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可能控制未來的人，為什么連自己最親近的同事都不再相信他？

整理 | 王啟隆

出品丨AI 科技大本營（ID：rgznai100）

2023 年 OpenAI 那場看起來已經翻篇的董事會政變，突然又被人從檔案柜里抽出來，重新攤在了燈下。

那樁“舊案”，根本沒翻篇。外界后來一直在看的，其實只是這場風暴最熱鬧的那一層：誰輸誰贏，誰站隊，誰反殺，誰最后又回到了牌桌中央。

可再往下一層，很多問題其實一直都懸著。那幾個決定趕走 Sam Altman 的人，當時到底看見了什么，才會覺得這個可能控制未來技術的人，已經不適合繼續掌舵 OpenAI。

很多當年沒來得及細想的支線，也會一起冒出來。原首席科學家Ilya Sutskever為什么會倒向董事會，后來又迅速反悔。原 CTOMira Murati為什么會在風暴中心短暫接任 CEO，隨后又越來越不像會長期留在 Altman 體系里的那個人。Dario Amodei為什么會在更早的時候，就開始用私人筆記記錄自己對 OpenAI 領導層的長期失望。還有那些后來一點點散掉的安全承諾，被邊緣化的研究團隊，以及一輪輪被稀釋掉的治理約束。

把它重新翻出來的，是紐約客的最新報道。他們重新打開的，不只是一個人的爭議新聞，而是 OpenAI 從一開始就埋下的那個根問題，如果 AGI 真的是一種足夠危險、足夠強大的技術，那誰有資格掌舵它，誰又有資格被信任。

潘多拉魔盒

上百場采訪，此前沒有被完整披露過的 Ilya 備忘錄，以及 Dario Amodei 多年留下來的私人記錄，這些東西一旦被放到一起，事情的性質就會變。

因為它們共同指向的，不是一條足以瞬間擊倒 Sam 的單一“黑料”，而是一種更麻煩的東西，一種跨很多年、反復出現、由不同人從不同位置觀察到的模式。

過去兩年，外界其實已經默認接受了一個更省事的版本，2023 年那場 OpenAI 政變，本質上是一場失敗的宮斗。一群不懂商業現實的董事，在最關鍵的時候對一個最會贏的人發動了行動，結果五天之內就被員工、微軟、資本和現實反撲回來。

這個故事很順，傳播力也很強，所以后來越來越少人去追問，那幾個董事到底看見了什么，才會在那個時間點認定 Sam 已經不適合繼續坐在那個位置上。

而這次舊案重開的真正重心，也就在這里。外界后來最愛談的是結局，Sam 怎么回來，誰站錯了隊，誰輸了權力斗爭。可這次真正逼著人回頭看的，是動機，是董事會為什么會走到那一步，是那些后來被快速壓扁成一句“not consistently candid”（不夠始終如一地坦誠）的東西，究竟裝著什么。

如果把時間線重新排一遍，你會發現，2023 年那場風波后來之所以會被壓縮成“荒唐宮斗”，是因為結局實在太有戲劇性，幾乎蓋過了所有前因。

11 月 17 日，董事會突然出手

OpenAI 董事會在 2023 年 11 月 17 日宣布 Sam Altman 下臺，離開 CEO 職位，也離開董事會。公開給出的理由只有一句，非常短，也非常重，Sam 對董事會not consistently candid。同一時間，Mira Murati 被推成 interim CEO。

這個動作本身就說明，那次解職并不是毫無預案的瞬間沖動。至少在董事會看來，事情已經嚴重到需要立刻切斷 CEO 權限，同時安排過渡人選。

更關鍵的是，當時的董事會結構本身就很特別。OpenAI 的非商業母體理論上高于商業實體存在，董事的職責也不是優先保障公司估值，而是優先保障其憲章所承諾的“讓全人類受益”。如果在這樣一套結構里，董事會仍然認定 Sam 必須立即下臺，那就說明在他們眼里，這已經不是普通的管理風格問題。

Mira 當時不是邊緣人物。她是 CTO，長期負責 research、product、safety 等關鍵線。董事會把她推成 interim CEO，等于是在說，至少在那個瞬間，它相信公司還能在技術和執行層面維持基本穩定。

