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吉沙（Gisha）自由流動法律中心周一發布的聲明，耶路撒冷地區法院駁回了一名居住在約旦河西岸的加沙兒童進入以色列接受治療的申請。

吉沙自由流動法律中心是一家以色列的非營利組織，成立于2005年，其主要目標是保護巴勒斯坦人，特別是加沙地帶居民的行動自由權。

吉沙的中心工作圍繞著挑戰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封鎖和限制政策。

Gisha通過法律途徑，在以色列法院質疑政府對加沙地帶實施的封鎖措施，認為這些措施構成了對巴勒斯坦人的集體懲罰，嚴重侵犯了他們的基本權利。

自2025年11月起，吉沙一直代表這名5歲的男孩提交請愿書。根據他們的聲明，該兒童于2022年從加沙遷往約旦河西岸，接受加沙地區無法提供的醫療服務。

在治療無效的情況下，醫生建議采取一系列在約旦河西岸無法獲得的治療方法，包括癌癥免疫療法和骨髓移植，后者可在以色列獲得。

法院判決指出，拉馬拉的兒童醫生曾與特爾哈紹默醫院取得聯系，醫院的醫生表示愿意為孩子提供治療。

吉沙寫道：“盡管他直接面臨生命危險，但是法院選擇不干預國家決定（不讓他進入以色列）。因此，它實際上確立了一個先例，禁止加沙患者自戰爭開始以來進入以色列，而這一做法直到2023年才出現”。

據吉沙稱，政府在最新一輪法律程序中辯稱，國防部長本人拒絕了該兒童入境，理由是加沙居民“無論出于任何目的”都不得進入以色列國。

軍方還認為，兒童家庭沒有努力去第三國為孩子尋找醫療服務。

法庭文件中引用了多位醫生的話，認為將孩子轉移到國外并無益處，原因有兩個。

首先，醫生表示他們不確定鄰近國家，特別是約旦安曼的醫院是否有足夠的資源提供適當的治療，這與該家庭目前在約旦河西岸面臨的問題相同。其次，孩子的健康狀況極差，可能無法挺過這次旅程。

孩子父母聲稱他們無法找到第三個國家，因為世界衛生組織只援助目前居住在加沙、需要緊急醫療救助的加沙居民，而非居住在約旦河西岸的居民。

最終，法院裁定，進入約旦并不一定成為家庭的重大障礙，因為還有數百名來自加沙的病人在那里接受了治療。

法院認為，缺乏足夠證據支持孩子無法在鄰國接受治療的說法，醫生對安曼現有醫療設施的評估僅屬推測。判決還指出，“前往安曼會嚴重損害兒童狀況的假設尚未得到充分證明”。

最后，法院重申維持10月7日起禁止所有加沙人入境的政策，理由是實施10月7號大屠殺的人也是加沙居民，他們能夠定期越境進入以色列、是曾被視為“無害”的平民。

吉沙在對法院裁決的回應中寫道：“此案再次說明了一項全面政策的毀滅性后果，該政策僅憑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的注冊地址就拒絕他們獲得救命醫療服務，即使他們根本不居住在那里”。

“這一裁決意味著支持一項非法政策，實際上判處病童死刑，即使救命治療觸手可及”。

很佩服以色列法院的認真態度，詳細列明了醫院愿意接受病人的事實，也詳細陳述了病人的病情。并給出了合理的拒絕的理由。其實，能夠對這類問題立案審理，本身就挺操蛋的。

以色列的組織，因為以色列不救治敵對方的兒童而向以色列法院提起訴訟，而法院也認真的立案審理，這里面到處都充滿了詭異的操蛋。

不過看到一個幼小的孩子生命垂危，也感到莫大的悲哀。不過，這種事情怨誰呢？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慶祝殺人時萬人空巷，治病求醫時就苦苦哀求，合適嗎？況且，救助外國人本來就不是以色列醫院法定的義務，如果是的話，我明天就坐飛機到以色列去看腳氣。

以色列曾經為辛瓦爾做了腦瘤手術，而且還是在他被逮捕的情況下，把他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結果呢？他成了屠殺以色列人的劊子手。策劃的屠殺直接導致了1200多人死亡。以色列親手救活了自己的掘墓人。

還有瓦法 (Wafa)，五六歲時被嚴重燙傷，被接到以色列接受了長達四五年的免費治療。為了便于她出入，以色列還向她頒發了可自由出入的通行證。

然而，她被哈馬斯下屬的“阿克薩烈士旅”招募為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她被提供了三個目標選擇：一輛公交車、一家咖啡館，或是曾救治她的醫院。她選擇了救助她的醫院，因為“那些醫生關心她，更方便她下手”。

在入境檢查站，以色列邊防軍人發現了她攜帶的炸彈，她試圖引爆但未成功，隨后被捕。在以色列監獄中，她繼續獲得治療，并獲得了大學文憑。

在2011年10月的一次交換協議（以色列用1027名囚犯交換被哈馬斯綁架的士兵吉拉德·沙利特）中被釋放回加沙。獲釋后接受采訪時，她表示對襲擊未遂感到遺憾的原因是“差點就嘗到了天堂的滋味”，并明確表示如果再有機會，她會“毫不猶豫地再做一次”。

根據以色列衛生部向世界衛生大會提交的報告，其中列出了以色列醫院收治的巴勒斯坦患者的數量，大致如下：

2006年5月-2007年5月，約 60,000 人（其中住院約20,000人，門診約40,000人），來自加沙的患者約 5,000 人（其中住院約2,000人，門診約3,000人），癌癥治療、復雜手術（兒童患者約2,500名）。

2004年4月-2005年4月，合計約 35,000 人住院，25,000 人接受門診服務。

然而，以色列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毫無憐憫之心的屠殺和對死者尸體的羞辱，這么做的，并不全部是恐怖分子，而是大量的穿著平民服裝的加沙人。他們因為到以色列工作，經常出入以色列邊境，利用熟悉環境的優勢，對幫助他們的以色列人進行肆無忌憚的屠殺。

法官說的很對，實施10月7號大屠殺的人也是加沙居民，他們能夠定期越境進入以色列、是曾被視為“無害”的平民。

誰又能保證這個孩子以后不是呢？誰又能保證他的父母不是呢？瓦法就是個差不多大的例子。

一次暴行，足以讓以色列認清了數十年喂不飽的白眼狼，任何的善意都不足以改變他們殘忍的本性，既然自己挽救的人就是對自己扣動扳機的人，那又何苦去努力呢？

然而，可悲的是，正在以色列醫院接受治療的大量的加沙人，以色列卻不能遣返。

以色列政府曾多次計劃將部分在東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醫院治療的加沙患者遣返回加沙。例如，在2024年3月和2025年11月，分別有22名和89名患者被列入遣返名單，其中許多是癌癥患者、新生兒和需要透析的重癥病人。

然而，2024年3月計劃的遣返行動在執行前被以色列最高法院叫停。法院要求政府在完成相關司法審查前暫停行動。當時，以色列的非政府組織“以色列醫生人權組織”（PHRI）提起了訴訟，認為在加沙醫療系統崩潰的情況下遣返患者等同于“蓄意危及無辜者的生命”。

而2025年11月的計劃，除了幾名想要回加沙跟家人團聚的人以外，其他的都沒有成功。

在幾乎100%的加沙人支持10月7日的的屠殺的情況下，我能想象到的場景是，病人在手術臺上高喊著從河流到大海，而以色列醫生卻在給他們動手術，挽救他們的生命。

唯一想說的是，這該死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