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安徽廬江的周女士響應國家相關政策，在當地統一安排下接受絕育手術，術后出現身體不適癥狀，后續被認定為計劃生育手術相關并發癥，至今已歷經 39 年的求醫與訴求反映歷程。從術后長期受并發癥困擾，到診療過程中出現多起不規范情形、多地就醫難以獲得有效收治；從具備明確的并發癥鑒定、傷殘鑒定與相應政策保障依據，到相關責任單位未落實對應義務，其通過信訪與司法途徑反映的相關訴求，至今未能得到妥善解決。現年逾六旬的周女士生活難以自理，身體狀況持續面臨風險。

術后出現并發癥 診療過程遭遇身體損害

1987 年 3 月，周女士在當地統一安排下，于廬江縣某中醫院接受輸卵管藥物粘堵絕育手術。術后，她便出現頭疼頭昏、頸部硬脹、腹部疼痛等一系列癥狀，多年四處求醫未能得到有效診治。直到 2001 年，她被確診為重度盆腔靜脈瘀血癥，屬于計劃生育手術相關并發癥。

據當事人陳述，2002 年 5 月，其在安徽合肥某三甲醫院檢查并發癥的過程中，病歷記錄與病情實情不符，院方未如實告知病情，未為其提供治療。2002 年 6 月，其在一次并發癥治療中，醫院術前告知的手術方案為部分器官切除，卻在未經本人及家屬同意的情況下，實施了全子宮及雙側卵巢切除手術。

此次手術后，周女士的身體狀況急劇惡化，不僅原有病痛沒有緩解，還出現內分泌紊亂、器官功能迅速衰退等問題，后續又引發腸管下墜折疊、排便困難、漏尿等癥狀，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

據 2007 年相關司法鑒定文書顯示：廬江縣相關醫院手術協議要求行子宮及一側附件切除，而術中未征求當事人及家屬同意改行雙側附件切除屬醫療違規行為，存在醫療過錯；雙側附件切除后易發生卵巢早衰等病理情況，院方未采取相關激素替代治療等措施，導致患者癥狀加重，存在不足。鑒定意見明確，對周女士行雙側附件切除存在醫療過錯，其針對盆腔靜脈瘀血癥采取手術切除子宮及雙附件治療、術后未及時采取激素替代等治療措施亦存在不足，與周女士目前圍絕經期綜合征癥狀存在因果關系。

2013 年 8 月，經合肥市相關部門鑒定，周女士被認定為計劃生育手術并發癥二級甲等；2023 年，司法鑒定機構出具意見顯示，其雙側卵巢缺失構成三級殘疾，子宮、輸卵管缺失分別構成八級殘疾。

求醫歷程曲折 多地診療遇阻

在數十年的求醫過程中，周女士的診療經歷頗為曲折。早年在上級醫院檢查時，相關診斷結果未能全面反映其病情，致使她長期錯過更為合適的治療時機，相關情況反映后也未得到妥善處理。

2023 年 2 月、12 月，周女士在安徽合肥兩家三甲醫院全消化道造影檢查結果顯示，存在腸管墜掉到盆腔、腸管折疊的病癥。

2025 年，北京一家三甲醫院明確診斷出其盆腔靜脈瘀血癥、靜脈受壓等關鍵病因，但因事件涉及歷史遺留問題與責任界定復雜，最終未予收治。

長期以來，多家醫療機構出于責任界定方面的顧慮，對周女士的病情多持謹慎回避態度，使其逐漸陷入確診明確、卻難獲治療的處境，本可干預控制的病癥在拖延中不斷加重。

相關政策有明確保障 落地執行未到位

根據國家關于計劃生育手術并發癥的相關管理規定，符合條件的并發癥患者，應由施術單位及屬地相關單位承擔治療費用，并提供相應的醫療救治與生活保障。周女士的并發癥等級與傷殘情況，均符合政策救助與補償的相關條件。

但在后續的落實過程中，當年為周女士實施手術的廬江縣某中醫院及屬地相關單位，未依法履行應盡責任，既沒有為她安排規范、有效的定點救治，也沒有給出對應的合理補償。周女士拖著病體，長年輾轉各地求醫問藥，耗盡家財，相關訴求始終未能得到妥善解決。

多年通過多種途徑反映訴求 相關事項尚未妥善處置

為維護自身權益，周女士多年來持續通過信訪、訴訟等途徑反映問題。2014 年，相關部門出具信訪事項處理意見，稱其相關問題已得到解決。

2006 年至今，她先后多次提起民事訴訟，主張醫療損害賠償與治療責任，相關法院以屬于重復起訴等理由裁定駁回起訴。當事人主張的未經同意擴大手術范圍、并發癥損害后果、新的傷殘鑒定等相關事實，未進行實體審理，其核心訴求未得到司法裁判。

在此過程中，周女士的訴求反映之路接連遇阻，曾因反映問題、求醫等相關事項被判處刑罰，處境愈發艱難。

當事人身體狀況持續惡化 相關訴求亟待回應

如今，年過花甲的周女士身體狀況持續惡化，她的訴求主要為：希望由上級衛生健康部門協調優質醫療資源，為其開展規范治療；查清診療過程中存在的不規范問題，督促相關責任單位依法承擔全部治療費用與傷殘補償；對信訪答復相關問題予以核查，讓其近四十年的病痛與損失得到合理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