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新周報》，據《黨史縱橫》、《文史天地》

導讀：1989年11月20日，在回顧二野戰史時，鄧小平這樣說：“淮海戰役一打完，以后就沒有什么大仗了。真正打了一場的是西南剿匪戰斗，打得很漂亮。起義、投誠、俘虜的國民黨官兵就有90萬……”需知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起義、投誠和接受和平改編的軍隊總共也只有188 萬人，而西南這90萬起義、投誠、俘虜國民黨官兵教育改造難題的解決，堪稱一個空前絕后的輝煌勝利。

劉伯承、鄧小平、賀龍，英雄所見略同

1949年12月底，西南戰役結束后，國民黨軍起義、投誠、被俘官兵數目之大，是解放戰爭中最多的，有番號的單位達100多個，人員達90萬。其中，僅起義官兵就有56萬余人，也是解放戰爭中歷次戰役人數最多的。這些部隊，許多是在解放軍大軍壓境或被包圍的情況下，不得已而起義的，情況十分復雜。

起義后，這些部隊有的虛報人數，以增加同共產黨討價還價的資本；有的隱藏特務，包庇壞人；有的仍然抓兵征糧，騷擾地方，搶劫百姓；還有的散布謠言，進行反動宣傳，甚至故意開槍打炮，制造混亂；更有甚者，有少數部隊在國民黨特務分子的挑撥煽動下，與當地的土匪惡霸、幫會頭子勾結起來發動叛亂。

怎樣對待這么多情況復雜的起義部隊，是一項極其艱苦而且政策性很強的工作。

當時，起義、投誠部隊的中下層人員，由于受國民黨特務的蠱惑、欺騙，普遍擔心算舊賬。特別是在訴苦運動中，部分軍官惶惶不安，害怕過不了關。為此，作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劉伯承親自出面作宣傳解釋工作。

劉伯承

在一次會議上，他誠懇地說：“我們接收了大量的舊公務人員、起義軍人、投誠和俘虜人員。他們是后至者，他們要由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我們要管飯，要改造，要錄用，要整編。毛主席說：‘禹王治諸侯，后至者誅。這個政策是錯的。’后至者誅，誰還敢回到中國大家庭一起為人民大眾做好事呢？今天我們只要于人民事業有利，只要進步，只要愿意改造，為大眾服務，就可以一齊來干。”這一席話，安定了原國民黨軍政人員的情緒，使改造和整編工作得以比較順利地進行下去。

而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區政治委員鄧小平，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都認同：必須將這些人“養”起來，如果全部遣散，會造成社會動亂，那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

賀龍建議改造工作分類進行

1950年1月5日，賀龍和周士第、李井泉向中共中央軍委和劉伯承、鄧小平上報了對國民黨起義部隊處理意見的報告，認為應將國民黨起義部隊分為4類：一是地方系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領導的部隊，他們實力不大；二是國民黨嫡系正規軍，人數多，而且大部分是被迫起義的；三是地方游雜武裝，成分復雜；四是在解放軍包圍下放下武器的其他部隊。并提出，對不同情況的起義部隊采取不同的處理方法。

賀龍

賀龍等的意見受到黨中央及劉鄧肯定，遂由西南軍區政治部具體落實、執行。期間，西南軍區政治部又進一步完善，將起義、投誠的原國民黨軍隊，區分為5個不同類型，有步驟地開展工作。

第一類，系地方實力派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盧漢等人所屬的部隊，原則上，按他們的實際人數進行整編，給以番號，干部以其原有者為主，由解放軍派少數得力干部幫助其改造。

第二類，蔣軍嫡系胡宗南、孫震、羅廣文、陳克非、楊漢烈、朱鼎卿、張濤、王景淵等人所屬的部隊。這部分人數最多，受反動教育較深，但程度各有不同，總的方針是混編。先按其實有人數大約1萬人一個師為標準編成軍、師，不改名義，不戴解放軍的符號軍帽，集中整訓。爾后再與解放軍的軍、師編在一起，對多余軍官，則組成專門訓練機構（如在西南軍政大學和軍政大學分校中設立高級研究班或教導隊等）集中學習，待政治條件成熟后，實行混編。

第三類，系乘混亂收編部隊者。這部分人背景較為復雜，處理也不容易。第一步，即嚴禁其擴大部隊，并限期開至指定地點，集中整編；第二步，就是將部隊中的老弱及勞動農民資遣返鄉生產；其余的則分編在人民解放軍中，逐步改造（流氓分子不可遣散殃民）。

