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西城

郁達夫死于日本憲兵之手，現又有另一個版本，稱他的死跟郭沫若有關。

新春暖和，日友奧田遠洋來訊賀新春，并說：“近日跟日本文化人談起中國現代文學，相談熾烈，清酒連綿，滔滔不絕。席間，慶應大學山田君忽地提及有關郁達夫先生之死，實跟中國另一文豪郭沫若有關連，素知兄臺喜郁達夫數十年如一日，故致函相詢是說可信乎？”

接信，失神，有關達夫先生之死，經已有不少名家追跡調查，確信是死在日本憲兵手中，作為憲兵隊通譯，日方軍事秘密聞之甚多，恐彼泄漏，故下手誅殺，一縷忠魂，長埋異土。本以為乃定論，看到奧田君訊息，頓啟疑竇，遂修一函向臺中研究中日現代文化史的涂君討教，承其不棄，寄來掌故專家高拜石大文《郁達夫與郭沫若》影印本，翻讀一遍，頗有所得，其文言之有據，毋妨抄錄一二以見其概。

高拜石讀過靜岡大學教授高杉一郎寫的《郁達夫在東京一段往事》，頗有感觸。高杉是日本改造社《文藝》雜志編輯，譯載過郁達夫的處女作《沉淪》，對郁達夫萌生敬意。日本對華發動侵略戰爭的前一年，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郁達夫從福建到了東京，投宿鞠町萬年酒店，便驅車往訪。他的印象中，郁達夫是“碩長的個子，臉色略帶青白，頭發剪得很高，是一個溫良爾雅的紳士”。兩人相談甚歡，臨別時，郁達夫忽然記起說：“這趟我想跟郭沫若君言歸于好后，才返國呢！這些日子，我和他之間，一直就鬧著蹩扭！”高杉心腸好，便代郁達夫傳訊給當時住在市川的郭沫若，并告知改造社山本實彥社長，由山本招待了郁、郭二人，順便做了“和事佬”。

高拜石說道：“郁達夫之死，在抗戰勝利后被日本憲兵處決，起因就是在于這回的日本之行。日本軍方因為郁達夫渡日安排郭沫若返國，認為郁達夫是‘大間諜’，所以對郁達夫害怕而要了他的命，說起來郁達夫多少總是受了他的累。”這個說法為前人所無，卻有一定根據，這反映出日本軍方早已懷疑郁達夫是中國間諜，有除去他之心，他游說郭沫若返國是導火線之一。

支那

說起來，郁和郭是創造社時期的戰友，兩人性格不同，郁個性爽直輕信，郭陰鷙多疑，一個君子，一個小人。郁達夫受聘北大任教，郭無由反對，郁寫了一篇《離散之前》的小說述其志，郭看了不爽，便開始鬧蹩扭，郭負氣赴日，將《創造》停刊，郁達夫以事小不放心上。一九二五年還推薦郭沬若到武昌大學當文科主任，郭卻不就，寧愿參加學藝大學，不久又離去。后來郭認識了毛澤東等人，這時郁達夫已經和他絕交了。達夫對人隨隨便便，擇交不苛，曾和新月社的人交往，郭的一系人便對郁攻擊，郁知是郭主使，一怒斷交。不久，武漢政府倒臺，國民黨清黨，郭沫若流浪至南昌，去不成蘇聯，化名“吳誠”逃往日本，渡其海外十年，這便是郁達夫所說的蹩扭經過。

一九三五年，郭欲謀一官半職，時郁正任福建省政府參議，心胸廣闊的郁達夫便向陳儀主席談起，認為應該把郭沫若請回中國，給郭發電。郭不忘作態，回信說不便詳覆，請郁東渡面談，這便有了文首郁達夫日本之行。那時，日本侵略中國野心日顯，中國日本問題專家早已密切留意。郁達夫是日本通，跟日本文化界相熟，易于了解日本真實情況，表面是邀請郭沫若回國，實則懷探測日本政府意向。孰不知日本軍方特務心目中早已把郁達夫看作“間諜”，埋下日后殺害郁達夫的種子了。

無可諱言，郁在日本的聲譽遠高于郭，郁和各文化巨頭見面，郭只能以郁的朋友身份作陪，飽受冷落。郭自傷落寞，作出了酸葡萄式紀評，說“郁君所受的僅是中等優待”，盡顯妒忌之心。同年十二月五日，日本文學工作者發起演講會，邀請達夫講演“中國詩的欣賞”，卻被東京警方禁止。演講題目并無政治氣味，無由禁止，正好說明日本特務對郁的懷疑和忌恨，是和郭沫若源出一轍的。

君子與小人結交

七七事變，郭沫若回國在政治部第三廳任職，原定邀請達夫協助，后來卻換了范壽康，郁也不在乎，不久，因為“毀家”創傷，一氣去了南洋，白骨埋異鄉，有家歸不得。將高先生文章轉寄奧田，奧田君看后，憤憤不平說：“你能說郁先生之死跟郭某無關？”我的想法是：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根據高拜石先生的文章，山田君說：“有理由相信達夫先生之死于他鄉，或多或少跟郭沫若有若干間接關系吧？”若然，達夫先生真是死得太不值，由此可見君子跟小人結交，輕則賈禍，重則喪命，豈能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