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下旬，北京的北風像刀子一樣刮進軍委辦公廳的木窗縫，黃克誠把一張加密電報攤在桌上，短短幾十個字，卻直接改變了幾個人此后的命運：孫繼先必須在1958年1月前抵京，任務保密。電報傳到平壤郊外時，志愿軍后勤顧問團正在討論來年恢復工程，對孫繼先的調令無人敢多問，只感到事情非同尋常。

孫繼先當晚就坐上吉普，車燈劃過結著冰花的柏油路。他猜不透中央的意圖——四年前炮聲剛停，他才被派到朝鮮主持重建，如今又倉促返回，實在蹊蹺。副官小聲問：“首長，會不會是國內要打仗？”孫繼先搖頭，“動槍子的事早就該有風聲，這回怕是另一條戰(zhàn)線。”

1月5日清晨，專列駛進豐臺南站。統(tǒng)一著裝的迎接小組沒有寒暄，只遞上一封蓋著“絕密”戳的便函，讓他立即去中南海見周總理。灰蒙蒙的霧氣里，孫繼先意識到，這一次的使命也許比所有戰(zhàn)斗加在一起都重。

下午兩點，懷仁堂西邊的小會客室里，周總理放下茶杯，說話不急不緩：“國家要自立，得有長眼的家伙。聶帥提名你，去建導彈靶場，地點選好，隊伍拉好，速度越快越好。”兩句話把問題講透，卻把難度留給了執(zhí)行人。孫繼先應聲“服從”，眉心卻緊鎖——機械、測控、氣象、保密，樣樣離不開科技骨干，他一個指揮員懂指揮，卻沒幾本專業(yè)賬。

周總理顯然看出了顧慮，隨即抬手示意秘書遞來文件：“這是給你的第一項便利——空軍調撥一架伊爾14，機組聽你指揮，方便跑地方；第二項，你的吉姆車原車號保留，可以隨時進出中南海，有問題直接找我。”一句“有問題直接找我”，價值勝過千軍萬馬。

3月27日，中央軍委命令正式下達：“地20訓練基地”掛牌在酒泉南緣的戈壁。那是一片荒涼到沒有參照物的地方，白日塵沙迷眼，夜里星子亮得扎心。蘇聯(lián)專家建議再向西移十公里，理由是風偏數(shù)據(jù)更穩(wěn)定。孫繼先拍板“不挪”，因為再向西就是風蝕溝，修路成本翻番。選擇定下，工兵支隊立刻開挖井場，第一口井深三十八米才見濕沙，艱難可見一斑。

建場不是單靠蠻力。設備訂貨單上，雷達、氣球、計算機、火箭吊車一項比一項昂貴。財政部預算根本兜不住。孫繼先扛著材料在國家計委、兵器工業(yè)部門來回奔走，每天夜里十二點前沒有燈滅。有人勸他，“老首長，您歇歇吧。”他只回一句：“靶場一天不開張，國家就多一天挨打的危險。”

人才缺口更讓人頭大。軍隊系統(tǒng)打撈完，發(fā)現(xiàn)懂俄語又能看火箭圖紙的工程師不足二百人，而計劃書至少要兩千二。孫繼先干脆“化整為零”——海軍抽雷達兵，空軍抽氣象員，地方院校挑物理系高才生，連造船廠的鉚工也要拉來學焊接。他對新兵說：“這兒沒教科書，我們邊做邊寫，以后別人要學，就拿我們的教本。”

1959年仲夏，基地主樓剛蓋到三層，中央邀功臣進京。國宴席間，毛主席點名要見這位老部下。客廳里燈光柔和，主席笑著問：“聽說你那邊風沙大，行不行啊？”“有風有沙，也有辦法。”孫繼先答得干脆。主席叮囑：“老辦法是沖鋒，新戰(zhàn)場靠腦子。要學，要會用，不然就落后。”簡短交談，卻給了他最大的底氣。

同年冬，基地第一次合練，燃料泵堆壓過高，火箭險些在架上炸裂。技術組提議推遲試射，孫繼先拍板：“問題徹查，但日程不動。咱們不能永遠靠延遲來買安全。”整整七十二小時后，排氣管路改進完畢，首發(fā)近程導彈拖入試驗洞庫。那一夜，零下二十度，指揮所里沒人敢坐下，所有人站在鉛筆粗的紅燈前等綠燈一閃。

1960年11月5日10時，指令發(fā)出，“起豎—點火—升空”。幾秒后，戈壁深處傳來悶雷般巨響，尾焰劃出一道熾白的軌跡。觀測雷達屏幕上，弧線穩(wěn)穩(wěn)落入預定坐標，偏差不足一百米。嘈雜的山呼海嘯瞬間爆發(fā)，年輕的計算員抱著草圖原地蹦了起來。孫繼先只是大口喘氣，手卻在微微抖，他知道，這是無數(shù)人熬出來的結晶。

半個月后，總理的親筆批示送到基地：“首功歸全體參試人員，孫繼先記一等功。”他回信只寫了十六個字：“不敢居功，惟愿再戰(zhàn)，再攀高峰。”信紙上墨跡未干，已經被風沙染成土黃色。人們說戈壁荒涼，可在那里立起的那支導彈，卻讓中國的天空有了新的坐標。多年以后，基地擴編為戰(zhàn)略部隊發(fā)源地，后人提起開基往事，總忘不了那個黑瘦中將的背影——他說過，這是一條新的大渡河，不能失手，也永遠不要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