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似乎習慣用“創傷”的邏輯來解釋被模糊的過去，卻常常遺忘流動性才是生命的底色。」

年年過年，年年失望。

闔家團圓的新年里，在一篇篇“第一批不孝子女連夜跑路，逃回出租屋”“過年不回家”“一個人在出租屋里過年”的帖子和視頻里，有許多人分享自己在大年初一、初二，甚至是除夕當晚選擇離家，回到在外地的出租屋里，年夜飯的剩飯剩菜甚至都還在桌上。

逃離的人說，因為回家就是分歧與吵架，就是承受家人的情緒暴力，以及各種嘮叨與安排，而在遙遠的出租屋里，等待自己的是一個人的自由。

面對矛盾，他們不再選擇溝通、忍受或是妥協，而是選擇拒絕和回避。不再努力營造其樂融融的和諧氛圍，而是選擇破罐子破摔，選擇離家出走這“大逆不道”的行為。

“不孝子女”本來是傳統倫理語境中諱莫如深的貶義詞，如今卻被許多人用自嘲的方式表達。

逃離的人說自己“不是不孝，只是在保護脆弱的自己”。

（抖音上與一個人出租屋過年相關的視頻）

當他們不得不稱自己為“不孝子女”的時候，其實內心也會有無比的困惑與無奈，不知如何平衡對于自我主體性的追求與對于倫理價值的遵守。

同時，當人們一再用流行的“逃離原生家庭創傷”來合理化自己的選擇，然而，類似受害者敘事可能會忽略，個人成長路徑與家庭、與鄉土從來不是并行存在的平行線，而是如幾股線相互交織，如時間一樣不斷流動，離開又復歸。

逃離的背后是這一代往返于家鄉和城市之間的人所感知到的社會身份割裂。

“百善孝為先”的準則是社會長久以來的金科玉律。為什么人們發現這些準則的約束力不再那么強了呢？

因為這種關系所依托的社會結構在改變，鄉土社會的格局被現代社會的邏輯所打破。費孝通的《鄉土中國》論述的正是這種“差序格局”，以血緣和情感為親疏關系的依據。差序，差的是關系。

但當人們開始流動，便逐漸在集聚的城市里發現了另一種生存方式的可能。那里崇尚自由與效率，鼓勵不被約束的個體，強調個人對自己的生活負責的邏輯，制度保障由社會共建，越來越多來到這里的人認可了這個共識，認可了這層經濟關系和文化意識。

（關于背井離鄉與鄉愁的帖子）

但這樣的共識卻與傳統的、以血緣、家庭為統一體的結構形成了反差。在人們帶著新的文化習慣回到故鄉的時候，卻發現迎接他們的依然是傳統的、有落差的環境。

在一些家庭場景里，這里留下的是催婚生子、嘮叨挖苦、人格貶損。有些人在逃離家庭，不過更多人在逃離自認為落后和封閉的社會結構。

而其本質上就是一種難以妥協和成全彼此的沖突與撕裂。

因此，“逃回出租屋”的人是在用回避來取代正面對抗。其實這些人是勇敢的。這并非一種自私，而是適可而止，給互相保留理性和體面的自我保護。

但是，離開就意味著不留期待了嗎？我們看到的是大聲宣告“我要走了！”之后，仍然站在門口徘徊的停頓，是停留在社交媒體上的心酸的文字。

這一切都在說明，逃離的人們依然在反思自我。而這種種反思也在說明，人們潛意識里懷抱一種期待，期待改變和安慰的發生。

（抖音上網友連夜逃回出租屋的視頻）

這種渴望更體現人們選擇在“過年”逃離這件事本身，因為這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報復。

在傳統的社會格局中，“年”是精神符號。過年過年，過的是舊歲，但同時在過年的餐桌上，也是對家庭秩序的梳理。當人們選擇在過年的幾天里對抗，更是對家庭秩序的逆反。

用“不孝子女”這種過去諱莫如深的詞匯來戲謔地自稱，是對家庭長輩話語權的忤逆。看似是顛覆了內心對這二字的羞恥感，但實際是別無他法的自嘲，用主動退出來回避對抗。

因為當用“不孝”來定義自己的時候，脫去對于部分腐朽孝道行為的批判，還是會因為這二字所承載的羞恥感太過沉重，而在內心感到不適，實屬無奈。

在名為原生家庭創傷的敘事中，人們學會了自我保護，但這也確實是短暫的自愈。面對無法和解的家庭，人們能選擇的真的只有無休止的對抗和逃離嗎？

近年來，人們似乎習慣用“創傷”的邏輯來解釋被模糊的過去，卻常常遺忘流動性才是生命的底色。

開始，人們學會用“原生家庭”來概括自己的經歷。這原本中性的表達，在東亞創傷文學的語境下，成為一種時髦的、但卻帶有隱晦的否定色彩的詞匯。

人們創傷思維的底層邏輯來自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他提到人格的構成與其童年受到的創傷有關。于是人們就帶著這種邏輯闡釋自己的家庭故事，解釋發生在自己人際、情感交往上的問題。

