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作者：稅法王如僧律師，原則上只辦涉稅案件
一、定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架空司法解釋的限縮目的
將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里面的發票，擴大到已經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是最近的做法。以前，這些行為都是按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進行定罪量刑的。
后來，最高法、最高檢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進行限縮，對于這些行為，依然按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進行打擊的話，并不合適，才改為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最高法、最高檢為什么要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進行限縮呢？
不就是因為按照以前的做法，按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對這些行為進行打擊，罪責刑不相適應嗎，不就是覺得這些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沒有那么大，沒有必要判那么重嗎？
如今進行限縮了，不認定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了，但是按下葫蘆浮起瓢，激活了沉睡多年的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跟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法定刑相當，不按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進行判決，改為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了，量刑差不多，那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進行限縮，還有什么意義呢？
如果按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進行量刑，輕罪重判了，那么按照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進行量刑，當然也是輕罪重判，問題并沒有解決，限縮的目的并沒有達到。
需要指出來的是，跟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相比，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構成要件更容易得到滿足，從這個角度看，不但沒有起到限縮的作用，反而定罪更加容易了。
二、如果開票方是實體企業，按照最高法的理解與適用的觀點，最高法也認為罪責刑不相適應
最高法在理解與適用指出，在不能證明存在共同故意的情況下，按照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對開票方進行打擊，有利于體現從嚴打擊的精神。
為什么要從嚴打擊呢？
1.開票方大多都是空殼公司，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百害而無一益，有必要從嚴打擊。
2.現實生活中，很多時候雙方之間沒有共同故意，就算存在共同故意，在取證上也極為困難。如果認定為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就不用提供證據證明存在共同故意了，并且量刑跟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一樣。即減輕了證明責任卻沒有減輕當事人的刑罰。
最高法關于對開票方的行為，定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論證，建立在開票方是空殼公司的假設之上。
按照最高法的說法，如果開票方是空殼公司，按照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進行打擊，罪責刑相適應，沒有重罪輕判。
那開票方是實體企業，按照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進行打擊，不就是輕罪重判了嗎？
既然開票方是實體企業，按照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進行打擊是輕罪重判，那就罪責刑不相適應，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既然罪責刑不相適應，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那司法機關就要盡量避免發生這種情況。
那怎么才能避免發生這種情況呢？
那就不能定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不能定與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量刑相當的罪名，要么定一個量刑比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輕的罪名，要么按照無罪處理。
三、將開票方的行為后果與受票方的行為后果進行對比，也會發現定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量刑不均衡，罪責刑不相適應
如果受票方用于騙稅了，開票方行為是受票方行為的幫助行為，幫助者的量刑跟實行者的量刑一樣重，有點不合理。
如果受票方用于逃稅了，發票是受票方抵扣的，稅款損失是受票方的行為直接造成的，大部分利益是受票方獲取的，受票方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比開票方大，開票方的量刑卻比受票方重那么多，極不合理。
如果受票方沒有用于逃稅或者騙稅，那開票方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就很小了，卻分分鐘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極不合理。
四、結論
在沒有共同故意的情況下，對于開票方分兩種情形：第一種是空殼公司，虛進虛出，兩邊的業務都是虛假的；第二種是實體企業，進項是真實的，銷項是虛假的，最典型的情形就是出售富余票。對于第一種情形，如果認為社會危害性極大，按照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進行量刑，說不定罪責刑相適應，但第二種情形，很多時候，罪責刑不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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