她并不是事后才被卷進來的過渡角色。她曾向 Ilya 的備忘錄提供材料，后來也公開表示，自己當時分享的內容是準確的，這就讓她在整個故事里的位置變得很不一樣。

微軟和員工的倒灌，讓權力天平迅速失衡

但這套方案幾乎還沒來得及展開，就被另一股更大的力量頂了回去。

微軟幾乎瞬間站到了 Sam 這邊。Satya Nadella 事先并不知情，但事情一出，他很快就為 Sam 和 Greg Brockman 提供了落點。緊接著，大量 OpenAI 員工聯名，威脅如果董事會不讓 Sam 回歸，他們就跟著去微軟。公開報道顯示，聯署人數很快從 500 人升到 700 人以上，幾乎覆蓋了 OpenAI 當時的大多數員工。

這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員工愛戴 Sam”這類表層敘事，而是 Sam 的權力基礎原本就不只在董事會里的正式地位。他同時掌握著資本信任、員工認同、產品神話和組織動員能力。一旦這幾股力量在極短時間內同時向一個方向倒灌，形式上的治理結構幾乎沒法頂住。

這場風波真正戲劇化的地方，在于它推進得太快了。

11 月 19 日，OpenAI 一度宣布由 Emmett Shear 接替 CEO。按常理說，這意味著董事會準備強行把組織重新穩住，哪怕代價是正面承受微軟和員工的壓力。

但現實幾乎立刻把這條路堵死。就在 Shear 上位的同時，微軟宣布 Sam 和 Greg 將加入微軟，領導新的先進 AI 研究團隊。員工聯署規模繼續擴大，Mira 的名字也出現在聯署名單里。

Ilya 隨后公開表示遺憾，說自己深深后悔參與董事會行動，愿意努力讓公司重新團結起來。

從這一刻起，局面實際上已經很難再逆轉。因為董事會面對的不是單一股東壓力，也不是少數高管反對，而是資本、員工、輿論和組織核心層同時向一個方向傾斜。到 11 月 22 日，Sam 回歸成為 CEO，Brockman 回歸，原來的董事會則被重組。

從結果看，這場風波像一場極短的系統故障。Sam 不僅回來了，而且回來得更強。因為在他復位的同時，原來的董事會結構被迅速拆解，新董事會重組，原本那套對 CEO 形成制衡的治理關系基本宣告失效。

這也是為什么 2023 那場風波后來越來越被講成一出典型的硅谷權力戲。

Sam 不是被趕下臺了嗎，結果五天后更強地回來了。微軟沒拋棄他，員工沒拋棄他，資本沒拋棄他，市場對他的信心甚至比之前還更穩了。

太順利了。順到連當時那句“not consistently candid”后來都像變成了一句禮貌性廢話，沒人在意 Sam 到底誠不誠實，仿佛那不過是某種無法公開說清的人際矛盾，是一些不成熟董事對一個高壓 CEO 的誤判。

匯在一起的支線

Ilya 的離開，代表的是最核心科學家對 Sam 的失去信任。

Ilya Sutskever 是那種在 OpenAI 敘事里天然帶著“核心科學家”光環的人。如果你真的相信 AGI 是一項接近核按鈕級別的技術，那 Ilya 本來就應該是最有資格判斷誰適不適合站在按鈕旁邊的人。

這也是為什么他的秘密備忘錄會那么重。重的不是里面用了某個特別狠的詞。硅谷的公司政治里，什么話說不出來。真正重的，是 Ilya 最后歸納出來的那個方向，Sam 的問題不是某一件事沒處理好，不是某一次誤導，不是某個節點上大家溝通不順，而是一種趨勢。

這次披露顯示，Ilya 不只是表達了抽象不滿，而是與同路人一起整理了數十頁 Slack 消息、HR 材料和解釋文本，用極度謹慎的方式發給其他董事。對一個平時更像研究者而不是政治操盤手的人來說，這個動作已經說明，他不是在發泄，而是在試圖說服別人，這件事已經嚴重到需要真正出手。

而且 Ilya 自己后來的搖擺也很有信息量。他既是推動罷免的關鍵人物，又很快對結果表達遺憾，甚至名字出現在員工聯署里。這不是簡單的人設崩塌，而更像在說明，即便是最早感受到危險的人，也未必承受得住那場反撲的現實強度。后來 Ilya 離開 OpenAI、創辦 Safe Superintelligence，本身也像一種余波——那場風暴過去了，但圍繞安全與控制權的根本分歧，并沒有消失。

