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對外開放持續向高價值領域深化拓展

文?/?周東洋

春潮涌動，萬象更新。全國兩會如期而至，世界目光聚焦中國。作為 “十五五” 開局之年的重要盛會，今年兩會再次奏響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時代強音，為中國式現代化標注開放坐標，為不確定的世界注入寶貴確定性。

《中國對外貿易》邀請華僑大學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院教授胡麒牧，中央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院副教授劉春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發展促進中心副研究員楊成玉，對外經貿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張美晨，聚焦兩會對外開放熱點議題，匯聚觀點、凝聚共識，展現中國堅定不移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信心與擔當。

《中國對外貿易》：如何評價我國“十四五”規劃時期對外開放取得的成就？您最感到振奮、最關注的是哪一方面？

胡麒牧：首先，需將“十四五”時期的對外開放成就置于同期外部環境的大背景下分析。“十四五”時期，我國面臨兩大不利因素：一是世紀罕見的新冠疫情，全球產業鏈因此停擺；二是中美大國博弈、貿易摩擦加劇，各類風險持續上升。在克服這兩大不利影響的基礎上，我國持續擴大并深化對外開放，取得的成就實屬不易。

從規模來看，我國穩居全球最大貨物貿易國地位，與第二名的規模差距顯著，這背后是我國制造業全球競爭力的直接體現。從結構來看，我國對外貿易結構持續優化，市場布局從最初高度依賴歐美發達國家，逐步向東南亞、拉美、非洲及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均衡發展。同時，對外開放領域不斷拓展，從最初的產品出口領域逐步延伸至服務領域，大力拓展標準、制度層面的制度型開放，如華為5G專利相關的服務標準輸出。這類開放的復雜程度和實施難度更高，也體現出我國將對外開放提升至新高度，持續向高難度、高價值領域深化拓展。

從模式來看，我國對外開放實現升級創新，從最初單一的出口導向模式、長期貿易順差，轉向主動追求貿易平衡，既推動高質量“引進來”，也在新興領域擴大出口，尤其依托數字化模式深化開放，如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及的數字貿易、數據要素開放等。對外開放始終瞄準產業前沿、發展熱點、高附加值領域及產業演化方向，在新模式上持續探索。

我最振奮且關注的，是新興產業領域的對外開放，其背后是我國新興產業全球競爭力的顯著提升。這一現象體現出我國的發展底氣：近年來，我國在中高端產業、全球技術前沿領域大力拓展對外開放，說明我國在這些領域的競爭力已顯著增強，不再畏懼國門打開后的外部沖擊，反而希望通過引入競爭，依托市場機制進一步激發創新活力、提升產業競爭力。新興產業領域的對外開放，涉及跨國的體制、規制、制度、標準對接，以及多邊框架下的協調工作，實施難度大，但一旦推進落地，能為我國對外開放帶來可觀的新增量，包括市場增量和產業增長增量，因此新興產業領域的對外開放值得重點關注。

劉春生：我最關注的是制度型開放從試點走向全面落地，規則、規制、管理、標準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加快對接，營商環境更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為穩外資穩外貿提供了長期支撐。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促進外資境內再投資等部署最令人印象深刻，釋放出持續擴大開放、穩定外資預期的強烈信號。

“十五五”時期，我國對外開放將向更高水平制度型開放邁進，重點在規則對接、服務業開放、吸引外資新優勢上發力。外資在華將迎來更穩定透明的制度環境、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制造業、高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等領域機遇持續增多，長期在華發展、擴大再投資的條件更加有利。

《中國對外貿易》：今年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關擴大對外開放的內容中哪一點您感受最深刻？“十五五”開局之年，您如何理解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中有關2026年對外開放工作的安排？

胡麒牧：政府工作報告中讓我感受最深刻的是有序擴大數字經濟領域開放的相關表述。當前，多國出于國家安全考量，限制數據要素流動，忽視了數據要素的市場價值釋放，而我國將這一內容納入政府工作報告，專門提出有序擴大數字經濟領域開放，體現出我國的發展魄力，也表明我國希望在產業前沿領域依托數字經濟賦能，釋放數據要素的更大價值。

對于2026年對外開放工作的安排，我有三點理解：

第一，對美經貿應對更趨自信、自如。我國貿易格局持續優化，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經貿合作深化，應對美國單邊制裁的能力不斷提升。美國的貿易制裁措施反而給自身經濟增長帶來巨大不確定性和波動，后續其出臺關稅、封鎖等政策的邊際效應將大幅下降，甚至難以引發市場波動。同時，我國堅持“以我為主”的發展思路，大力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擴大內需等戰略舉措，形成了對美國因素擾動的有效對沖。

第二，對外開放向新領域、新模式深度深化。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用較大篇幅、詳實的內容部署投資領域、金融領域、服務貿易領域的開放舉措，同時聚焦電商新模式、數據要素新領域的開放，這些領域此前并非我國對外開放的重點，如今不僅明確方向，還提出需出臺落實的專項行動。這一變化體現出我國對外開放的深化，也彰顯了我國在新領域、新模式開放中的底氣。

第三，產業鏈國際化布局向更高質量、更低風險升級。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引導企業優化全球布局，此前企業的全球化布局多是自主自發依托市場機制推進，易受地緣政治事件等不可抗力影響，出現市場機制失靈的情況。政府的引導，能夠提前幫助企業規避風險、優化布局，推動我國以更高級的形式、更低的成本和風險完成新一輪國際化布局。