第四類，系地方團隊及游雜武裝。對這類部隊，則以不留在本地為原則，限其易地集中整編。集中后，分類遣散，對游民分子則編入正規部隊內改造。

第五類，系被俘部隊。其中，俘虜兵補入部隊，俘虜軍官送入俘官隊訓練，俘虜軍官的待遇，和起義、投誠軍官有所區別。

改造工作從下到上展開

當時，西南軍區組織了4個軍事工作團，由軍區副參謀長李夫克、軍區干部部長黃立清等負責，先后分別赴起義、投誠的部隊進行工作。派往起義、投誠原國民黨軍隊的工作團，人數一般為100至300人不等。最多的是川南軍區派往原72軍的工作團，干部戰士達1400余人。

劉伯承、鄧小平、賀龍規定，工作團軍代表的主要任務是：在起義部隊中進行政治教育，開展政治工作，實行政治、軍事和經濟民主，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把起義部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

軍代表到起義、投誠部隊基層以后，嚴格按照中央指示行動，同時采取訴苦會、對比會等形式，啟發原國民黨士兵認識兩種社會、兩種軍隊、兩種士兵的不同性質，很快提高了絕大部分士兵的階級覺悟，他們積極要求參加人民解放軍，爭取早日摘掉國民黨軍隊的帽子，取消舊番號，當一名光榮的解放軍戰士。

在改造國民黨起義、投誠下層官兵的同時，劉伯承、鄧小平、賀龍認為，要順利改造起義部隊，關鍵是要做好起義、投誠上層將領的工作。

劉、鄧、賀了解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盧漢等這些四川、西康、云南地方實力派人物，知道他們同蔣介石早有矛盾，被蔣視為異己，受到排斥和打擊。在解放軍進軍西南之際，他們率先起義，對加速西南的解放進程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劉、鄧、賀對他們的功績給予充分評價，主動團結他們，真誠地同他們交朋友，并聯名建議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劉文輝和從香港歸來的原云南省主席龍云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鄧錫侯、潘文華、盧漢、裴昌會、陳鐵等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裴昌會要求到地方工作，賀龍便推薦他擔任了川北行政公署副主任。

有拉有打，勝利完成改造任務

當時，工作團到各起義部隊后，絕大多數官兵的思想有了明顯轉變。然而，也有極少數軍官拒絕改造，甚至發動叛亂。

從1950年1月到6月的半年之內，起義、投誠部隊中共有27個單位、39萬余人叛亂，殺害軍代表等100余人。其中，僅云南暫13軍叛變的1個團，就殺害了江川縣委副書記、組織部長等80余人；貴州起義部隊叛變的占五分之二以上；駐川西的原國民黨第20軍楊漢烈部、第16兵團302師等部分別于1月至3月叛變，逃入深山。賀龍接到報告以后，立即派部隊平定，并指示平叛部隊“要狠狠地打，堅決鎮壓，不準漏網。”

在處理起義部隊叛變的問題上，賀龍非常注意把起義將領同少數反動軍官，廣大官兵和個別壞人嚴格區分開來。

第7兵團有數百人攜槍叛逃，司令員裴昌會甚為不安，打電話請示賀龍：“賀司令，是不是我把部隊的槍都下了？”賀龍答道：“不能下。”裴昌會又說：“現在有些部隊思想不穩定。不下槍，他們拖槍跑了怎么辦？”賀龍明確地告訴他：“起義部隊怎么能下槍呢？要按中央的政策辦。如果有人要跑，跑了以后再想法子解決。”

劉文輝

劉文輝的第24軍有數百人在雅安叛亂，劉文輝心里不安，主動找賀龍當面報告此事。賀龍安慰他說：“你不要慌，等把情況查清楚再處理。”幾天后，賀龍來到劉文輝家中，對他說：“事情已經查明，哪一級出事哪一級負責，你放心，我們決不會因為下級出事而牽連到上級。”

賀龍這種是非分明，胸懷博大，坦誠相待的態度，使起義將領十分欽佩，也愿意和他交往，從而保證了改造起義部隊的工作順利進行。

此次大整編，除遵照中央軍委命令將起義部隊中的3個兵團調往外區外，留下的2個兵團和5個軍，在4個月以后，都順利編入了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序列。這些部隊在后來的剿匪、進藏、正規化訓練和文化學習，以及支援地方經濟建設中，都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