Mira 從“擁躉”到離開，代表的是組織中軸也在發生裂解。

宮斗的陰影沒有從 OpenAI 的每一個人心里抹去。那一年 Mira 幾乎成為了 OpenAI 的形象大使，Sora 出來很多人采訪她、GPT-4o 出來很多人采訪她，而她在這些采訪無數次的說明，OpenAI 沒有問題，我們很相信 Sam Altman。

然后就在 Ilya 走后不久，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創始人之一 Greg Brockman 選擇長期休假，Mira Murati 也離開了。

這次披露里提到，她曾向 Ilya 的備忘錄提供材料，而且她后來明確表示，自己當時分享的一切都是準確的，自己現在依然支持這些材料。

這句其實很重。因為它說明，2023 那場風波里，問題不是只停留在董事會和一小撮安全派之間。至少在 Sam Altman 的“自己人”這邊，也有人認為，圍繞 Sam 的那些疑問并不是空穴來風，不是單純的意識形態誤判，而是確實存在的問題。

如果她在 2023 之后穩穩留在 Altman 體系里，很多人還能說，那場風波不過是一時混亂，后來公司還是恢復正常了。可如果連她這種位置的人，最終也和 OpenAI / Altman 分道揚鑣，那你就很難再把整個故事理解成單純的董事會錯判。它更像是在說，對這套領導方式的裂縫并沒有因為 Sam 復位而真正消失。

她不像 Ilya 那樣天然會被貼上“安全派”標簽，也不像 Amodei 那樣容易被解釋成“競爭對手的舊怨”。她越往外走，越說明這不是單一派系的反抗，而是公司中心層也在逐步失去穩定感。

Amodei 代表的是問題不是 2023 年突然爆發，而是早就積累了很多年。

如果真把 OpenAI 這些瓜比喻成甄嬛傳，那 Dario Amodei 怎么說也得是一位“前傳”人物，因為他不是 2023 年才開始懷疑 Sam Altman，更不是離開 OpenAI、創辦 Anthropic 之后，才突然回頭覺得哪里不對。

他多年留下了私人記錄，記錄的焦點并不只是一次沖突，而是圍繞安全、治理邊界和微軟交易條款等關鍵問題的長期失望。

這次披露中，一個特別關鍵的早期節點，是 2019 年微軟投資 OpenAI 時，Amodei 對一些可能削弱原始憲章精神的條款表達了警惕。比如 merge-and-assist 這種在正常商業邏輯里幾乎不可思議的條款精神，一度代表著 OpenAI 最極端也最自我克制的承諾，如果有另一個更安全、更對齊的項目先接近 AGI，OpenAI 理論上應該停下來協助它。可在現實交易里，這種精神很快開始與商業安排發生碰撞。

后來 Amodei 與妹妹 Daniela Amodei 等人離開 OpenAI，創辦 Anthropic，打造了我們現在全球爆火的 Claude 和 Claude Code，這本身就說明 OpenAI 的裂痕并不是留在公司內部被修補掉了，而是直接外溢成了一家新的公司。Anthropic 早期最重要的自我敘事之一，就是它試圖把安全承諾做得比 OpenAI 更硬、更不容易被商業壓力吞掉。

當然，故事后來也變復雜了。Anthropic 自己并沒有永遠站在道德高地上。隨著融資壓力、軍方合作、國家競爭邏輯一起壓上來，它后來也開始對資本、軍方需求和更現實的擴展壓力做出抵抗與妥協。這恰恰讓這條對照線更有力量。因為它說明，OpenAI 的問題并不只是 Sam 一個人的問題，它也是整個 AI 產業在資本和國家邏輯牽引下越來越難維持原始安全承諾的問題。

只要時間線被拉長，2023 那場政變就不再像一次單點爆炸。它更像是前面很多裂縫、很多沖突、很多積累，在某個瞬間集中沖到了董事會層面。

Sam Altman 為什么總是能贏？

OpenAI 從來不是一個普通 startup。它一開始就不是按“做出最好產品、賺最多錢”這種普通硅谷邏輯來敘述自己的。它最早的存在理由，是一套非常明確、甚至有點悲壯的前提：AGI 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強大、也最危險的技術，所以它需要一套不同于普通公司的治理結構，需要把 humanity 和 safety 放到公司利益之前，需要避免某個單一的資本方、單一的 CEO、甚至某個“會贏的人”天然掌控一切。

說得再直白一點，OpenAI 最早最重要的承諾，不是“我們會造出最強的模型”，而是“別讓錯誤的人控制 AGI”。當然，這里又可以引入人盡皆知的，馬斯克和奧特曼分道揚鑣的故事了。

