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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張思涵、計迎春

責編：錢岳

寫在前面

作為社會學研究者，我們常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在現代化的高速列車上，中國家庭會像西方那樣走向原子化，變得越來越松散嗎？

宏觀數據似乎佐證了這種“家庭衰落”的擔憂：中國家庭的戶均規模已從1982年的4.41人急劇縮減至2020年的2.62人，而“一人戶”的數量更是激增至1.25億。晚婚晚育已成常態，平均初婚年齡在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間推遲了近4歲（從24.8歲推遲至28.7歲），而總和生育率在20世紀90年代降到更替水平后，從2010年的1.5下降到2020年的1.3，再到2023年僅為1.0左右，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居倒數第二。與此同時，老齡化的浪潮洶涌而至，2021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突破14.2%，正式步入中度老齡化社會；至2023年，該群體規模已達2.2億，約占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然而，當我們穿透這些冰冷的數字，深入普通人的生活肌理，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年輕夫婦與父母的聯系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隔代撫養乃至三代同堂依然是許多家庭的“標配”。

這種理論與現實的張力，促使我們將目光投向了更深處的機制。我們的研究呼應并佐證了費恩?本特森（Vern L Bengtson）關于“家庭多代聯系日益重要”的理論假設，同時批判了簡單的“家庭衰落論”，通過引入“馬賽克家庭主義”（mosaic familialism）這一本土化理論框架，來解釋21世紀初中國家庭正在發生的深刻變革。我們認為，在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在現代化的征程上大踏步前進，隨著市場化的深入和照料等再生產職責日益成為家庭的重負，面對育兒模式變化、“密集母職”興起、“996工作文化”對父職的擠壓以及儒家父權傳統的復興，中國家庭并未走向原子化，而是正在經歷一場靜悄悄的 “新家庭革命”式的再制度化——在傳統現代的鑲嵌拼貼中，通過復雜的代際動員、性別分工與雙系團結，加強情感、照料、經濟上的代際互動，重塑自我，抵御外部世界的風險和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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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時代語境：馬賽克現代性下的“擠壓”

回顧改革開放后的歷程，新中國建立初期，國家曾建立起龐大的公共托幼服務體系。然而，隨著改革開放與市場化的深入，公私領域的日益分離，原本由單位承擔的公共托幼服務逐漸退場，由集體分擔的照料責任被重新“再家庭化”，并且由女性無償承擔。與此同時，經過四十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孩子變得“在經濟上無用，但在情感上無價”。這種轉變催生了“密集母職”的流行——母親不僅要撫養孩子，更被要求成為全能的“教育經紀人”，這讓育兒變成了一項極度消耗資源的“軍備競賽”。

更為嚴峻的是，這種高投入的家庭要求與“996”貪婪工作文化迎頭相撞。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已達49小時，年平均工作時長遠超日韓等東亞鄰國。與此同時，不同于日韓女性的M字就業曲線，中國女性一直保持較高的勞動參與率，女性被迫在職場與家庭間進行艱難平衡。

這種困境背后，更深層的是性別意識形態的撕裂。當下的中國女性正身處一種傳統與現代雜糅的“馬賽克性別意識形態”之中：在公私領域結構性分離的動態下，性別平等進程有所停滯，這種停滯催生了一種傳統與現代雜糅的意識形態，它融合了儒家父權傳統、馬克思主義性別平等傳承以及新自由主義。這三股力量深刻形塑了兩性在公私領域的性別（不）平等格局，也制造了巨大的結構性張力，女性被要求同時承擔經濟供養與情感照料的雙重責任，而國家支持的撤退與父職的缺位，迫使家庭必須向內挖掘，尋找生存之道。

2

新家庭革命：從“父系單系”到“雙系并重”

在研究中，我們觀察到一個顯著的趨勢：中國家庭的重心正從傳統的“父系單系”向“雙系并重”轉移。在傳統的儒家宗族社會，家庭資源嚴格遵循“父權、父系、從夫居”的軸線。但在獨生子女政策實施四十年后的今天，當“四二一家庭”結構（指中國社會中大量存在的獨生子女家庭的家庭模式：包括四個祖父母、兩個父母和一個子女）成為主流，僅僅依靠父系一方的資源已無法應對撫育下一代的艱巨挑戰。為了填補照料真空，我們發現家庭開始同時動員父系和母系雙方的代際力量（尤其是女性長輩的代際協作照料）。白發蒼蒼的祖母/外祖母在白天承擔起主要的照料工作，年輕的母親在下班后接棒“第二輪班”，從而形成一種跨代際的雙系協作育兒模式，我們將其稱為“雙系多代女性照料接力賽”。當然在不同的家庭中，這種照料接力賽的模式也不盡相同。而這種協作徹底改變了家庭的權力結構，母系家庭的深度介入，使得傳統父權制下的等級關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為平等協商、親密共生、雙向奔赴的雙系家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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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孝道的“現代化之旅”

