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包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長聘副教授）

宏觀經濟學真正學會“見眾生”，去看見那些過去被平均數遮蔽的人，看見財富分布的起伏、債務結構的壓力、政策傳導的岔路，以及現實世界并不平整的表面。本文原載于財新網。

哈佛大學的路德維格·斯特勞布（Ludwig Straub ）獲得 2026 年克拉克獎，表面上看，是美國經濟學界又一次把聚光燈打在一位年輕明星學者身上；但如果只把它理解成“又一位天才得獎”，反而低估了這次獲獎的意義。

Straub 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他寫了幾篇強論文，而是他代表了一種正在改變宏觀經濟學問題意識和工作方式的新潮流。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宏觀經濟學熱衷于描繪一個會為未來打算、會平滑消費、仿佛還能代表全社會行動的“平均人”。可一旦模型中只剩下“一個人”，它也就幾乎注定難以真正看見現實世界中的貧富差距、資產多寡、債務壓力和個體處境的參差。這樣一來，收入分配、財富結構和不同家庭對政策的不同反應，往往不是被認真解釋，而是在模型一開始就被壓平。對這樣的模型來說，世界像一張過于光滑的紙；可現實并不是紙，現實更像一塊有褶皺、有厚薄、有折痕的織物。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Straub 的獲獎值得被看作一件“方法論事件”。它提醒人們，宏觀經濟學正在越來越認真地承認，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不只是由“平均人”決定的，還取決于不同的人站在什么位置，手里有什么資產，背著多少債務，對風險有多脆弱，拿到一筆收入后會馬上花掉，還是留到以后再花。過去被平均數遮蔽掉的差異，現在正重新回到理論中心。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概括這種變化，那就是 HANK。這個縮寫聽上去有點像人名，但它其實指的是一種新一代宏觀模型。它的核心想法并不復雜：現實中的家庭并不一樣，所以模型也不該假裝他們都一樣。Kaplan、Moll 和 Violante 的代表性論文正是沿著這個方向，系統展示了異質性家庭如何改變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更重要的是，HANK 不只是說“世界上有很多種人”，而是更進一步地說，這些人并不是三五類就能概括完的。

在技術上，這類模型往往把家庭看成一個連續分布。簡單說，并不是模型里有“窮人、富人、中產”三類人就算完了，而是承認家庭在收入、財富、債務和流動性上的位置，像光譜一樣連綿展開。于是，經濟中的總消費、總儲蓄、總風險承受能力，不再只是幾個類型相加，而是要對整個人群分布進行加總。正因為如此，這類模型比老式宏觀模型更能看見現實社會真正的層次感。所謂“世界的折疊”，說的正是這一點。

當然，思想上更貼近現實，并不意味著技術上就容易實現。很長時間里，經濟學家并不是不知道現實中存在收入分化和家庭差異，而是很難把這么復雜的人群分布真正放進可運算、可估計、可用于政策分析的模型里。要讓一個模型里不只有“一個人”，而是容納一整片連續展開的人群分布，背后需要大量計算。某種意義上說，HANK 的崛起，不只是觀念更新的產物，也是計算能力進步的產物。電腦更快了，算法更強了，整體算力上來了，許多以前“想得到但算不動”的模型，才開始真正進入主流研究視野。

Straub 與合作者在 Sequence-Space Jacobian 那篇重要論文中提出的方法，正是讓這類模型更容易求解和估計的關鍵推進之一。這也是 Straub 特別值得寫的一點。他不是最早打出 HANK 這面旗幟的人，但他是把這面旗幟真正變成可用工具的人之一。今天學界談起 HANK，往往會先想到 Kaplan、Moll、Violante 那篇幾乎已經成為路標的論文；但一條研究路線如果想真正改變一個學科，僅靠幾篇有啟發性的代表作是不夠的。它還需要一套能被別人反復使用、反復檢驗、真正拿來分析現實問題的工具箱。Straub 的強項，恰恰在于他與合作者一道，把異質性主體宏觀從一種“很重要但也很沉重”的研究方案，推進成了一套越來越可操作、越來越標準化的方法。

若借一個不太夸張的比喻，前人更多是在山里開路，而 Straub 這一代最出色的人，則是在把這條路修成真正能跑車的公路。一個學科的變化，往往不只是因為它產生了新想法，還因為它終于擁有了把新想法持續運轉下去的機器。對今天的宏觀經濟學來說，HANK 背后的這套計算方法和數值工具，正越來越像這樣的機器。它使得經濟學家不必在“現實一點”和“算得動”之間反復妥協，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時追求兩者。

Straub 的另一項代表性貢獻，是與 Auclert、Rognlie 等人一道，把財政政策的作用重新講得更接近現實生活。過去人們常問，政府多花一點錢，為什么會帶動經濟增長？一個直觀答案是，因為總有人會把這筆新增收入花出去。但真正重要的問題其實是：誰會花，什么時候花，花得有多快，又會持續多久？《The Intertemporal Keynesian Cross》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它把這個問題從一句直覺，推進成一套可分析的動態框架。

這件事的意義，并不只在于多了一個新術語。它真正改變的是看問題的方式。過去很多討論喜歡問“平均家庭會不會消費”，而這一路研究則提醒我們，政策的效果并不落在一個抽象的平均人身上，而是落在一整片分布之上。不同家庭會在不同時間、以不同速度把收入轉化為消費。有人今天就花，有人分幾個月慢慢花，有人即便拿到錢也先拿去填補債務缺口。于是，政策不是落在一張平面上，而是落在一塊有褶皺的布上，接著沿著這些褶皺流動。

從這個角度看，Straub 獲得克拉克獎的意義，并不只是“一個杰出年輕學者又多了一項榮譽”。對于計算經濟學，尤其是宏觀經濟學中更強調數值求解、異質性刻畫與分布動態的那一支而言，今年的克拉克獎無疑也是一種鼓舞。它等于公開承認一件事：把模型做得更能容納現實世界的參差，并不是技術旁枝，而正在成為宏觀經濟學的重要主干。

但真正重要的也許不是停留在鼓舞本身，而是繼續追問：宏觀經濟學還能走得更遠嗎？我想答案是可以，而且很可能會比許多人今天想象得更快。過去的計算能力提升，使宏觀經濟學開始有能力把更多異質性真正納入模型；未來，隨著算法繼續進步，尤其是人工智能越來越深地介入求解、逼近、估計和模型構建，這門學科完全可能變得更加計算，也因此更加貼近現實。它可以容納更多資產結構的差別，更多行為上的不對稱，更多時間上的拖尾效應，更多原先因為“太復雜”而被提前刪去的人群位置。

如果說過去的代表性個體模型更擅長“見自己”，看見的是一個邏輯干凈、結構優雅的平均人；那么今天以 HANK 為代表的這一波進展，則開始讓宏觀經濟學真正學會“見眾生”。這并不意味著簡化模型從此失去意義，也不意味著復雜就天然高明。它意味著的是另一件更重要的事：一門學科終于有了更強的工具，也因此有了更大的責任，去看見那些過去被平均數遮蔽的人，看見財富分布的起伏、債務結構的壓力、政策傳導的岔路，以及現實世界并不平整的表面。Straub 獲獎的意義，正在于它讓人們看到，宏觀經濟學不僅可以繼續追求優雅，也可以開始更有能力地擁抱世界的折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