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時岳同志是相交30多年的老友，可以說是同時起步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工作的。他在學術上的鋒利見解和深厚功力，一直受到我的尊敬。近年來雖然知道他的健康狀況不好，但突然得到他逝世的噩耗，依然不能抑制我的震驚和痛惜。

說起來很巧，我們都是1947年在南京開始大學生活的。他進的是中央大學農學院農藝系，我進的是金陵大學歷史系(比章開沅同志低一個年級),但那時我們并不相識。

中國近代史在史學領域里是一門比較年輕的學科。1952年各大學的歷史系普遍開設中國近代史課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才廣泛地開展起來。李時岳同志很快就嶄露頭角。雖然他在北京大學隨邵循正教授做研究生，我在復旦大學，但他的才華已很引人注意，所以常能從朋友中聽到一些關于他的消息。1957年初，他的《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qū)的革命運動》一書由三聯書店出版。從我們這一代比較年輕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工作者來說，這大概是出版得最早的一部學術專著,使我們都受到很大的鼓勵和推動。

那時候和現在不同，史學領域內的全國性學術活動很少很少。直到1961年10月在武漢召開的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我們才有了見面的機會。因為大家都是30歲剛出頭，一見面就無拘無束地什么都談。范文瀾同志是大家都十分尊敬的前輩。會議期間，我們有一次一起聽了范老的報告，對報告中關于“兼弱攻昧”的一個論點都不太贊同。我只是在會下和他談談。李時岳同志卻在正式會議上直截了當地講了出來，并且說是我們兩個在一起談的。這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對尊敬的前輩在學術問題上有什么不同意見，也能在會上毫不含糊地談出來，這種耿直的品格，與眾不同的品質，李時岳同志在年輕時就表現出來，他一生從沒有改變過。

1962年，周揚同志主持的全國文科教材會議后，黎澍同志負責主編《歷史科學概論》,參加執(zhí)筆的有胡繩武、寧可、李時岳、謝本書等同志。李時岳同志寫的是關于史料學部分的章節(jié)。這是一個涉及知識領域廣泛、并且需要對傳統(tǒng)史學有較深了解才能寫的部分。我看過這部分打印出來的初稿，對李時岳同志在史學方面深厚的功力和清晰的思路，印象很深。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過去后，我們又重新相聚。大家都不再是年輕人了。但他給我的印象依然是那樣意氣風發(fā)、尖銳而直率，只是比過去顯得更從容和深沉了。那時，他和胡濱同志正在一起研究洋務運動的歷史。1983年在上海舉行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主持會議的黎澍同志鼓勵大家有不同看法時應該“指名道姓”地提出討論。我在會上就這樣談到不同意李時岳、胡濱兩位同志的一些看法。后來，我聽說胡濱同志對他的研究生講：金沖及和我看法不同，但我們仍是好朋友。這句話使我感到十分欣慰。至于同李時岳同志之間的融洽感情，從來也沒有過什么變化。他比我大兩歲。直到他去世前，每次見面，他總要笑瞇瞇地叫我“小金”。現在這樣稱呼我的人已經極少極少了。

李時岳同志是很有獨立見解的，并且敢于對重大問題明確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大家過去往往習慣地說：近代以來，中國逐步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講慣了，誰也不覺得這中間有什么問題。李時岳同志卻作了細心的辨析，提出這個過程中包括著兩個不同的趨勢：中國從獨立國家變?yōu)榘胫趁竦貒遥@當然是沉淪；但原來的封建社會，因為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而變?yōu)榘敕饨▏遥瑓s是一種上升的趨勢，不能籠統(tǒng)地稱作“淪為”。這個發(fā)前人所未發(fā)的論斷是很有道理的。我曾聽胡繩同志講到，他也贊成這個看法。

時岳同志在1985年寫了一篇《孫中山經濟思想研究的十個問題》。文章很短，而且只提出問題并沒有直接提供答案。但他提出的許多問題卻是重要而深刻的，很能給人以啟示。我?guī)状蝿袼杭热惶岢隽藛栴}，為什么不把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寫出來，成為一篇或一批很有分量的論文?他總是笑笑，不作回答。前年遇到他，他忽然告訴我，他要“封筆”了。我很吃驚，說：你講這個話未免太早了。他依然笑瞇瞇地回答我：身體不行了!我頓時有一種凄涼的感覺。我知道他近年來健康狀況很差，連上樓也喘得厲害，也許真是力不從心了。在他腦海里一定還有很多沒有寫出來的具有重要意義的思想閃光。希望他的學生或助手能夠把它整理出來，或者把它發(fā)展成為論文或著作，不要讓它湮滅掉，否則就太可惜了。

李時岳同志去世前沒有多久，還有一件使我很感動的事。那就是孫中山基金會準備出一套孫中山研究叢書。黃彥同志囑我把過去寫的有關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論文編成一個集子，納入這部叢書中。我當時正忙于一些雜事，匆匆忙忙地把以前所寫有關甲午戰(zhàn)爭后到20世紀初的一堆論文湊在一起就寄去了。不久，黃彥同志從廣東打長途電話給我說：有些編委看了，覺得內容太蕪雜，這樣拿出去對我并不好。并且告訴我：這是李時岳同志的意見。這個意見是完全正確的。我立刻從中抽去了六七篇同孫中山沒有直接關系的文章，再從我和胡繩武同志合作而由我執(zhí)筆的文章中選了四篇補上，文章的次序也重新編排了一下，第二次寄去。后來，黃彥同志再來電話，說這樣比原來好多了。我深深感到：恐怕只有多年的老友，而且是有著他那種性格的人，才會這樣毫不客氣地將意見直言相告。但決沒有想到：這是他最后一次給我的直接幫助了。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來源：《李時岳先生紀念文集》，遼寧古籍出版社，1998年。