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奇葩說》第八季本來已經暗戳戳地放出回歸消息，甚至有傳言開始海選等活動，但很快官方又打住，明確表示最近沒有回歸計劃。我倒不怎么失望，因為已經失去了希望。
我是《奇葩說》的資深觀眾，從開播就在追，最初幾季的確驚艷，無論選題設置、辯論技巧還是導師點評都很精彩。但節目也肉眼可見地出現了一些變化：首先是老辯手抱團、分化，有人被邊緣化，新人難融入，這種“熟人化”很容易反向篩選觀眾，不熟悉前情和人設的觀眾較難代入；其次是辯題嚴肅性的消解，深刻選題的比重逐漸降低，情感生活類的選題越來越多，導致審美疲勞；更重要的是辯論方式娛樂化，以往是專業辯手負責奠定基調和論證框架，范湉湉和肖驍等怪咖與專業辯手相得益彰，而肖驍等人的邏輯能力也在不斷加強。后幾季里，表演和搞怪逐漸壓過邏輯，辯論的色彩越來越淡，以前是辯論中加梗，后來變成講段子和做表演的間隙搞辯論。
在一次主題為“搞抽象”的辯論賽中，陳銘以《奇葩說》為例，講了邏輯與深入討論的消失，邏輯加一層，觀眾少一半。語言上的“抽象”以梗和無厘頭為代表，引人發笑，但在辯論中的過度使用，容易導致辯論失焦。在解構和娛樂盛行的年代，觀眾愛看抽象，節目就只能往抽象上發展，梗＞故事＞邏輯，講道理就變得“不合時宜”。有意思的是，陳銘甚至在那次辯論中反思自己用《奇葩說》當例子，這種舉例論證不嚴格，但為了展示，仍然不得不使用。
這就是《奇葩說》面臨的悖論，在大專辯論賽和娛樂綜藝之間如何平衡。向專業辯論賽傾斜，則會失去流量，向娛樂化靠攏，便消解了深刻。最初，還能通過辯題設置找到切入點，導師也能深入淺出地進行話題拓展。但第一季坐在導師席上的人，至少有兩位消失在視野中。辯題的選擇更是越來越窄，近十年間，越來越多的議題變得不可觸碰。性別、地域、階層，甚至在禁煙、動物保護這些命題上，都充滿風險，公共議題討論灰度消失，僅剩各自陣營里的“標準答案”。在這樣的氛圍下，再嘗試進行辯論無疑是危險的。
言語的表達變得危機重重，無論是話題、方式還是人設，都可能跌入陷阱。土壤的極化，讓《奇葩說》這類節目失去了根基。大專辯論賽這種小眾節目可以自得其樂，任何試圖在大眾領域撕開口子的行為，都可能打開魔盒，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都不能允許這樣的事發生。
辯論有好處，對一些人也有“風險”。它嘗試將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并列在人們面前，通過辯手的層層推進，顛覆標準答案的思維方式，認識到世界本身的復雜性。奈何這種方式是反“潮流”的，馬東跟許知遠在《十三邀》節目中表示過，很多看似重復的、已經被精英解決的命題仍然需要在大眾層面不斷表述，娛樂應該是絕佳方式。彼時，我只覺得許知遠的視角過于精英主義，忽視了大眾特質，更覺得馬東的通透難能可貴。沒想到如今馬東的娛樂化路徑也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智者在這個時代也有諸多無奈。就像新一期《十三邀》里，許知遠跟姚明對談，姚明有著同樣的智慧和經歷，看透很多事，思量過很多可能，依然在中國當下的籃球環境里水土不服。無論《奇葩說》還是姚明的籃球改革，都遭遇著類似的土壤問題，看著姚明意味深長的點到為止，我們便理解奇葩說不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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