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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Panda
作者：L. Lu
電影里藏著我們沒說出口的情緒。喜歡用鏡頭看人，也喜歡用文字拆解自己。你看到的，也許不僅是電影。
《傷寒雜病論》電影海報
張新陽導演的《傷寒雜病論》（Panda）在第76屆柏林電影節論壇單元完成世界首映。
影片以黑白影像為主調，構建出一種去時間化、去情節化的空間，試圖在詩意與現實之間搭建某種哲學性的隱喻結構。
然而，這種形式上的自覺，也成為了影片最具爭議之處。
影片由大量長鏡頭組成。開場連續的長時間觀察鏡頭，使觀眾很快意識到，這不是一部以敘事為核心的電影。
鏡頭停留在狹小的店鋪里，記錄進貨、爭搶攤位、爭執甚至肢體沖突。日常生活被無限拉長，時間仿佛被抽離了戲劇節奏。
當觀眾誤以為鏡頭中的某位女性將成為主角時，鏡頭卻轉向了另一個人。人物之間沒有明確的敘事承接，沒有傳統意義上的主線推進。電影拒絕給觀眾一個“中心”。
這種創作方法讓人聯想到賈樟柯。同樣是關注中國底層人民的生活，同樣是用長鏡頭填充時間。但不同之處在于，賈樟柯的作品往往仍然保有一種戲劇結構或人物命運的暗線，而《傷寒雜病論》則更進一步地消解敘事本身。它并不試圖引導觀眾“讀懂”故事，而是將生活的碎片平鋪在銀幕上，讓意義自行生成。
問題在于，當電影過度依賴形式時，觀眾的耐心成為代價。
影片中穿插了大量空鏡頭，比如工業景觀、填海工程、大型貨船緩慢駛過。這些畫面與人物生活交替出現，形成一種宏觀與微觀的對照：中國社會的巨大機器與個體命運的渺小震顫并置。但當這種對照缺乏進一步的情感或結構支撐時，詩意便容易滑向抽象。
《傷寒雜病論》電影劇照
影片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是關于一位手部顫抖的中年男子。他丟失了象征婚姻的金戒指，在狗窩里反復翻找。后來去看“赤腳醫生”時，醫生沒有直接詢問病理，而是追問他亡妻的死因。
在得知妻子因生二胎難產去世，他甚至沒能見到最后一面之后。醫生給出的解釋并非醫學診斷，而是一種混合了情感與因果報應的說法：亡妻的怨氣附著在戒指上，因此他的手才會顫抖。
這里的“赤腳醫生”既不是單純的迷信象征，也不是現代醫學的權威代表，而是一種介于制度與鄉土之間的存在。當他將身體的癥狀解釋為情感的滯留時，他實際上為難以承受的創傷提供了一種可被理解的邏輯。
在缺乏心理療愈機制的社會結構中，因果與鬼神成為替代性的治療語言——它未必科學，卻提供了一種情感出口。
這段戲既呈現出民間信仰的延續，也揭示了“心病”在底層社會中的表達方式。
它看似荒誕，卻并非虛構；帶有迷信色彩，卻指向真實的心理投射。
電影始終拒絕設置一個固定主角。想要跳河的少年、被僧人搬運的佛像、試圖用塑料瓶“傳承”龍舟儀式的流浪漢。每個人都短暫地成為鏡頭的中心，又迅速退場。
與其說影片講述某個具體人物，不如說它描繪的是一種狀態，一種彌散在社會空間中的生存質感。
《傷寒雜病論》電影劇照
彩色畫面在影片中的幾秒穿插，在黑白世界中顯得突兀。它們像記憶的裂縫，或者現實的突然侵入。但這種形式上的變化，同樣沒有被充分展開成更明確的結構表達。
作為導演的第一部作品，《傷寒雜病論》無疑展現出強烈的作者意識與形式自覺。
它拒絕討好觀眾，拒絕線性敘事，拒絕情節推動，甚至拒絕情緒煽動。
但問題也恰恰在這里，當電影過于強調“姿態”時，它是否仍然關心觀眾？
影片的詩意是真實的，它的哲學野心也顯而易見。但在長時間的觀看中，這種詩意逐漸轉化為疲憊。
當生活被無限延展、意義被刻意懸置時，電影的表達不再是含蓄，而變成了一種距離。
《傷寒雜病論》試圖討論的是疾病。不僅是身體的病，更是社會的病、信仰的病、情感的病。
但當電影自身陷入形式的自我循環時，它是否也染上了一種“文藝化”的癥候？
或許，這正是影片最值得討論的地方。
《傷寒雜病論》中的四個主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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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源于網絡
文字：L. Lu
排版：陸泫龍
責任編輯：陸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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