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問生活的真正意義是什么，我會認為是追求自我認知。我想這就是我們的人生目標，否則世界為什么會是這個樣子？科學為什么會成為可能？計算機為什么會存在？半導體又有什么意義？為什么沙子加上一點銅，就能創造出如此多的奇跡？”

——德米斯·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

這個周末，我一直在與不同的朋友熱切地聊技術哲學的影響，結果最后我們幾乎都回到了東西方的哲學史上。

而周六晚間，隨著哈貝馬斯的離世，感覺更應該寫點什么。下午和一位朋友說，我直到今天依然記得十六年前考驗試卷上的那道題目：哈貝馬斯的主要理論以及他對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是什么？

但那年我的答案可能就有點違和：我認同他對于公域重要性的強調，但是對于技術、資本和商業的理解依然值得商榷。

而此刻，看這本《哈薩比斯：谷歌AI之腦》或許可以作為理解技術的另一個視角。

戴米斯·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是全球頂尖的AI科學家、創業家及谷歌神經科學家，現任Google DeepMind首席執行官。

他被譽為“AI教父”之一，曾是國際象棋神童和頂級游戲設計師。2010年，他聯合創立DeepMind，開發出擊敗圍棋世界冠軍的AlphaGo及解決蛋白質結構難題的AlphaFold，后者使他榮獲2024年諾貝爾化學獎。

Gemini對他的評價是，哈薩比斯致力于通過通用人工智能（AGI）加速科學發現，是引領人類進入AI新時代的靈魂人物。

2026年上映的《極限審判》電影截圖。

AI時代的技術批判

哈貝馬斯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旗手式人物，他的一句經典名言是“科學技術是一種‘意識形態’”。

在他看來，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技術不再只是中性的生產工具。它演變成了一種統治的合法性基礎。

他的“隊友”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描繪了一個極其壓抑的景象：技術進步通過提供豐富的物質生活，消解了人們的批判精神。社會變成一個沒有反對意見的單向度世界。

之后哈貝馬斯則更進一步，他認為當技術邏輯進入公共生活，政治問題就會被轉化為技術問題。最終，公共領域萎縮了。

但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這種批判是否找錯了靶子？這種錯位在于，法蘭克福學派的哲學家們大多將技術視為一種“自上而下”的壓制力量。

他們眼中的技術是摩登時代里巨大的齒輪，是奧威爾式（Orwellian）的監視塔。在哈貝馬斯的時代，技術是中心化的、自上而下的。

但在哈薩比斯的時代，技術是分布式的、由海量數據喂養的。它深深嵌入在全球化的商業競爭和利潤分配體系中。

哈貝馬斯強調“公共領域”的純粹性，他試圖將其從行政和經濟的侵蝕中剝離出來。但他可能沒有預料到，今天的“公共領域”本身就是由算法和算力搭建的。

當我們在社交媒體上哀悼哈貝馬斯、討論他的思想時，我們所依賴的底層邏輯——分發算法、流量變現、注意力經濟——本身就是他所擔心的那種技術異化。

還有一個更為關鍵的問題，那就是傳統的社會批判理論在面對硅谷的“AI天才”時，顯得力不從心。

社會學家們批評資本利用技術剝削勞動力。但他們難以解釋，為什么像哈薩比斯這樣的技術精英，其驅動力往往不是單純的利潤。而是一種近乎宗教般的、對“理解宇宙底層邏輯”的渴望。

古典批判理論認為技術是手段，目的是統治。而現代人工智能的締造者們認為，技術本身就是進化。目的是人類認知邊界的終極擴張。

在進化和魔盒之間

再回到《谷歌AI之腦》這本書。

盡管硅谷處處是宣稱自己是有效加速主義的創業者，但其實我們可以越來越清晰的看到，當今的技術精英們處于一種奇特的分裂狀態：他們白天在董事會討論如何更快地迭代模型，夜晚卻在思考如何給這頭怪獸套上枷鎖（Alignment）。

這種憂慮我相信不是虛偽，而是一種由于技術權力過于龐大而產生的存在主義危機。

在《哈薩比斯：谷歌AI之腦》中，這種傾向極其清晰。哈薩比斯不僅是一個圍棋高手和計算機天才。他更是一個試圖通過計算機模擬，來解構大腦奧秘的探索者。

對他而言，創造出能像人一樣思考、甚至超越人腦的AI，是人類文明為了自我認知而進行的必然躍遷。

這種“奇點臨近”的使命感，讓所有的商業博弈都顯得像是某種宏大敘事的注腳。

然而，在硬幣的另一面，那種關于“打開潘多拉魔盒”的恐懼從未真正消失過。這種恐懼并非來自對失業或隱私侵犯的淺層擔憂，而是奧本海默式的，一種人類未來是否會因為這一技術而消失的危機感。

當哈薩比斯在研發AlphaGo時，他面對的不僅僅是棋盤上的勝負。而是人類智能在特定領域被徹底碾壓后的心理沖擊。

當這種沖擊擴散到自然語言、視覺創作、蛋白質結構預測乃至科學發現本身時，技術精英們開始意識到，他們正在制造一個自己可能無法完全理解、更無法完全控制的實體。

過去的技術發明，如紡織機、蒸汽機，甚至是最初的計算機，其影響范圍尚在人類的解釋邏輯之內。

但生成式AI表現出來的某種“涌現”能力，已經開始脫離簡單的線性因果律。

我們不僅是在設計一個工具。我們是在創造一個潛在的對話者，甚至是某種意義上的“后人類”。

我們如何看待技術的外部效應？這已經不再是一個經濟學命題，而是一個哲學命題。如果技術真的成為了進化的下一級臺階，那么我們是否已經做好了作為硅基生命“過渡物種”的心理準備？

技術投降主義

大概總結了一下現在流行的技術批判，基本表現為兩種極端：一種是完全的順從，認為既然技術不可阻擋，那就放棄抵抗，成為數據的奴隸；另一種則是完全的消極回避，認為技術正在毀滅文明，于是退縮進某種文化懷舊的殼子里。

哈薩比斯的那段話之所以讓我感到興奮，是因為他在“技術”與“自我認知”之間建立了一種迷人的連接。

他說追求自我認知是生活的意義，而科學、半導體、計算機，都是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的手段。其實這與胡塞爾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中的判斷非常類似。他認為，科學的危機在于它背離了“生活世界”，背離了賦予其意義的人的主觀體驗。

為什么沙子加上銅就能創造奇跡？這不只是物理學的勝利，這是人類精神試圖理解宇宙、同時也試圖映射自身的最高努力。

如果我們僅僅把計算機看作是提高效率的工具，那我們確實陷入了哈貝馬斯所批判的工具理性陷阱。

但如果我們將其看作是人類探索自身認知極限的實驗場，那么技術就不再是壓迫性的意識形態，而是一種解放性的力量。

胡塞爾在晚年拼命呼吁我們要“回到事物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這意味著我們要穿過那些數字、算法、公式，回到最真實的人類體驗中去。

哈薩比斯在引言中提到的那段話，包括這本書中所傳遞的他的價值觀，整體內核依然還是樂觀的。他并沒有將計算機、半導體、沙子和銅視為冰冷的客觀存在。而是將其視為人類“追求自我認知”的路徑。這是一種高度肯定人的主體價值的表述。

如果科學和技術存在的意義，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理解“我是誰”，以及“世界為什么是這個樣子”。那么技術從來就不是禁錮我們的牢籠。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還是愿意對人工智能的未來保留一點天真的勇氣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