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6警察千里奔赴“跨省”自媒體人為哪般？

賓語｜文

賓曰語云（ID：Lzkj328）｜出品

一場跨省電話傳喚，三篇基于法院判決書、檢察院起訴書和公開證據的文章，一個正在接受紀委調查的民警——這一切拼湊出的，不是法治的嚴謹，而是權力的任性。

2026年1月27日，賓曰語云接到重慶市兩江公安分局金山派出所范警官的跨省電話傳喚，理由是我發布的《》《》《》三篇文章涉嫌侮辱、侵犯隱私。然而，這三篇文章的內容，均來源于江北區人民法院的民事判決書、銅梁縣人民檢察院起訴書、銅梁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以及渝北區法院的調查筆錄。換言之，這是一個以公開司法文書為基礎的輿論監督行為。

耐人尋味的是，就在三個月前，賓曰語云在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庭上，當庭實名舉報何某某涉嫌強奸的犯罪線索，至今杳無音訊。而何某某一紙控告，公安便迅速立案、跨省傳喚，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范警官們急著“遠洋捕撈”，究竟為哪般？

民事案子，為何非要警權介入？

何某某與多家的名譽權糾紛，本質上是民事案件，正在法院審理中。我國法律體系下，民事糾紛與行政、刑事案件的邊界是清晰的。即便當事人認為名譽權受到侵害，也完全可以通過民事訴訟途徑解決，而非動用公權力對公民進行跨省傳喚。

更關鍵的是，公安機關在接到報案時，理應對案件性質進行基本判斷。三篇文章的內容，均來自司法文書和公開證據，屬于典型的基于公共利益的輿論監督。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只要內容基本屬實、沒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內容，就不應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范警官們但凡做一點常識性分析，就該明白這不屬于《治安管理處罰法》調整的范疇。

但他們沒有。不是不能，而是不想。

明知違法，為何甘冒風險？

范警官不可能不知道《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一十八條：“異地執行傳喚應該在協作地公安機關協助下執行，不得擅自異地傳喚。”更不可能不知道公安部《公安機關異地辦案協作“六個嚴禁”》明確要求“嚴禁未履行協作手續跨區域傳喚，違規將被追責”。

但范警官不僅電話傳喚，還聲稱已經郵寄傳喚證。這一系列操作，完全踩在違規的紅線上。 正如兩江公安分局警務督察支隊的答復所言：“范警官肯定做的不對。”經辦民警更是明確告知：“范警官肯定做的不對，我們督查部門發現問題之后馬上就制止了，郵寄傳喚證‘根本就沒有這個事兒’。”

這一細節值得深挖：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事實，卻被范警官當作執法依據告知當事人——這究竟是業務能力的嚴重缺失，還是故意為之的施壓手段？

知名媒體人大漠魚對此一針見血地指出：“警方跨省傳喚賓語，最終被督察部門認定郵寄傳喚證‘根本就沒這回事’，那么誰在公器私用？這個問題必須得說清楚。”

是的，必須說清楚。當執法者以虛構的傳喚證為籌碼進行“隔空施壓”，當“依法傳喚”變成“編造文書嚇人”，這已不是簡單的程序瑕疵，而是對執法公信力的根本性侵蝕。

六人遠征，興師動眾為哪般？

更令人震驚的是后續發展。

在電話傳喚被督察部門認定為違規之后，金山派出所并未就此收手。3月31日，一行六人，駕駛一輛天津牌照的廣汽傳祺白商務商務車來到安徽，對當事人進行“跨省”行動。 名義上，他們聲稱是找賓曰語云作為證人取證。

此事太有違常理。六名警務人員，千里迢迢跨省行動，就為了對一個自媒體文章的發布者“取證”？ 這陣仗，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偵辦什么驚天大案。可實際上，這不過是一起涉及名譽權的民事糾紛，文章內容還全部來自公開的司法文書。

取什么樣的“證”，需要六人成行、千里遠征？這是什么“案”，值得動用如此規模的警力資源？

興師動眾至此，勞師遠征如斯，這哪里是“取證”，分明是“示威”。 六人一車跨省而來，與其說是為了查明事實，不如說是為了傳遞一個信號：不管程序是否合規，不管督察是否叫停，該做的事還是要做，該“關照”的人還是要“關照”。

處理結果未出，新的“遠征”已來

最令人不安的是時間線。

1月27日，范警官實施違法跨省傳喚。隨后，重慶市公安局直查后交給兩江公安分局督察部門介入調查，確認范警官存在執法問題，案件移交紀委處理。截至3月31日，紀委的調查處理結果尚未公布，范警官仍在接受調查之中。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因違法辦案民警正在接受調查的派出所，相關民警尚在處理程序之中，新的“遠征”卻已經悄然成行。 金山派出所一行六人，駕駛天津牌照商務車，千里迢迢奔赴安徽。這種“邊調查、邊繼續”的操作，讓人不得不質疑：如果范警官的違法辦案只是個人行為，為何在他被調查期間，派出所層面還能組織如此規模的跨省行動？如果這套操作邏輯已經因違規被叫停，為何同一系統內仍在延續同樣的模式？

