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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從小就有一個作家夢。但出于一些不知是原因還是借口的理由，腦海里的偉大構想遲遲沒能成型為一篇作品。

是缺乏天賦 ？沒有時間？有拖延癥？還是一直沒等來“合適的時機”？

也許真正阻礙我們的，是太希望寫好了，以至于對寫作感到畏懼。好像不能一氣呵成的話，就暴露了自 己缺少天賦；不從萬千主意中找到最棒的那一個，就是在制造平庸。

遲遲不能動筆的你，不妨讀讀理想國最新出版的《先寫再說：社會學家的十堂寫作課》。本書由知名的社會學家霍華德·S. 貝克爾撰寫，獻給所有渴望精進寫作技藝的人。

他揭示了一個很質樸的道理：好文章都是改出來的。幾乎所有的佳作，都誕生于“屎一般的初稿”中。想法固然緊要，技巧也不可或缺，但“開始動筆”比什么都更重要。

所以，與其躊躇不前，不如寫起來吧，先寫再說！

下文摘自《先寫再說：社會學家的十堂寫作課》

霍華德· S.貝克爾 著

01

先寫再說！屎一樣的初稿也沒關系

大多數寫作者，甚至專業作家，都有起步困難的問題。一些極為常見、非常具體的寫作困難都源于這樣一種態度：不知道怎樣動筆以及不知道“用什么方式組織”。

他們會一次又一次重新開始，一遍又一遍地重寫第一句或第一段，因為他們發現接下來的每一次嘗試都會在某些方面難以讓自己滿意。

他們用這種方式起步，是因為相信只有一種正確的方式。他們覺得，只要找到唯一正確的動筆方式，接下來所有的事情都會迎刃而解，前路上所有那些曾讓他們擔心的潛在問題都會消失。心懷這樣不切實際的觀念，他們把自己置于注定要失敗的境地。

閃爍而空洞的句子實際上是啟動初稿寫作的好方法。在你還不想或者不必確定必須表達的內容的時候，這樣的方式給了你一些騰挪的空間，最重要的是，它讓你開始動筆了。

《我的天才女友》

寫下一個句子，你就可以繼續向前而且不必擔心自己走錯了路，因為你還沒有踏出真正意義上的一步。你只需要記住，當你寫完剩下那些必要的內容時，要回過頭去用真正能夠表達你的意思的句子去替換這些無意義的占位符。

假設我接受了這個建議，從其他地方開始動筆。那么，如果不先寫開頭，應該從何處著手？我要先寫什么？我寫下的其他內容就不會像“第一句”那樣讓我背上包袱嗎？難道不是每一個句子自身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至少隱含著）完整的論證？當然。但那又怎樣呢？記住，任何句子都可以被改動、重寫、丟棄、反駁。這樣一來你什么都能寫。

你可以寫一些純粹的廢話，寫一些事后被證明完全不是你所設想的東西，那也沒什么。試試看。一旦明白寫一個句子不會傷害你（你知道是因為你嘗試過了），你就可以嘗試一下我常常要求人們去做的事情：在不借助提綱、筆記、數據、專著和其他任何輔助的前提下，寫下你腦子里想的事情，不管什么都行，有多快寫多快。

這樣做的目的在于找到你真正想表達的東西，找到你在這個題目或項目上投入的前期工作已然幫你確信的東西。這種策略就是作文教師們所說的“自由寫作”，我是在埃爾伯的書里第一次知道這個概念，后來又在《一只鳥接著一只鳥》里找到了一個不那么學術的版本。拉莫特的說法是“屎一樣的初稿”。

如果你自己真正放開手腳去這樣做，會發現很多有趣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跟隨腦中的想法前進，不管是什么都先寫下來再說，你會意識到自己并沒有像曾經擔心的那樣陷入各種讓人感到困惑的選擇的包圍中。

你會看到，一旦開始著手于寫作，大部分內容都是在一些有限的主題上做出細微變化。你確實知道自己想說什么，即使眼前擺著多種不同的版本，你也可以輕松地發現其中的差異有多么微不足道。或者就算是真的存在差異（盡管這樣的情況很少見），你現在也已經明白該選什么。

02

動筆寫，才知道有價值的想法并不多

大多數學生都抱有一種傳統的觀點，也就是俗話說的“只要你想清楚，就一定能寫清楚”。他們認為，在動筆寫下第一個單詞之前，必須把所有事都弄好，首先要把所有的想法、觀點和數據匯總在一起，明白無誤地確定每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和經驗事實。否則，他們就會出錯。

他們踐行這一理念的方式是在寫作之前儀式性地在桌上堆滿所有可能用到的書和筆記。他們還認為自己在多數問題上都在做自由選擇，以至于我們會聽到有人說：“我認為我會在理論部分使用涂爾干”。

這樣說就好像當事人尚未決定是否在理論問題上援引涂爾干（或韋伯、馬克思），殊不知“涂爾干”很早之前就已經浮現在他們處理工作的方式之中了。（其他領域的學者會明白此處的“涂爾干”還可以置換成其他哪些大人物。）

我的理論恰好相反：在坐下來開始寫作之前，你已經做了很多選擇，但你自己可能并不知道那些選擇是什么。這自然會導致一些困惑，造成文稿在初期的混亂。但是沒有理由對一份混亂的初稿感到羞愧。相反，初稿向你展示出此前的選擇是什么，以及你在開始寫作之前就已然堅持的想法、理論觀點和結論。

《心靈訪客》

因此，寫下一份粗略的初稿能夠展現所有先前你已經做出的決策，而這些決策此刻影響著你書寫的內容。如果是涂爾干塑造了你的想法，那么你就不能“用”馬克思。你無法書寫材料無法支撐的東西。