楊成玉：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將“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置于突出位置，其中制度型開放是“十五五”時期對外開放的主線。這一部署精準契合全球開放趨勢與中國發展需求，即通過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完善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建設國家數字貿易示范區等安排，從“要素流動”向“規則聯通”升級，為“十五五”時期對外開放定向定調。

張美晨：我感受最深的，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對外開放部分把“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拓展國際循環”放在了總牽引位置，并且在“擴大雙向投資合作”中，優先強調“深化外商投資促進體制機制改革、保障外資企業國民待遇、促進外資境內再投資、擴大本地化生產”。這不是簡單的表述變化，而是釋放出一個更清晰的政策信號：在“十五五”開局之年，我國對外開放不再主要被理解為“為國內循環補充要素和市場”，而是更突出把開放作為制度供給與改革牽引，通過更可預期、更可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的制度安排，去做深做實國際循環，以開放帶動更高質量的發展。

另外，我還注意到，政府工作報告在“積極擴大自主開放”里，把規則、標準、制度安排等放在了更靠前的位置——這意味著對外開放越來越不是“硬性的準入放開”，而是更強調一整套可預期、可對接、可落地的制度接口。例如，負面清單壓減、數字領域開放的有序推進、以及加入高標準協定進程等，本質上是在用規則和標準先行，去處理跨境合作中大量“看不見但很耗成本”的摩擦。這種開放取向，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表述里體現得尤其明顯：不僅做“硬聯通”，更強調“軟聯通”“心聯通”，并突出戰略對接、規則銜接、標準協同、以及像“智慧海關”這類制度與治理工具的合作。其指向是清晰的——在國內外形勢復雜變化的今天，擴大對外開放進行國際合作的真正的瓶頸往往不是關稅，而是規制差異、合規成本、通關與認證、數據與服務流動約束、爭端解決與政策不確定性等“隱性摩擦”，而規則標準先行，就是在系統性降低這些制度性交易成本。

《中國對外貿易》：您如何展望“十五五”時期中國的對外開放進程？

胡麒牧：展望“十五五”時期的對外開放進程，結合數字貿易發展趨勢，主要有兩點看法：

第一，“十五五”時期是我國企業深化“走出去”的關鍵階段，企業全球化資源配置能力將邁上新臺階。隨著企業國際化布局的深化，產能、研發等環節已大量布局海外，不再局限于產品出口，這意味著海外將成為我國價值創造的重要陣地。此前我國經濟增加值主要在國內創造，而未來參照先發國家經驗，GNP的統計價值將逐步凸顯，中國資本、中國企業、中國人才在海外創造的經濟增加值將大幅提升，這也將成為我國對外開放模式的重要變化。

第二，“十五五”時期數字貿易將迎來爆發式增長，成為我國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新增量，而這一發展需充分結合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去年以來，我國人工智能大模型研發取得長足進步，算力、算法約束得到緩解，通過系統集成實現算力優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高端芯片“卡脖子”帶來的沖擊。今年年初，人工智能體的落地應用已在部分領域進入商業化階段，如智能體完成線下消費場景的操作，標志著人工智能對產業的賦能進入新階段，實現了“虛擬世界照進現實”，具備調動線下資源的能力。

這一能力從C端消費場景向制造業移植后，將產生巨大價值：人工智能體可調動生產線、調節產能，統籌生產、銷售、交付全流程，依托人工智能技術的量變積累，數字貿易領域有望涌現諸多新模式。在此背景下，市場對數據跨境流動的需求將在“十五五”時期迎來爆發式增長。抓住這一發展機遇，需要我國持續完善數據跨境流動相關機制、創新數字貿易模式、推動新技術落地應用。

張美晨：對“十五五”時期中國對外開放的展望，我會想到兩個方面：首先，不只是“擴大規模”的開放，而是以規則、標準等制度供給為牽引、以“軟聯通”為抓手推動治理能力全面提升，降低國際合作中的制度摩擦，使跨境經營風險更可控、預期更穩定；其次，不只是強調企業“引進來”和“本地化”，也更強調主動“走出去”和“再投資”的雙向配置與互動互促，且服務、數字、綠色等新業態新模式的作用將日益凸顯，服務全球價值鏈的重構與升級。

從全球價值鏈角度看，“十五五”階段要進一步提升中國的“存在感”，關鍵不在于出口總量本身，而在于兩件事：一是更深地嵌入關鍵環節，二是更強地獲得價值分配權。

第一，企業層面正在發生重要轉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經歷了從被動嵌入全球分工，例如，以加工裝配、代工為主，到如今以科技型龍頭企業為牽引的主動出海、全球化經營。下一階段的“真正走出去”，不是把產能搬到海外那么簡單，而是要把研發、標準、品牌、渠道、供應鏈組織和本地化服務體系一起帶出去，形成“全球配置資源、全球組織生產、全球服務市場”的能力；同時在合規、數據治理、知識產權保護、爭端解決等方面形成體系化能力，才能把隱性摩擦轉化為可管理的經營成本。

第二，配套的全球價值鏈評價體系也需要相應調整。“十五五”時期非常有必要建立一套與國際收支框架相銜接的全球價值鏈核算框架：不僅看貿易賬戶里貨物與服務的“實物流轉”，更要看經常賬戶里由資本、技術與無形資產帶來的收益分配——比如境外投資利潤與再投資收益、股息利息、知識產權使用費、技術許可、數字化服務與平臺型收入等。因為在全球價值鏈競爭中，決定一國真實收益的往往不是“出口了多少”，而是“在鏈條里拿到了多少價值”，以及這些價值最終以何種形式回流到本國居民與企業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