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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是“國際消費者權益日”。對中國消費者而言，它不僅是日常維權意識的集中體現，更提供了一個高效的曝光與解決平臺。通過集中揭露消費陷阱，它守護每個人的消費安全與公平，讓維權更有力量。

最有力的維權，莫過于“告他！”

——這條路，我替你們走完了。

身邊被跑路的朋友不計其數，時不時就在朋友圈刷到一條，瑜伽、鋼琴、美容、早教……真金白銀，能要回來的幾乎沒有。

健身房跑路后，我這個媒體人沒有忍氣吞聲，為自己打官司，花了一年半，跑遍了位于平樂園，望京和小紅門等好幾個地點的法院法庭，

官司是打贏了，但錢的希望很渺茫。

在朝陽區第二法庭走廊上排隊的時候，聽見門內傳來法官的咆哮：“是你懂還是我懂啊！”

我們這一長串隊伍都笑了起來。

氣氛很松弛，所有人衣著體面，舉止得體，仿佛我們只是在排隊領雞蛋或者安裝龍蝦。

但隊伍盡頭是處理“強制執行”談話的法庭，有人申請執行，有人被執行。

這天，我公交轉地鐵，在法院門口排隊過安檢，又跟隨指引來到這條隊伍中，隊伍前進得很慢，我已經排了一個多小時，也沒走幾步。

間或聽見前后的人打電話，大約是“餐飲業不容易”、“欠錢一定得要他還”之類的。

說是法庭，其實只是一間很小的辦公室，不同的是中間懸掛著大大的國徽，法官和書記員坐在國徽下，在他們的左右手有桌子和椅子，一批進去的人可以在這里等著。

輪到站在我前面系著絲巾的大姐，排隊時她的情緒一直很穩定，但和法官說話時聲音卻突然因情緒激動而尖利起來。

她拿出了兩個手機和身份證，要求法官給自己母親的微信錢包解除凍結，手機號是大姐的，微信是母親在用，一并被凍結了。“我的母親要生活啊！”

法官說，別急，可以解，但需要一系列證明。

在他們核對手機號和身份證的時候，大姐又說，法官您能不能幫我求求情，我是一個寡婦，我先生留下的房子有一半是學校的不能賣，但我已經在周轉了……我被人騙了，那邊也沒還我錢，我在海淀那邊告他了……您應該看得見……

怎么講呢，我有一年急病，半夜去了協和的急診室，就是這個感覺。

我覺得我已經快不行了，但看到整個急癥室里面真正快要不行的人，當時我就想站起來走。

法官讓書記員帶著大姐到一邊去處理事務，示意我上前。

我帶著“急診室”的余溫走到那張大臺子面前，法官是個年輕小伙，吹了個很時尚的發型，戴著口罩，口罩上方那雙眼睛正帶著詢問看過來。

我說，我告威康健身（威爾仕健身）跑路，申請強制執行，收到短信來談話。

小伙法官輕輕地說：“威康健身沒戲啊……”

我說，既然按程序走到這里，我想把它完成。

小伙法官非常了然于心地對我點點頭，迅速打印出一份文書讓我簽字，并叮囑我拍照留存，“北京申請強制執行的已有幾百人，上海那邊更多，如果執行回來錢，會按比例給大家發放，等著就行了。”

我明白，這就已經走到了盡頭。

我問，等短信還是我不斷查銀行卡？

他說，有進展會給你打電話的。

我道謝轉身出去，走進春天的陽光里。

這時候我才領悟到，剛才那棟房子里的每一位來客，都是來打官司的。

這世界有太多不如意，

但生活還是要繼續啊。

把時間往前倒回4個月，我到望京的法庭提交申請強制執行的文件，那一天我正好生理期，在外面排隊站都站不穩，幸得有同去的小伙伴雯雯跑前跑后，幫我去小街上復印文件。

法院的大廳，有點像銀行，有前臺分發業務，一個個小窗口叫號，大廳中間有各種資料臺，供人書寫，提供上網電腦，還有志愿者服務崗指引。

辦業務的時間大概也就幾分鐘，小窗口里面的辦事員把我的名字案號等資料輸入，我就同步收到了確認短信。

但再往前倒，我又花了一年多才走到這一步。威爾仕健身房還沒跑路只是開始閉店的時候，我感覺不對就及時提交了訴狀，然后遙遙無期的等法院開庭。

在等待中，威爾仕健身繼續關店，最后徹底跑路了。

等了9個月，法院終于開庭了，我也是上過原告席的人了。

對面的被告席空空如也，跑路了的健身房沒人來。

這叫“缺席審判”，書記員一一與我核對了所有資料和訴求，形成筆錄，讓我簽字。

筆錄上有我的身份證號和銀行卡號，

論理，我打贏了官司，錢就應該到賬。

錢不到賬怎么辦，一定時間以后，拿著你的判決書，繼續申請強制執行。

是以有了前面的故事。

其實消費者都知道，跑路的企業會找個職業背債人，有可能是哪個山坳里淳樸的弟兄，本來就無車無房無財產，本來也不坐高鐵飛機，凍結財產和限高幾乎沒什么制裁效果。強制執行也執行不回來錢。

一開始就有很多朋友勸我算了，說起訴也沒用，還白白浪費時間精力，但媒體人的時間精力從來就不存在“白白浪費”，我又獲得了難得的人生體驗，那就是“打贏一場官司”。

還有寶貴的生活經驗——堅決不再辦任何儲值卡。

保護消費者權益的315來了，但我想說，消費者也要保護好自己，

聽我的，

把錢袋子捂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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