既然家庭結構變了，支撐它的道德基石——“孝道”，還在嗎？

我們的研究發現，孝道并沒有衰落，傳統孝道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現代之旅”：它逐漸褪去了傳統父權制下強調單向順從與等級森嚴的色彩，轉變為一種建立在雙系兼重、權責平衡與代際互惠基礎上的新型代際契約。盡管家庭關系中的垂直代際紐帶因持久的孝道傳統而得到強化，但水平維度的家庭組建（如婚姻）對年輕女性的吸引力卻似乎有所下降。這種新型孝道不再局限于父系血緣的界限之內，而是隨著“雙系家庭”的興起，平等地拓展至雙方父母的家庭譜系。我們還發現了一種“育兒養老照料循環機制”（childcare and aged care in circular motion），具體而言，祖輩（尤其是祖母和外祖母）通過在當下積極投入孫輩的撫育工作，與子代及孫代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聯結與互惠契約。祖輩通過當下的“慈”（撫育孫輩）來換取子代未來的“孝”（養老支持），這形成了一個跨越時間的良性閉環：父母“向下”傾力付出，子女“向上”情感回饋與養老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基于互惠的現代孝道，在雙系家庭中，女兒往往展現出比兒子更強的照料意愿與情感支持能力。隨著“養兒防老”逐漸轉向“雙系養老”，女兒不再是“潑出去的水”，而是成為了現代家庭養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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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反思：被透支的女性與東亞家庭的未來

盡管中國家庭在面對現代化轉型時展示出令人贊嘆的韌性和無與倫比的生存智慧，但作為研究者，我們在看到這種“靜悄悄的再制度化”的同時，更要看到其背后高昂的隱性成本。我們的研究發現，“照護赤字”與“照護工作的女性化”是推動當代中國家庭再制度化的核心動力。在照料危機和996貪婪工作的雙重夾擊下，夫妻雙方的父母，主要是祖母和外祖母，不得不加入育兒當中，形成了雙系兩代女性合作育兒接力賽模式。為了維持家庭作為福利系統的運轉，不同代際的女性都在超負荷前行：年輕女性在“貪婪的職場”與“密集母職”的夾縫中不敢停歇；年長女性在退休后本應安享晚年，卻不得不通過“代際接力”再次背負起繁重的撫養重擔。這也有助于我們探尋當下年輕一代，尤其是年輕女性中蔓延的“恐婚恐育”心態背后的動機——當婚姻意味著可能要承擔雙倍的照料重擔，她們在想什么呢？

我們將中國置于東亞社會的比較視野中，發現了一個獨特的現象：不同于日韓女性在婚后呈現出退出勞動力市場的“M型曲線”，中國女性在雙系祖輩的支持下，堅持保持著世界領先的勞動參與率。根據世界銀行2023年數據，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達到61%，遠高于日本（55%）和韓國（56%）。然而，在高度競爭和內卷的職場環境下，996貪婪工作文化加劇了傳統性別分工，導致職業女性不得不放緩事業發展，承擔更多的家務和育兒責任，中國城市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在近三十年來，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從1990年的79.4%下降到2020年的60%。

真正的出路，在于政策的根本轉向，我們需要建立普惠性的托育體系，推行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讓照料被看見，被承認，其社會價值和經濟報酬均得到大幅度提升。同時，我們需要在全社會層面推動性別平等的實質性進步，將男性真正拉回到家庭照料的圖景中來。唯有當“養小”與“養老”不再完全依賴幾代女性的自我犧牲，那條維系我們情感與生命的家庭紐帶，才能在現代化的浪潮中，不僅堅韌，而且溫暖。

參考文獻

Ji, Yingchun. (2025). Family re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China: Bilateralism,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and filial piety. Sociology Compass, 19(3), e70050.

制版編輯：楊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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