但這可能也是一種被局限住的視角。把自己永遠困在一個受害者的角色里，人們會一直感受痛苦。而社交媒體上的群體討論，甚至為這種情緒的發酵提供養料。

帶著創傷的框架來解釋現象容易簡單化一些事情。有人說“鄉愁是男人的奧德賽，逃離是刻進女性身體里的史詩”。誠然從性別視角上看，“逃回出租屋”讓人自然聯想到女性逃離傳統家庭規訓的帶有性別解放的意識，此處的“逃離”更像是一種對“獨立意識覺醒”的夸張化表述。

而伍爾夫的“一個人的房間”和“每年五百英鎊”更是對于經濟基礎和物理空間自由的強調。而與之相比，返鄉繼承家業和榮耀更像是社會賦予男性的角色。

但這并不代表著性別視角就可以完全概括個人與家庭沖突的問題全部。用單一邏輯來解釋容易演化成為片面的自我感傷。實際上，有時家庭故事的全貌也并非如此，反芻痛苦與回避痛苦也并非面對過往的唯一可能性。

（小紅書上關于“逃離是女人的史詩”的討論）

而梭羅“在舉目無親處，才會活得真誠”所追求的不顧社會規訓、真誠地活看似令人心馳神往，但對大多數人來說，也只是一種絕對的理想主義。

女性同樣擁有鄉愁，而男性也可能選擇逃離。因為人們面對的這些遭遇往往囿于個人當下處境與年齡閱歷。與家庭的對峙，可能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但并不意味著終生如此。或許只是家庭經濟地位的改變帶來話語權的轉移，或許只是因為父母老了。

“逃回出租屋”是一部分人在生活當下時刻的掙扎與苦楚，而個人與家庭的關系就像一條不可預測的河流。

“他輸了，但我也沒有贏”。一位博主這樣描述自己父親的離世。她其實并沒有選擇與父親和解，也沒有選擇在他生前繼續對抗，而只是讓生活新陳代謝，一切都自然發生了。流動性是生命的色彩。年輕的人離開家鄉，中年回到故鄉，我們與家庭的關系依然存在隨著時間改變的可能性。

（小紅書博主講述父女關系的視頻）

而改變其中個人感受的是生活中心支點的轉移。

與“原生家庭”相對的是“新生家庭”，也就是與他人新建立起來的家庭關系。在組建新家庭前，原生家庭仍然是人們生活的支點，是個人在情感關系上依靠。人們也因此承擔社會角色的責任，回答關于生活和奮斗的價值問題。

雖然并不是每個人都會有新生家庭，但是離開原有支點的方式仍然是找到新的坐標。選擇一座城市，選擇一個伴侶，選擇一份職業，選擇一種身份，我們其實是在不斷尋找自我人生坐標的過程中變得成熟。

有些人在逃離，有些人在復歸。

人們欲逃離家庭加之于自身的印記，但又對那些已然構成自我生命的部分懷抱復雜矛盾的情緒。在關于“精神斷親”的討論中，人們渴望離開家庭的束縛羈絆，追求人生主體性成為流行的話語。然而，在追求主體性的過程中，真的能完全與家庭、與故鄉割席嗎？

法國思想家迪迪埃的《回歸故里》所反思的是工人階級出身、已然成為知識精英的迪迪埃自己對待家鄉的態度。

他的“回歸”關注的是整個成長過程如何被周圍的環境所塑造。他視自己年輕時候逃離家鄉、否定原有階級文化為一種深刻的背叛，而這也引發了他內心的羞恥感。

（《回歸故里》書中語句摘錄）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描述的同樣是一種面對故鄉的矛盾心理。面對家鄉，不是“情更切”而是“情更怯”，這斟酌之下的文字凸顯了一種不知如何迎對鄉土的茫然和踟躕不前，害怕故土發生的變化，害怕父母不再。

社會結構和身份轉變讓人們很容易產生疏離感，這種疏離感或許是對自己久別的內疚，或許是不知如何自處的困惑。

人們對于原生家庭的逃離，固然有所謂壓抑的家庭氛圍的影響，但是否也包含一種對自身過往生命經驗的否定。

這些文化經驗包含了家人共享的記憶和文化，包含原生土地上的風物與人文，比如方言、飲食，而這些文化塑造了人格。

而同樣，一邊在吐槽沒有年味、不如一個人過年的我們，是否也在潛意識里期待找到一種文化認同。一些看似沒必要的規矩，或許也是一些所謂“到了年紀就覺醒的基因”，比如送紅包時上演的推拉，雖然逐漸簡易化、但仍然保留的祭祖習俗，還有人們逐漸難以表達深刻思考和復雜情感的方言。

這些文化基因，即使在異鄉一個人，可能也會保留下來，因為它們，人們找到了一些心靈上的歸屬與安寧，找到了也是一些被稱之為家的東西。

（《布魯克林》的電影畫面截圖）

電影《布魯克林》講述的是愛爾蘭人在紐約布魯克林扎根的故事。電影最后，在遵循母輩父輩慣性留在原籍還是追求自我實現留在紐約的糾結中，艾麗斯選擇了后者。

兩個選擇并無好壞之分，因為時間永遠是流動的，走了的人可能還會回來，留下來的人有一天也會遠走他鄉。

（圖片素材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