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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Filipi?ana
作者：Luna
電影院釘子戶。在銀幕中漫游，找自己的回聲。
《菲律賓女孩》電影海報
在東南亞電影的美學譜系中，我們慣于看見自然的偉力——阿彼察邦·韋拉斯哈古鏡頭下熱帶雨林的蓬勃神秘，如《熱帶疾病》（Tropical Malady）、《記憶》（Memoria）中從城市深入密林時那種被植被吞噬的眩暈。
然而菲律賓導演拉斐爾·曼努埃爾的首部長片《菲律賓女孩》（Filipi?ana），卻呈現出一幅截然相反的圖景：它始于喧鬧嘈雜的馬尼拉街道，一輛載著中國游客的小巴橫沖直撞，導游轉向鏡頭微笑，教觀眾說“mabuhay”（菲律賓語中的“歡迎”）。
《菲律賓女孩》電影劇照
這一開場即設下雙重視角的陷阱：游客的東方主義凝視與本地人的反向目光，在此短暫交匯。而這趟旅程的終點，是一座人工綠洲——高爾夫球場。
《菲律賓女孩》改編自導演2020年獲柏林短片評審團獎的同名作品，曼努埃爾將短片中的精煉寓言擴展為兩個小時的長片，由賈樟柯擔任監制。
影片以兩個不同階層的女性對球場的觀察展開：來自鄉區的發球童伊莎貝爾與俱樂部主席帕蘭卡的侄女克拉拉。身處階層光譜的兩端，她們的目光交錯、重疊、分離，構成一座高度象征化的巨大寓言：高爾夫球場，成為映射殖民歷史與結構性暴力的微縮模型。
《菲律賓女孩》電影劇照
沒有一部電影如《菲律賓女孩》這般精準地將目光聚焦于高爾夫球場的暴力屬性：在這里，炎熱是一種酷刑，而遺忘則構成另一種暴力。
這座球場首先是一處“殖民色彩”的銘刻之地。工業化與全球化對自然的改造，在外來者離開后留下的是對土地原本模樣的徹底遺忘。
導演在訪談中道出核心：“高爾夫球場不就是土地的士紳化嗎？”巨大的自然地貌被碾碎，人工改造為完全光潔、平滑的人工綠植。這是一個封閉的生態環境，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只有統一標準化的形式——一個“自我的遺忘”裝置。
影片以大量畫框式的固定長鏡頭凝視這片綠蔭：噴灌裝置砍刀般擺動的聲響、刻意放大的擊球聲、聒噪的蟬鳴之音交織——那些被改造前土地的聲音，被導演以聽覺的方式召回，在記憶、感官與情感之間建立聯結。
高爾夫球場是現代上流精英自戀屬性的展演場。耗費巨資與勞力將自然移除，改造成供自己玩樂的巨型花園，這一行為本身就是身份的確認儀式。
《菲律賓女孩》電影劇照
發球童伊莎貝爾的處境將這種階級暴力具象化：她坐在練習場的矮凳上，球手在她膝邊揮桿，擊球聲在耳邊呼嘯，危險近在咫尺。每當一球被擊出，她立刻補上新球，再次繃緊身體坐好。男性球手的雙腿構成框架，將她夾在中間，鏡頭含義昭然。
這些身著青色制服的女孩們隱在綠植之中，如同那些無盡的樹木：一棵枯萎，便移植一棵。有人因酷暑而死去，便有下一個人替補。
這里的生命是可替換、可再生的。由于酷熱，無暇去回想、無暇去行動。只任由暴力和遺忘的循環生生不息。
《菲律賓女孩》電影劇照
當開頭段落我們跟隨著游客的目光進入球場，影片的視點卻搖身一變，成為了完全的散點式。伊莎貝爾的第一個鏡頭便是睜眼醒來的面部特寫，她用遲鈍的眼神、凝滯的神情回看著鏡頭。
影片沒有恒定的視點，而是不斷地漂浮、掠視，有時轉移到克拉拉的目光，由她這樣一個美國留學歸來的上層社會女性、本屬于此卻又是文化外來者的視角進行觀察。
同樣，影片缺乏線性的情節推進，而是由一些散落的閑筆構成：伊莎貝爾對帕蘭卡產生的微妙情愫，帕蘭卡與私人球童的偷情，盲人樂隊有些滑稽地列隊行走……被要求將遺失的球桿送還時，鏡頭停留于伊莎貝爾停在半空的手，在遲疑與執行之間懸置，最終碾碎了一只枝頭墜落的芒果。這些閑筆積累起時間的粘稠質感，將觀眾包裹在欲死的酷熱之中。
《菲律賓女孩》電影劇照
這樣近乎凝滯的感官體驗，是由大量畫框式的固定長鏡頭構筑而成的。正如綠蔭之下涌動的熱浪，球場光潔的表象之下，潛藏著持續的結構性的階級暴力和性別暴力。
影片中的殘酷往往落于鏡頭之外、余光之中。這一形式策略與格雷澤的《利益區域》（The Zone of Interest）有幾分神似：將暴力的直接呈現用圍墻隔開，轉而凝視其周邊、回聲、留下的空洞。
《菲律賓女孩》中有一個活在眾人口中的失蹤女孩，到結尾處我們看到一枚遺失的發卡被拾起。這些隱秘的暴力在大部分片長中以缺席的形式懸置，成為敘事中最沉重的在場。
如同《利益區域》中那些只以牙齒、殘骸、骨灰、血跡等部分形式散落在畫面中的死難者身體，昭示著暴力的惡果。
《利益區域》電影劇照
影片最具野心的段落，留至結尾字幕滾動之時、漫長的幾分鐘固定鏡頭中。觀眾已在陸續起身離場又駐足，畫面的遠處隱隱可以看到女孩在水中游向某處。
此時形式本身成為了鏡子，映照出觀看與忽視、在場與缺席的辯證：在這座被精心修整的巨型花園里，誰有資格被看見？誰的聲音被聽見？
而當我們起身離場時，是否也成為了那些“沒有身體的游客”，在余光之外，錯過了真正重要的時刻？
《菲律賓女孩》電影劇照
若將目光投向阿彼察邦的《熱帶疾病》，我們將發現另一種關于隱匿與顯現的辯證法。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談及這部電影時，曾記錄下一名印度尼西亞達雅族朋友的觀感：“叢林是你必須時刻保持沉默專注傾聽的地方，并且需要盡可能保持自己是毫無聲響的。那可能有些恐怖，但是叢林也像是你內心怪異而神奇的世界，你會想一趟趟地回到那里。”對阿彼察邦而言，自然是一種巨大的、神秘的力量，如同熱帶雨林一般蓬勃。
《熱帶疾病》電影劇照
然而《菲律賓女孩》卻為我們展現了自然的反面：這里的綠蔭是被改造、被馴化、被標準化的產物，是一個“自我的遺忘”裝置。
如果說《熱帶疾病》中的人需要深入叢林尋找自我的靈魂，那么《菲律賓女孩》中的人則被困在這片人工綠洲之中，迷失于階級與殖民歷史的回聲之間。
安德森敏銳地指出，那些“成天待在空調房里”的曼谷中產階級會覺得《熱帶疾病》“難”以及“神秘”，因為他們“只習慣那些關于他們自己或者社會境況好過他們的人群的電影”。
而《菲律賓女孩》恰恰迫使觀眾面對那些“好過他們的人群”如何建造起一座座隔絕的樂園，將苦難置于余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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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源于網絡
文字：Luna
排版：陸泫龍
責任編輯：陸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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