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覺得曾希圣是個前后反差很大，讓人多少有些欲說還休的黨史人物。

早年的曾希圣就投身革命，為新中國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

曾希圣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資興縣，早年就讀于湖南省立第三師范，1922年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從事革命活動。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投身到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當1927年大革命遭受失敗，白色恐怖籠罩全國的危急時刻，他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革命戰爭年代，曾希圣長期從事黨的兵運工作和軍事情報工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曾希圣在我軍早期的軍事情報工作方面，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貢獻。

1932年，曾希圣在中央蘇區反“圍剿”斗爭中參與創建了主管情報工作的中央軍委二局，并擔任首任局長。在他的組織領導和親自參與下，軍委二局排除種種難以想象的困難，頑強地攻破了一個又一個難關，通過特殊的手段獲取了大量極其準確可靠的軍事情報。

在中央蘇區反“圍剿”的斗爭中，在二萬五千里的長征中，紅軍在戰斗中能做到知已知彼，百戰不殆，除了靠毛主席的軍事指揮藝術和廣大紅軍指戰員的英勇奮戰外，曾希圣領導的軍委二局及時提供大量的準確情報，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為表彰曾希圣的功績，朱德總司令和周恩來副主席于1933年代表軍委給他頒發了一枚二級紅星獎章。毛澤東主席高度評價和贊揚曾希圣和他領導的二局，說沒有二局，長征是難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

新中國成立之后，曾希圣作為封疆大吏，長期主政安徽，五十年代初期他勵精圖治，在安徽展開大刀闊斧的治水興農，發展工業，功不可沒。

但是，毋庸諱言，曾希圣在大躍進時期存在較大的工作失誤，犯了一定程度的“左”傾錯誤，急于求成、作風專斷、缺乏民主，一時之間安徽成了當時的重災區，不少的地方甚至出現了餓死人這樣極端嚴重的情況。

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的張愷帆晚年在他的回憶錄中回憶，當時他向省委反映他下到農村調查看到的真實情況，沒想到曾希圣不以為然：

曾希圣同志說：“老張啊，你受了騙了。老桂到桐城查出來很多糧食都堆在草堆里，查出來一兩億斤。你巢縣去年收成不比桐城差，應該有糧食的！”我十分苦惱。

在書中張愷帆還有如下一段回憶：

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同志參加安徽組討論，追問安徽餓死多少人，第一次報40萬，后來追問緊了，報到400萬，實際上約有500萬。

作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曾希圣對安徽的受災自然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初期對饑荒隱瞞不報、阻撓調查，導致中央未能及時干預，錯失救災良機。他的工作作風比較專斷霸道，聽不進批評和意見，與干部關系緊張，因此在七千人大會上受到集中批判。

左四為曾希圣

古人云，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好在曾希圣并沒有一路“左”下去，而是勇于改正錯誤，他帶頭在省委書記處會議上檢查了工作中的失誤，認真總結了經驗教訓，對農村合作經濟如何發展的問題，在理論和實踐上進行了廣泛的摸索和思考，鼓勵大家放開思路，研究各種辦法。

曾希圣還親自帶領工作組到生產隊進行試點，并根據試點的經驗，親自草擬提綱，形成《關于定產到田責任到人問題(草稿)》的文件，終于最后形成了“包工包產責任制加獎勵”的辦法，簡稱“責任田”。

這個辦法在得到了最高領袖的認可后，很快在安徽全省推廣。到1961年底，全省實行“責任田"的生產隊已占90.1%，農業生產得到了很快恢復和發展，社員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市場供應迅速好轉，城鄉干群普遍稱譽“責任田”是“救命田”。

當年曾希圣在安徽全面實行“責任田”，實際上是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經濟發展道路的一次意義重大的實驗，可惜的是，但為時不久，這一剛剛興起的新事物就受到錯誤的批判。

曾希圣本人因此受到指責，還牽連到下面的一批干部，對此他多次向中央和華東局表示：“責任田”是我提出推行的，責任由我個人承擔，不要涉及其他干部。

1965 年曾希圣轉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文革” 中遭到殘酷迫害，1968 年 7 月 15 日在北京含冤去世。10年之后的1978 年 7 月 18 日，中共中央為曾希圣平反昭雪，恢復名譽，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