一個正在接受調查的違法行為，不僅沒有被徹底糾偏，反而在調查期間升級為六人遠征。這讓人如何相信，這些行動是出于公心，而非某種根深蒂固的慣性？

雙重標準，撕開權力的底色

對比一下，反差更加刺目：

賓曰語云當庭舉報何某某涉嫌強奸——這是嚴重的刑事犯罪線索，且舉報內容全部出自渝北區法院對證人熊某某、余某云等人的調查筆錄，分明就是一份公開的舉報信。然而，這份舉報信至今石沉大海，沒有任何信息反饋。

何某某控告三篇文章——這是民事糾紛范疇，文章內容均來自司法文書等，分明就是公開的輿論監督。然而，當地派出所卻雷霆出擊，不僅立案傳喚，更在督察叫停后依然派出六人跨省遠征，效率之高、力度之大令人嘆服。

一個需要保護的舉報，被無視；一個需要限制的控告，被放大。 這種反差，無法用“依法辦事”來解釋，只能用“看人下菜”來理解。

范警官在電話中那句“雖說證據都有，那些事兒也不應該由你發出來”，將這種邏輯暴露無遺：不是你說的是否真實，而是你“有沒有資格說”。 這種邏輯，與渝北區法院李超法官“一個人有多少淫亂行為，媒體都不能說他‘淫亂’”的論斷如出一轍。當權力者認定“不該說”時，即便證據確鑿，也不能說。

三只“如意鳥”，打的什么算盤？

相關人士分析，范警官們急著跨省傳喚，甚至不惜六人遠征，很難說背后沒有藏著三只“如意鳥”：

其一，為何某某與媒體的二審鋪路。 何某某與澎湃新聞、記錄劉杰、賓曰語云等多家媒體、自媒體的名譽權糾紛二審尚未宣判。如果此時能讓被訴方“低頭”或“消聲”，無疑會為何某某在訴訟中增添籌碼。

其二，為違法辦案的范警官“減負”。 紀委對范警官的調查正在進行中，若此時能以“對方也有問題”來模糊焦點，或許能為范警官的違規行為找到開脫的理由。這種“邊調查邊施壓”的操作，時間上的巧合令人難以忽視。

其三，對何某某有交待的同時打壓媒體。 何某某作為當地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其“能量”不容小覷。公安的快速介入、六人遠征，本身就是一種“交待”。而這種介入的威懾效果，不僅針對賓語一人，更是對所有可能關注此事的媒體的一次“警告”。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雖說證據都有，那些事兒也不應該由你發出來”——這句話，是整起事件最值得警惕的信號。

在法治社會，記錄和評說社會不良現象的權利，不應由某個執法者的主觀判斷來決定，而應由法律來劃定邊界。 如果執法者可以依據“應不應該”來選擇性執法，那么權力的邊界便消失了，法律的權威便坍塌了。

范警官在接受調查的當天，兩江公安分局的督察人員明確表示：“范警官肯定做的不對。”經辦民警更是直言郵寄傳喚證“根本就沒有這個事兒”。這說明，從專業角度看，這起傳喚的違法性是明確的。 但問題在于，為什么明知不對，還要去做？為什么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傳喚證”會被當作執法工具使用？為什么在督察叫停之后，還能組織六人跨省遠征？為什么舉報刑事犯罪的線索無人問津，而民事控告卻能得到“VIP服務”？為什么在范警官被調查期間，類似的“遠洋捕撈”操作仍在繼續？

這些問題，指向的不是某個民警的個人問題，而是某種扭曲的權力生態——在這種生態中，公權力可以因為“需要”而選擇性啟動，可以因為“關系”而突破程序，可以因為“壓力”而罔顧法律。更可怕的是，當一個違法辦案的民警被調查時，這套邏輯并沒有被叫停，而是換了一種方式繼續運行，甚至升級為更大規模的行動。

一個正在接受調查的違法行為，尚且不能阻止新的、更大規模的不當行為發生——這本身，就是對法治最沉重的嘲諷，也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最赤裸的背離。

大漠魚的追問值得每個人深思：“誰在公器私用？”當虛構的傳喚證被用來嚇人，當六人遠征成為“取證”的標配，當民事糾紛被升級為跨省行動，當舉報人反成被傳喚對象——公權力這臺機器，到底在為誰服務？

欲加之罪的思維必須休矣，公權力的濫用必須遏制。當權力者可以隨意劃定“能說”與“不能說”的邊界，當民事糾紛可以輕易升級為行政傳喚，當舉報人反成被傳喚對象——法治的根基，便在一次次“遠洋捕撈”中被侵蝕。

紀委已經介入調查，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但僅處理一個范警官，遠遠不夠。需要追問的是：是誰給了范警官“跨省傳喚”的底氣？是誰批準了六人跨省遠征的行動？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傳喚證”為何能成為施壓的工具？這種選擇性執法的邏輯，為何在調查期間仍在延續？何時才能真正被斬斷？

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必須在法律框架內行使。任何試圖用權力壓制言論、用意志取代法律的行為，都是對法治的踐踏，都是對公眾權益的損害。唯有讓權力回歸法治軌道，讓法律成為劃定言論邊界的唯一準則，才能避免更多的“遠洋捕撈”在法治的天空下橫行。（作者：賓語）（賓曰語云微信公眾號：lzkj328）

來源 | 賓曰語云 ID號：lzkj328

編輯 |夏荷

審稿 |常夕

出品 | 賓曰語云 ID號：lzkj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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