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小說家、符號學大師艾柯在其著作《美的歷史》的最后一章提出，當代女性美不再服從于單一的審美觀，而是走向多元化，嘉寶、赫本、克勞馥等不同風格的影星可以并存的電影文化就是有力的證據。

當代女性美真的走向多元化了嗎？艾柯說的有一定道理，不同風格的影星可以分據市場，吸引不同的觀眾，然而，他忽視了這很大程度是電影公司和影星制度“制造”的結果，當電影需要觀眾把女演員看作女神，其包裝、化妝、發布的消息就傾向把女星神秘化；當電影需要觀眾把女演員看作是鄰家女孩，其宣傳策略就是拿女性的緋聞、結婚、生子、購物等當炒作素材。在外表的風格包裝方面，也是基于對競爭市場的預測。夢露是性感女神，赫本是清純少女；TWINS在艷照門之前是打玉女牌，如今被緋聞所苦，就得重新定位。對于這些女星而言，美是包裝、展示與出演的風格效果。

縱使是有各種風格的明星活躍在屏幕，明星所代表的美依然是非常單一的，其標準依然是非常嚴苛的，有些標準幾乎很難被挑戰，如苗條，年輕，時尚。眾人都慨嘆唐代的審美風尚一去不返，而就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上海，其畫報、廣告、日歷所展示的美女，依然豐腴。但當代的明星視“豐腴”為意外事件，如林芳兵為演楊貴妃而增肥，這是為了重現歷史之美，是僭越了當代美的標準，演員是為此而作出“犧牲”。

苗條成為一個強迫性的律令，乃至于蘇珊·波爾多稱之為“苗條暴政”，她進一步分析說，苗條的審美標準，是社會文化把高效率、現代感、自我約束、節約空間等價值觀投射到女性的身體之上。確實，那些骨感的美女，無論是維多利亞·貝克漢姆，還是王菲，都以其骨感顯示某種機器般的緊致、堅挺之美。近年特別受追捧的范冰冰、周迅、張柏芝的“錐子臉”也是這種審美的產物，小臉為美，這與苗條理想一脈相承。問題是，這樣的美對大多數女性而言意味著酷刑，寬臉的女人惟有削骨磨腮墊下巴才可能有小臉，小臉的女人也不能一勞永逸，日常吃飯還不能用力咀嚼，以免咬肌變得肥大。

年輕化更是明星文化所孜孜以求的。在鏡頭下生活的明星，自甘成為攝影機、燈光和角度的奴隸，皺紋和斑點都是不容出現的，更重要的是，明天要比今天更光彩照人，更年輕美麗。趙雅芝的駐容術因而成為大眾夢寐以求的秘笈，眾人都希望能夠獲得這樣的秘笈。趙雅芝現象是明星文化恐懼衰老的反面代表，如果說林志玲以30歲走紅挑戰了“出名要趁早”的名言，那么，趙雅芝展示了另一個超越年齡的可能。五十歲是步入老年人的一個分界線，也是很多女性息影的年齡。50歲是讓自己優雅地老去，還是頑強地抵抗衰老？不少女星選擇了后者，麥當娜大姐在50歲時穿著讀初中的女兒的校服出來秀年輕，劉曉慶在五十多歲時還扮作少女。明星文化視年輕為頂禮膜拜的神靈，衰老是最可怕的詛咒。優雅老去的說法顯得很傻很天真，自然是美的說法也顯得很假很暴力。

明星文化帶動一種“人工的美”，雖然其形象宣傳還是竭力掩飾明星整形、美容的事實，但它并不諱言明星的美是“做”或“養”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女性美的觀念是稍微松動了，換言之，美不再是少數天生尤物的專利，也不是養尊處優的貴族才可以享有。一方面，不同階層的女性均可有享受美的條件，時尚大眾工業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階級的鴻溝，當代的時尚美容工業確實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更加大眾化；另一方面，整形手術所代表的人工美也不再是羞恥和虛榮的代名詞，人工塑造出來的美逐漸被接納。從這個角度說，當代的審美標準是“民主化”和“多樣化”了。

然而，我們需要分清，這種看似給女性帶來選擇空間的美麗消費，其實是花樣翻新的奴役。當代的美麗事業所帶來的風險，一點也不比古代的纏足低。節食減肥而導致的極度饑餓感、無力感、厭食癥，是對身體持續的折磨，現在已經成為城市和發達國家的流行病；美容整形手術給身體帶來的直接后遺癥，讓很多女性承受的疼痛不亞于纏足，而其健康的隱患比纏足更甚，植入的假體一輩子都有可能出現并發癥；抽脂、拉皮也會改變身體的代謝機能，所謂的百分百安全的整形手術只是廣告制造的神話，是醫生的虛假承諾。

當代女性解放了嗎？自由了嗎？當代女性說起纏足，好像說的是古老愚昧的一群女人。在很多人的觀念里，我們是新社會里新生的一代，可以主宰自己的命運，可以自己的身體自己做主。事實上，我們跟纏足的祖輩一樣，都在文化的強迫之下修飾自己的身體，在美的名義之下傷害自己的身體。

美的標準的多元化只是假象，是時尚工業制造出來推銷各式商品的花招，在商業與消費的時代，反省女性美的標準，是文化批評需要持續進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