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補償款變勒索金，淄博宋業國、宋業全兄弟獲刑引深思

據媒體報道，1998年山東淄博西山村舊村改造，宋業國、宋業全兄弟的老宅未簽協議被拆，僅獲4269元補償，兄弟倆認為補償面積縮水、未涵蓋宅基地使用權，多年持續維權！

2020年二人與時任村支書宋某協商11次后簽訂《宅基地補償協議》，獲180萬元款項并認為是合理補償，該款項實為宋某個人及借款支出，2021年宋某因違紀被開除黨籍，2023年其報案稱被敲詐勒索，該案罪名由尋釁滋事罪變更為敲詐勒索罪。。

2025年6月一審法院認定二人以舉報相要挾索要錢財，分別判處10年、7年有期徒刑，兄弟倆上訴后，2026年2月6日淄博中院二審維持原判，家屬表示將提起申訴。

北京律師葛樹春認為，縱觀整個案件，宋家兄弟的遭遇讓人倍感冤屈。其一，兄弟倆的維權并非無中生有，檔案館存根證實老宅實際面積遠高于村里測量面積，且1998年的拆遷未就宅基地使用權進行補償，符合《土地管理法》中宅基地收回應給予適當補償的規定，其索要補償具備事實和法律基礎。

其二，180萬元的補償款是經雙方11次協商后簽訂書面協議確定的，并非兄弟倆單方面強行索要，協商過程有跡可循，宋某作為時任村支書，在協商時具備獨立的判斷能力，難以認定其轉賬系單純因恐懼被迫而為。

其三，公民享有舉報他人違法違紀的合法權利，兄弟倆在維權過程中提及舉報，是行使自身權利的表現，不能簡單將此種行為認定為敲詐勒索的要挾手段，司法實踐中本應區分合法維權與非法要挾的邊界，而本案中對該邊界的認定顯然值得商榷。

關于家屬說要進行申訴，宋家兄弟若要提起刑事申訴，需遵循法定流程且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根據刑事申訴慣例，二人應先向作出二審判決的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提交申訴材料，提交時需準備完整的申訴狀，明確申訴請求為撤銷一、二審判決，改判無罪。

同時附上一、二審判決書、裁定書，以及能證明老宅實際面積、拆遷補償違法、雙方協商系自愿的關鍵證據，如檔案館的土地房產所有證存根、《宅基地補償協議》、協商過程的相關記錄等。

若淄博中院駁回申訴，再向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訴，整個申訴過程會耗時漫長，兄弟倆的家屬需整理好所有證據，確保每一份材料都指向案件核最核心的爭議點，同時配合律師做好每一次溝通與準備工作，堅持主張自身無非法占有目的、未實施要挾行為的觀點。

葛樹春認為，這起案件也為所有維權者敲響了警鐘，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時，一定要把握好邊界，防止被扣上敲詐勒索的帽子。維權訴求必須具備明確的事實和法律依據，提前收集好能證明自身權益受損的書證、物證，確保索要補償或賠償有合理的請求權基礎，不提出無中生有的訴求。

協商過程要全程留存證據，如錄音、錄像、書面溝通記錄等，盡量在社區、街道等第三方見證下進行協商，達成一致后簽訂規范的書面協議，明確款項性質、支付方式等內容，避免口說無憑。

再次，合法舉報與索要權益要分開，舉報他人違法違紀行為可單獨向相關部門提出，不將舉報作為協商中索要款項的直接條件，防止被認定為“要挾”。

最后，若選擇協商，要把握好溝通尺度，不使用威脅、恐嚇等不當言辭，讓維權行為始終處于法律框架內。維權的初衷是維護自身合法利益，但若因方式不當觸犯法律，反而得不償失，唯有依法、理性維權，才能真正實現自身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