簡言之，在動筆寫些東西之前，我們其實已經進行了大量思考。我們已經開展的所有工作將我們引向某一觀點以及某種處理問題的方式。就算我們想，可能也無法在我們最終實踐的問題處理方式之外再找到其他可能。

不是選定的某一個詞，而是已經做出的分析以及所有在此之前的思考和行動，讓我們堅定某一立場。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如何開始寫作并不會造成任何差別。很久以前我們就已經選定了自己的道路和終點。

寫下一份思路不通、毫無章法的草稿（喬伊·查爾頓曾經模仿拉莫特的說法，有點不雅但準確地將其稱為“嘔吐出來的一稿”）還證明了其他一些事情。

當你盯著自己的電腦屏幕思索該從何處開始的時候，你無法處理腦中閃過的各種雜亂想法。沒有人能做到。對那種混亂的恐懼是我課上那些學生描述過的那些儀式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之一。想法一個接著一個闖進你腦中。等你想到第四個想法的時候，第一個想法已經消失了。

要知道，第五個想法和第一個想法其實是一樣的。當然，在很短的時間里，你就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過了一遍。我們對一個題目能有多少想法呢？

這就是為什么重要的是寫出一份草稿，而不是就寫什么、什么時候開始之類的問題持續不斷地準備、思考。你要讓想法以一種實體的方式顯現出來，用某種持久的形式把它們寫下來。只有把所有想法都寫下來，并排放在一起比較，你才會意識到其實你真沒有多少想法。

03

拒絕做題思維，寫作沒有正確這一說

學生們經常抱怨說他們難以決定如何組織材料，不知道該先寫哪一點或者該用哪一個觀點作為組織原則。這種錯誤觀念的罪魁禍首是“只有一種正確方式”理論。

那些與學校有關的人，無論是老師還是管理者，都不會告訴學生他們讀到的那些作品（比如，教科書或自己的老師發表的作品）事實上是怎樣完成的。

在幾乎所有的大學里，教學與學術工作的分離讓學生難以窺見這一過程。學生們不知道期刊編輯常常把文章退回修改，不知道出版社會聘請編輯完善即將出版的書稿。他們不知道修改、編輯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事情，不是為了應對令人錯愕的不合格作品才啟動的緊急程序。

學生把老師以及老師布置閱讀的教科書的作者視為權威，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在學校的等級結構中，這些人比學生站得更高。他們是給學生打分、判斷學生作品是否足夠優秀的“老板”。

《相助》

除非學生認定自己就讀的教育機構是騙子（令人驚訝的是，盡管證據就擺在眼前，但是很少有學生會這樣想事情），否則他們就會接受組織中隱含的一種觀點，那就是維持學校運轉的人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了然于胸。因此，在其目力所及的范圍內，他們的學術導師不光從不改寫任何文章，而且一提筆就能用“正確的”方式寫作。

所以，至少在一段時間里，學生們相信那些“真正的寫作者”（或者“專業人士”“聰明人”）從一開始就是正確的，只有蠢蛋才一遍又一遍地寫。這可能是另外一種考試心態：堅信能夠一次性把事情做好意味著能力出眾。

這還是徹頭徹尾的等級制，而且是其最糟糕的版本：居于從屬地位的學生將分數和教師評語之類的評價看作對自身價值的終極評定，不容置疑。但那些評價能夠成立，完全仰賴學校和學術界自身的等級分明。

所有這些觀點（關于不要進行改寫，關于學校論文是一種價值標志）都建立在一個荒謬的前提之上，那就是存在一個“正確答案”，一種做事情的“最佳方式”。有些讀者會認為我在這兒立了一個稻草人，因為認真的學生和學者都知道不存在“唯一正確的方式”。

但是他們真的相信，因為他們所在的機構就體現了這種觀點。“正確答案”和“最佳方式”這類的觀點在等級制當中可謂如魚得水。大多數人都相信在等級化組織當中，身居上位的人就是比底下的人知道得更多、更清楚。

真正懂行的人都明白，對于某個給定的主題而言，從來沒有什么唯一的正確答案，有的只是很多暫時性的答案，互相競爭人們的關注和認可。

我想，我們當中的很多人都希望，讀者能夠感受到我們已然找到了那樣一種命定的正確方式去表達自己想說的內容，那是一種看上去就不會再有其他可能的方式。

但是嚴肅的作者也是在漫長的探索之后才能發現完美的形式（這種形式恰如其分地滿足作者的意圖，即使不是唯一可能的選項），并不是在第一次就能夠做到。

*封面圖：《編輯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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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寫再說：社會學家的十堂寫作課》

[美] 霍華德·S.貝克爾 著

袁長庚 譯

“寫不出來，怎么辦？”——長銷美國40年的寫作指南，直面寫作“麻煩”，提供走出寫作困境的建議，幫助寫作者重拾信心。

自首版問世40年來，本書一直是所有領域寫作者的“救生船”。不論技術如何變遷，寫作的底層方法不變。如果你也在為寫作焦頭爛額，這本書提供的看待困境的新方法，或許可以幫助你另辟蹊徑，打破僵局。

這不只是一本教人“如何寫好文章、作品”的指南，還是一份關于學術界運作的觀察。 作者用社會學家的敏銳眼光，剖析了所有學術寫作者都會面臨的共性問題（比如，期待第一稿即完美，使用空泛的表達、冗長而無用的句式，等等），以及學術環境如何催生了這些問題。

本書由云南大學社會學副教授袁長庚傾力翻譯，為讀者呈現貼近原文審美的全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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