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實控人刑事風險防控系列（十二）違規披露罪的重大性迷思

引言：那個以為“金額不大就沒事”的董事長

某上市公司實控人周某，在公司年報中虛增利潤800萬元。他仔細算了算：公司當期披露利潤總額3億元，虛增比例僅2.67%，遠未達到30%的刑事立案標準。他以為，這是“安全操作”。

半年后，他被刑事立案。

周某不解：2.67%遠低于30%，為什么還構成犯罪？

答案在于：他忽略了違規披露罪的另一條入罪路徑——重大事項隱瞞。 他虛增的800萬元利潤，是通過虛構一筆關聯交易實現的。而這筆關聯交易，涉及的是公司與實控人關聯方之間的利益輸送，屬于《證券法》規定的“重大事件”。

法院認定：該信息雖金額占比不大，但屬于“可能對投資者決策產生實質性影響”的重大事件，其虛假陳述已構成犯罪。

這個案例揭示了一個所有實控人都必須理解的概念：“重大性”的認定，從來不只是“比例”問題。

一、“重大性”的雙軌認定標準

根據《立案追訴標準（二）》第六條，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入罪標準，包含兩條并行的路徑：

（一）路徑一：財務數據造假的比例標準

虛增、虛減資產、營業收入、利潤達到當期披露總額30%以上，即構成犯罪。

這是最直觀、最容易理解的路徑。 許多實控人對違規披露罪的認知，就停留在這個層面——只要把虛增比例控制在30%以下，就是安全的。

（二）路徑二：重大事項隱瞞的實質標準

未按照規定披露的重大訴訟、仲裁、擔保、關聯交易以及其他重大事項，所涉及的數額連續十二個月累計達到最近一期披露凈資產的50%以上，或者導致100萬元以上直接經濟損失，即構成犯罪。

這是容易被忽略、卻更危險的路徑。 因為“重大事項”的認定，涉及一個更復雜的問題：什么是“重大”？

二、“重大性”的司法認定：從形式到實質的演進

（一）形式標準：以《證券法》列舉為準

《證券法》第八十條、第八十一條明確列舉了“重大事件”的范圍，包括：

公司的重大投資行為、重大購置財產的決定；

公司訂立重要合同、提供重大擔保；

公司發生重大債務、重大虧損；

公司生產經營的外部條件發生重大變化；

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發生變動；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東持股情況發生較大變化；

公司減資、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請破產的決定；

涉及公司的重大訴訟、仲裁；

公司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調查，公司董監高涉嫌犯罪被采取強制措施。

如果信息屬于上述列舉范圍，通常直接被認定為“重大”。

（二）實質標準：以投資者決策影響為準

但司法實踐的演進在于：“重大性”的認定，已經從“形式列舉”向“實質影響”演進。

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明確：虛假陳述內容屬于《證券法》規定的重大事件，或者屬于監管部門規章要求披露的重要事項，或者虛假陳述導致證券交易價格、交易量的明顯變化，均應認定為具有“重大性”。

這意味著：即使信息不在法定列舉范圍內，只要其對投資者決策具有實質影響，就可能被認定為“重大”。

（三）最高檢指導案例的啟示

在最高檢第五十五批指導性案例中，檢例第220號（某公司“扇貝跑路”案）明確：對于涉及公司核心資產狀況的信息，即使金額占比不大，也可能被認定為“重大”。

該案中，公司通過修改采捕面積虛減成本，雖然虛增利潤占比較高，但法院特別強調：信息是否重大，不僅要看金額比例，還要看其對投資者判斷公司價值的影響程度。

三、容易被認定為“重大”的四類“小事項”

基于司法實踐，以下四類“小事項”極易被認定為具有“重大性”：

（一）涉及實控人自身的負面信息

如實控人涉及重大訴訟、被采取強制措施、股權被凍結等。這些信息雖不直接影響當期利潤，但直接影響投資者對公司的信任基礎。

典型案例：某公司實控人因個人債務被起訴，股權被司法凍結，公司未及時披露。雖然該事項金額占比不大，但法院認定：實控人股權凍結直接影響公司控制權的穩定性，屬于“重大事件”。