總之，這條線不是停留在抽象口號上的。很長一段時間里，OpenAI 的近乎反商業常識的條款精神，都說明它是真的想把“安全優先于贏”寫進組織基因里。可到了后來，很多具體動作慢慢都在說明，這套東西正在一點點松掉。

這次披露里有幾個具體節點特別值得注意。

一個是 2023 年前后圍繞 superalignment（超級對齊）團隊的資源承諾。公司曾對外高調承諾，會把大量計算資源投入到這一方向。但實際在團隊里工作的研究者后來表示，真正到位的資源遠低于外界感知，甚至很多算力還落在更老舊的集群上。對一家已經把安全當成對外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公司來說，這種“語言上的優先級”和“資源上的優先級”不一致，本身就是一種信號。

另一個是相關安全與 readiness 團隊后來被削弱、邊緣化，甚至解散。也就是說，原本那套被當作組織護欄的東西，并沒有隨著模型能力上升而變得更硬，反而越來越像會在產品壓力、收入壓力和競爭壓力之下被挪開的部件。

再往外看，公司的語言也在變化。早期圍繞存在性安全的那種莊嚴敘述，慢慢被更輕、更商業、更地緣政治化的話語替代。OpenAI 仍然會說安全重要，但“安全”越來越不像一個足以約束擴張方向的原則，更像一種需要時可以拿出來的說法。

這一點如果和 2024 之后的方向一起看，會更明顯。OpenAI 越來越深地卷入國家能力、軍方合作、基礎設施、全球算力布局這些議題，技術的風險邊界沒有消失，組織卻越來越像一臺必須持續擴張的機器。那種最早寫在 Charter 里的自我克制，到了這里，已經很難再成為真正有效的制動器。

OpenAI 并不是在一個完全中性的商業環境里，偶然選了一個爭議 CEO。它本來就是一家公司格外強調“誰有資格掌舵這項技術”的組織。而現在，恰恰是在這點上，它暴露出了最大的裂口。

但 OpenAI 和 YC 的成功又證明了，資本的選擇或許對了。

所以，Sam Altman 為什么總是能贏？而且是在那么多原本應該約束他的結構失效之后繼續贏。

如果這是個中世紀故事，我會把 Sam Altman 比喻成類似魔女的角色，因為他很顯然有一種魔力，讓不同人都在某個階段相信他和自己的目標是一致的。

對安全派，他可以顯得比誰都懂風險。對監管者，他可以顯得比誰都更歡迎規則。對資本，他可以顯得比誰都更清楚算力競賽沒有退路。對員工，他可以顯得像那個最能把組織帶去更大未來的人。對政府，他又可以迅速切進國家競爭和地緣政治的語境。

這不是簡單意義上的“表里不一”。更像是一種極強的現實調度能力。紙面上的約束，他可以先接受；等約束真的開始生效的時候，再想辦法改掉。安全語言，他可以先講；等它開始妨礙產品和擴張的時候，再把它重新定義。治理結構，他可以先讓它存在；等它真的有機會對自己形成限制的時候，再在現實層面把它拆空。

尤其是在 AI 這件事上。因為 AI 今天已經不只是一個產品賽道了。它越來越像一種基礎設施，一種國家能力，一種戰爭能力，一種監管能力，一種未來經濟秩序的底盤。誰來決定它往哪里走，誰來決定它和軍方、政府、資本、全球數據中心怎么捆在一起，這些都已經不是普通公司治理問題了。

但硅谷就是這樣，資本就是這樣，所有公司都會向現實妥協，Anthropic 后來也一樣，Google 也一樣，OpenAI 只不過把這個問題演得更戲劇化而已。

所以紐約客在他們的文章最后提出了一個質問：如果連 OpenAI 這種一開始把“不能讓錯誤的人控制 AGI”寫進自己 DNA 的組織，最后都走到了這里，那我們今天到底還剩什么機制去約束下一次、更大規模的 AI 權力集中？

這個時代，到底還有沒有任何東西，能真正約束一個既會講故事、又能調動資本、員工、政府和技術神話的人。

如果答案越來越接近“沒有”，那這篇被重新翻出來的舊案，寫的就不只是 OpenAI 了。它寫的是，我們離自己最早說過最害怕的那種東西，到底還有多遠。

紐約客原文：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6/04/13/sam-altman-may-control-our-future-can-he-be-tru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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