部文藝作品，絕不能停留在“小資產階級感性”的層面——是否“感人肺腑”“是否真實可信”，而必須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它在為誰服務？站在哪一邊？

從毛主義視角審視，《平凡的世界》絕非真正的人民文藝，而是一部以無產階級的苦難為原材料的反動作品。它回避階級斗爭、否認革命出路，用“個人奮斗”“精神升華”來麻痹被壓迫者，引導他們接受、適應乃至美化剝削。

把一切小鳥發(fā)出的聲音，全部美化為小鳥在歌唱。

文藝從來不是超階級的，任何文藝作品都必然服務于一定的政治路線和階級利益。而不是把苦難本身詩意化、永恒化，更不是把被壓迫者引向“自我超越”“道德修煉”的死胡同。

《平凡的世界》的罪惡正在于：把無產階級的貧困與痛苦抽象為“人生境遇”“時代無奈”“個人命運”。

貧窮不再是生產資料被占有而造成的必然結果，而是被反復渲染成一種“自然的”“永恒的”生活狀態(tài)；苦難不再是需要用暴力革命去摧毀的社會關系，而是需要被“承受”“理解”“升華”的人生考驗。

在這種徹頭徹尾的善惡人性論敘事中，階級剝削與壓迫被徹底蒸發(fā)，讀者被訓練去“同情苦難”，卻永遠看不清苦難的真正制造者——他壓根不愿意去分析。

路遙早年雖出身農村無產階級家庭，但其后通過教育、文化資本與體制躍遷，早已成為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并非“中立的現實主義作家”，而是，用回避階級斗爭、否認無產階級，反對變革的文藝工具。他的作品之所以顯得“真實”“動人”，恰恰因為它把無產階級的血淚痛苦，巧妙轉化為對現存秩序的“理解”與“接受”，甚至有生化為苦難是一筆財富——的變向美化。

當然，很多為他辯護，就是說他沒有辦法。這當然不是實事求是的說法，姜文沒有辦法么？馮小剛更沒有辦法么？你至少可以選擇性展現出一部分，但是路遙連這也沒有。

孫少平是小說中最具欺騙性的“正面形象”。他客觀上是一個標準的無產階級勞動者，出賣勞動力、從事最苦最臟的體力勞動；但在思想上，卻被塑造成一個拼命干活的思想勞保典型。小說從開頭就給他套上“勵志少年”的光環(huán)：就著清水咽黑高粱饅頭，在同學嘲笑中偷偷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動選擇下煤礦，認為這是“悲壯的事業(yè)”；在極端壓迫下，不是追問不公的根源，而是不斷進行自我道德反省與“精神修煉”。（這里很想插一句，《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教你默默忍受的嗎）這份精神要是去當和尚，我估計釋迦牟尼都沒有他苦修厲害。

路遙反復渲染他的“精神高貴”，其實就是在歌頌無產階級“吃苦耐勞、安于現狀”的品質。這種形象，絕非先進典型，而是反面樣板——一個徹頭徹尾的“精神迫害者”，把被剝削的痛苦轉化為自我陶醉的“崇高感”。

與之對應的是孫少安這一“小資產階級成功者”形象。他通過個體經營、包產到戶、開辦磚廠，完成了從農村無產階級到小資產階級的階級躍遷。小說對這一過程充滿肯定，將其美化為“膽識”“能力”“吃苦精神”的勝利，卻刻意回避了由此帶來的階級分化、新的剝削關系與貧富懸殊。

所謂“先富帶后富”，不過是把村民變成自己磚廠的廉價勞動力罷了。這里反復灌輸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核心就是：無產階級無需推翻剝削制度，只要個人足夠努力、抓住“機會”，就能改變命運。

兩條路線殊途同歸。在這樣的敘事框架里，革命和變革既不必要，也不現實；正確的道路只有兩條：要么像孫少平一樣“接受平凡、超越平凡”（即內化苦難、自我麻醉），要么像孫少安一樣“不甘平庸、往上爬”（即參與階級跨越、成為新成功者）。

其實，美國電影《阿甘正傳》和著名小說《紅旗》有類似的橋段：阿甘智商不高，但是發(fā)大財、一生開心，阿甘的對象珍妮是進步女青年，到處干革命事業(yè)，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但是最后卻貧困潦倒，最后病死。

著名小說《紅旗》就更加一言難盡了。作者張口閉口對毛主席崇拜至極，仿佛為集體而生，為集體而死。結果市場風向一變，這個X毛南下速度堪比欲女拍片，他美曰其名：改變不了大環(huán)境，那我就盡可能多賺點錢，為將來的集體集聚力量，云云……這不就是我投降是為了最后的勝利，我輸但是我贏。

看吧，連這樣的紅色小說，都不過是這種最精致、最具欺騙性的文藝表達形式之一。它用“奮斗”“平凡”“人性”的溫情外衣，包裹著最冷酷的階級投降主義。

馬克思說過一句話：“ 上層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據主導地位的” 。與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