（二）涉及關聯交易的異常信息

如與實控人關聯方之間發生的、定價明顯不公允的交易。這些信息雖單筆金額不大，但可能揭示利益輸送的“冰山一角”。

典型案例：周某案中，虛增利潤僅800萬元、占比2.67%，但因該利潤來源于不公允的關聯交易，法院認定其屬于“重大事件”。

（三）涉及核心資產的變化信息

如核心子公司股權轉讓、核心知識產權質押、核心資產被查封等。這些信息直接關系公司“家底”，金額再小也可能被認定為重大。

（四）涉及行業政策風險的敏感信息

如公司主營業務涉及的政策發生重大調整、主要客戶或供應商出現重大異常等。這些信息雖不直接反映在報表中，但對公司未來經營具有決定性影響。

四、“重大性”認定的司法審查要點

在違規披露案件中，司法機關會從以下維度審查信息的“重大性”：

（一）信息性質：是否屬于法定重大事件？

首先審查信息是否屬于《證券法》第八十條、第八十一條列舉的范圍。如果是，通常直接認定為重大。

（二）信息影響：是否可能影響投資者決策？

如果不在法定范圍，則審查信息是否可能對投資者決策產生實質影響。司法機關會參考：

信息發布后的股價反應；

專業投資機構的分析判斷；

同行業公司的披露實踐。

（三）信息金額：是否達到披露標準？

對于需要“累計計算”的重大事項，審查其金額是否達到法定標準（如擔保累計達凈資產50%）。但金額本身不是唯一的判斷依據。

（四）信息與股價的關聯：是否引發明顯變化？

如果信息發布后引發股價、交易量的明顯變化，通常反證了信息的“重大性”。

五、對實控人的三點警示

（一）不要只盯著“30%”

30%的比例標準雖然直觀，但絕不是唯一的紅線。對于涉及實控人自身、涉及核心資產、涉及關聯交易的信息，哪怕金額再小，也要審慎評估是否應當披露。

（二）不要低估“累計計算”的威力

訴訟、擔保、關聯交易的累計計算規則，可能讓您以為的“小事項”在不知不覺中跨越50%的紅線。建立動態監控臺賬，是規避這一風險的必要手段。

（三）不要試圖用“比例不高”解釋一切

在案發后，試圖用“虛增比例不高”來辯解，往往難以被采信。司法機關會問：如果比例不高，您為什么要造假？如果比例不高，您為什么隱瞞？這些問題往往難以回答。

【團隊視角】如何識別“重大性”的隱形紅線

在辦理大量違規披露案件后，我們深刻體會到：“重大性”認定的最大風險，不在于那些顯而易見的“大事項”，而在于那些看似不起眼、實則敏感的“小事項”。

我們團隊在為客戶提供信息披露合規服務時，核心工作之一就是幫助識別這些“隱形紅線”：

重大事項識別：審查公司日常經營中產生的各類信息，識別其中哪些可能被認定為“重大”；

累計監控臺賬：建立訴訟、擔保、關聯交易的動態累計臺賬，實時監控是否逼近50%紅線；

披露邊界咨詢：對存疑的披露事項，提供專業法律意見，明確“披露或不披露”的法律后果；

危機應對預案：當問題發生時，協助制定應對策略，包括是否補充披露、如何回應監管問詢。

需要強調的是：信息披露的核心原則是“實質重于形式”。當您猶豫“這個信息要不要披露”時，不妨問自己：如果我是投資者，我希望知道這個信息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它就是“重大”的。

如果您對重大事項的披露邊界存在疑問，歡迎與我們聯系，獲取團隊編寫的《上市公司重大事項披露指引》。

王科棟律師團隊 ｜ 專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刑事風險防控
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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